摘要：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汉代楚辞学研究的最高峰，作为研究《楚辞》最有权威价值的最早的注本，近几十年来较受学者们重视。对王逸注《楚辞》，大多数学者是从其“依经立义”方面来分析，也有少数学者探析了《楚辞章句》中的审美元素。文章将从王逸的政治家、文人和读者三种身份来试析王逸注释《楚辞章句》成功的缘由。
关键词：王逸； 《楚辞章句》；政治家身份； 文人身份；读者身份；缘由
前言
王逸是汉代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全面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楚辞学在王逸这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于汉代经学盛行，学者大多从经学入手来研究《楚辞章句》。然而一部权威性的经典著作，其价值绝不仅仅在其经世致用，“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必定是“金相玉质”而“百世无匹”。文章就将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分析王逸作为政治家、文人和读者的身份来解读其注释成功的缘由。
一、政治家身份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孔子的“兴观群怨”和孟子的“知人论世”，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批评文学作品。这种外部批评方法对于我们了解作品的时代因素和作者的生活环境非常有用。我们分析王逸的《楚辞章句》当然可以从社会身份来入手。
王逸，字叔师，东汉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其生卒年不详。《后汉书・文苑列传》略有记载王逸事迹：“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1]
王逸事虽记载于《文苑列传》，但他是朝廷的官员，其身份首先是政治家。入京上计者称“上计吏”，战国秦、汉时地方官年终时要向国家汇报情况，王逸最初应为楚地地方官员。而汉王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就是楚地人，皇氏成员及大臣也有很多楚人，统治阶层对的《楚辞》颇为偏爱。儒家经学是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尊经”和“言必称经”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王逸必然会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影响。
王逸生于楚地，与屈原“同土共国”，对屈原及其作品有一种天然好感，所以他对 “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极为钦佩，再加上王逸自幼就博学多才，王逸得统治者赏识就不用感到奇怪。西汉时期统治者“征天下能为楚辞者”，这种情况下，作为上计吏的王逸到朝廷汇报情况肯定就会得到统治者的亲睐，顺理成章举为较书郎。
《楚辞章句》大概是王逸身为校书郎时所作，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王逸“依托五经”，在经学章句体例下对《楚辞》进行注解。思想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在学术上又有较高的价值，因此，王逸获得肯定，学而优则仕，仕途上平步青云，可以常伴君王左右，参与朝政，常备顾问应对。虽然是王逸使得《楚辞章句》在楚辞研究上立于首位，我们更可以说是《楚辞章句》成就了王逸。
二、文人身份
尽管王逸是以朝廷官员的政治身份受命校书，但其本质上还是文人出身。对一个文人来说，王逸生活时代的外部政治环境确是不理想的。在东汉全盛时期的“明章之治”后，外戚日益跋扈，外戚与宦官两股势力开始明争暗斗，朝政日益衰败。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得政治环境日益腐朽黑暗，在这种环境中，朝中文人就发生了分流，“一是清谨自持而不能匡补时政者，姑称为‘中庸派’；二是勇于谏净、临危不惧者，姑称为‘谏净派’；三是绝望于时政而弃世者，姑称为‘隐士派’。”[2]
王逸作为一个没有实权的文人政治家，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下究竟该如何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拯救黎民苍生，恐怕此时是最无力的办法便是诉诸笔端了。而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和崇拜的屈原便是王逸用来激励世人最有力的武器了。王逸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当时屈原生活的楚国，奸佞小人横行，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情况相似。
屈原勇于直谏和以身殉国的伟大精神深受王逸钦佩，王逸在《离骚序》中评价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氏，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3]在东汉朝廷混乱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许想过跟屈原一样“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而他是一个校书郎，此时还没有伴君侧，他不平却不能鸣，在朝事中没有发言权，所以他只能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发愤著书，把自己经国致用的抱负寄托在同是文人出生的屈原身上。
三、读者身份
众所周知，身份不同，阅读时的心理过程就不同，对文学作品的诠释自然不一样。对于《楚辞》而言，王逸的第一身份还是读者。他以读者的身份对《楚辞》进行批评和再创作，体现出了他的审美自觉。
王逸在《离骚》小序中，介绍了屈原的生平和屈原创作《离骚》的原因后，对《离骚》文本借《诗经》的比兴手法作了精彩的评价“《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3]这种“香草恶草”、“宓妃美人”、“龙凤小人”的类比法明显看出王逸以审美的态度来读《楚辞》。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不管它的创作目的和结果是功力的目的还是非功利的目的，在创作的过程中都需要以非功利性的态度才能成功，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楚辞章句》之所以奠定了在研究《楚辞》文本的学术价值，与王逸在创作过程中的非功利态度有极大关系。也就是因为这种态度，作为读者的王逸才能更好的关注文本的文学元素。
邓声国从“言志抒情的审美批评”，“‘揭举优游婉顺’的行文格调”和“民间文学话语的文学注释视角”[4]三个方面探析了《楚辞章句》中的文学元素。陈松青注意到了《楚辞章句》中的一种特殊的注释形式，即可以称文学视角的“八字注”[5]形式，他还认为“王逸注语常常采用诗性的语言，优美的词语，整齐的八字韵语，逞才抒情，严重偏离了注释的原则。”[6]
以《离骚》为例，屈原第一次在犹豫是否要远离楚国时说道“悔相道之不察兮，延泻跷峤反。”注解中，引《诗经》中的内容，借用比干伏节死义的故事来细致描绘屈原的徘徊犹豫的心理活动。在女劝诫屈原周合与众，屈原举史说义表明自己立场一节中，对于历史典故，王逸见过书面记载就详细说明，没有的就自编情节来注释或者已经说明迭篇。如“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王逸解释《九辩》、《九歌》为禹乐，洪兴祖在补注中说是天帝乐，为启登天而窃。王逸没有见到《山海经》记载过，所以就自编了情节。对于不同的历史说法，王逸在说明自己的看法后会通过“或曰”等方式指出，如“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是奔属”一句，在注解后王逸继续说明“或曰：驾乘龙云，必驾疾风之力，使奔属于后。”王逸通过讲故事这种小说家的创作方法的注解方式，使得《楚辞章句》，更接近文学文本，所以在其他训诂作品中脱颖而出。
结论
《楚辞章句》之所以是汉代研究楚辞学最成功的作品不是某一方面的原因，文章试从王逸的政治家身份、文人身份和读者身份来分析了其成功的缘由，从而使我们对王逸及其作品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