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歆在校理秘府藏书的时候，判定出古文经书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为了宣扬其学术主张，他通过整理图书的有利条件来影响当时的学术思想以及古文经学派的发展。刘歆的《七略》大致成书于古文经学派成立之前，其博采众家之长的观点影响了古文经学派的思想。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方面分析《七略》对古文经学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七略；古文经学派；影响
在西汉广立今文经博士以后，大量出现以战国以前的文学―一大篆写定的儒经，而且后来传授这种儒经的儒师们对同一种书、同一经文所持见解与今文经学派有所不同，甚至很不相同，对应今文经学派，称此派为古文经学派。古文经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经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一些民间的儒生将古文经书藏起来，在汉代前期被相继发现。
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为扩大宫室而拆毁孔子旧室，于坏壁中得古文经《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多种；孔安国将《古文尚书》译成今文，并发现《逸书》十多篇，从此儒经有今文与古文的区别，并且《尚书》篇目的增多也从此开始。大体与鲁恭王于孔壁获古文经的同时，河间献王刘德征购到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诗》、《春秋左氏传》等多种。古文经的出现，便为好古求异的人所热衷，研习的人们趋之若骛，他们即为古文经学派。
一、《七略》成书于古文经学派成立之前
据阮孝绪《七录序》，刘歆的《七略》，是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别录》是刘向校书时所撰叙录全文的汇编，篇幅比较多。《七略》是摘取《别录》内容成书，比较简略，所以叫做“略”。《七录序》谓：“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故称《七略》。
辑略为说明其他六略的意义与学术源流，阐述六略的相互关系和六略书籍的用途，是六略之总最，诸书之总要，相当于全书的概要。六略共三十八种，即刘歆对当时书籍的分类。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谓：“刘歆《七略》……首之辑略，以总集诸书之要，则分列品题，实六略耳。班固《艺文志》，增入五家，而省其十家，共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篇，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歆原书三万三千九十卷，固节其猥冗，仅得十之三四”，“然《七略》原书二十卷，班氏《艺文》仅一卷者，但存其目耳”。
作为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第一次展示出我国古代分类图书的方法，并确立了新的著录方法，奠定了我国古代分类编目图书以及校勘整理图书的基础，对图书分类整理的发展以及古代的文化发展有相当的贡献。《七略》对于图书的整理，主要是按照六分法来完成的，将图书分为六类系统地书目。刘歆编著的《七略》与《别录》基本包括了当时大大小小的书籍，他讲图书分为六大类，六大类下又分为三十多小类。在书的前面加上叙录，来说明大类图书与小类图书的思想内容。这样的分类方法，使得图书整理在一起，处于一个有很高学术水平的系统中。在当时的欠发达的文化背景下，这样的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文化图书分类，对学术界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
西汉建平元年，以刘歆的《移太常博士书》为标志，古文经学派最终形成。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接着，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而《七略》是何时成书的，学术界已无法考辨。但从刘歆移书后便被贬为河内太守而并非在京师，《七略》应当是完成于移书也即古文经学派形成之前。根据《七略・辑略》曾记载道“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乱”。而《移太常博士书》记载：“及父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阵，孔子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两篇文章中都孔子的微言大义，以及战国战乱纷争，仔细揣摩两者关系，得知《七略》影响了《移太常博士书》。由此可以看出，《七略》对于古文经学派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七略》的思想观点影响了古文经学派
西汉学者刘歆作《七略》，其中《诸子略》将先秦和汉初诸子学派分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并分别指出其学术渊源及主要特点。十家中小说家属于艺文，除去不算，称为九流。刘氏父子在其《别录》《七略》中论及古今经学思想的演变时，都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的，认为先秦诸子的起源是人创造的，脱离了神学以及阴阳灾异的迷信思想，开始向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古文经学靠拢。而重要的是，《七略》中体现出来的人文主义精神，随着刘歆的广泛传播而被更多的学者所接受。由此可见，《七略》对古文经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刘歆在编书、校书的过程中，继承其父亲刘向的优良传统，综合西周以来特别是战国的重要书籍，进行长期地整理编辑图书工作。对于书目的不同版本，首先要把各个版本先收集起来，进行逐字逐句的对照，辨别它们之间地差异，从而比较书地优劣，择善而从，写成一个权威的定本。对于一部书的编排，要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各个程序。刘歆对于不同学派的学说以及书的不同版本，都可以博采众家之长，客观冷静地对待。对于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如诸子百家是离经叛道之说的观点，刘歆并未摒弃诸子百家。在《七略》则将它们列为九家加以介绍，并认为“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甚至对当时“君子弗为”的小说家也加以家少，并认为“如或一家可采，此亦刍狂夫之义也。”刘歆对于各家各派的学说的客观态度，以及博采众家之长的观点也对古文经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七略》一书是对先秦至西汉的学术文化的总结，它体现了汉代独尊儒术、推崇“六经”的时代思潮，刘歆等人通过整理典籍，梳理学术脉络，为经学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刘歆在校理秘府藏书的时候，发现了古文经，并判定出古文经书的价值远远优于今文经。于是刘歆利用他校书和编写书目的权威地位，宣扬自己的学术主张，以此影响当时的学术思想以及古文经学派的发展。刘歆通过确立古文经学的合法地位使得古文经学逐渐立于官学。这也正体现了章学诚所说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传统是“便章学术，考镜源流”。《七略》虽已亡佚了，但班固《汉书・艺文志》，删除《七略》中的辑略，保留了其中的内容，把辑略中的总序列于六略之前，大序列于六略之后，小序列于三十八种之后。在分类方面，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著录书籍方面，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增加了《七略》完成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写的著作。凡著录上的删补，分类上的合并、改移，班固均在自注中注明“出”、“入”、“省”若干家、若干篇，以示更改之处。因此，《艺文志》虽仅得《七略》十之三四，但存其目，还是据以可窥见《七略》之概貌。因此《汉书・艺文志》基本可以等同于《七略》，它受到古文学者的高度重视，就是因为刘歆校书和编写书目的思想已与当时的学术思融会贯通，不仅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汉代的思想文化成果，也反映出了汉代当时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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