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鼓励养殖户及时上报疫情是控制禽流感扩散蔓延、维护社会公众生命安全的重要举措。那么，如果要使养殖户自愿上报疫情，合理的补偿标准应该是多少？利用宁夏中卫沙坡区实地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养殖户上报疫情意愿及其意愿受偿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而测算养殖户在愿意上报疫情情景下可接受的补偿标准。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可接受的补偿标准分别平均为22.41元/只、31.87元/只，对5个月龄蛋鸡的意愿受偿标准最高，分别达到35.21元/只、53.55元/只。提出建立疫情损失的联动补偿机制，提高疫情补偿标准，对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实行差异化疫情补偿政策。
关键词：禽流感；散养户；规模养殖户；受偿强度；补偿标准
中图分类号：F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5-0082-08
引 言
近年来，我国家禽业得到迅速发展，为繁荣农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巨大贡献，但禽流感疫情的不断出现，不仅威胁公众食品安全和生命健康，同时也使家禽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禽流感爆发后，及时扑杀疫点、疫区的染病家禽或疑似染病家禽是目前控制禽流感疫情扩散和蔓延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1]3，但也给家禽养殖户带来严重经济损失，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一次禽流感发生会造成家禽养殖户的人均家禽养殖收入平均降低65%，人均收入下降29%[2]。为此，国家出台《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经费管理的暂行规定》等行政法规给予补偿，补偿标准为对每只被扑杀的鸡、鹅、鸭等禽类补贴10元，各地区可根据家禽种类和体积等实际情况自己确定补助金额。然而，现有补偿标准过低、仅能弥补养殖户损失的43.8%[3]，忽略家禽类别、家禽体重等，对被扑杀的家禽按只补偿统一金额有失公平性[4]，引起87.91%的规模养殖户对补偿标准表示不满意[1]115-116，导致养殖户主动上报疫情的比例较低，仅有9.1%的养殖户有上报疫情经历[5]。可见，确定合理的疫情补偿标准，完善禽流感疫情补偿政策显得尤为迫切。
补偿标准是补偿政策最实质和最核心的部分，直接关系到补偿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如何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康小玮[6]认为应在综合评价完全补偿额度、成本补偿额度和国家能够承担的补偿额度三个方面问题的基础上确定合理可行的补偿标准，而梅付春[1]141发现只有将补偿标准提高到禽主满意的市价水平，才能鼓励禽主主动上报疫情，杜绝养殖户道德风险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补偿标准缺陷，但这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政府支出成本。还有学者从受偿意愿的角度对补偿标准进行研究，Yakhshilikov等[7]发现养殖户的受偿意愿因其饲养品种的多少、饲养规模而异，即饲养品种多且饲养规模大的养殖户其受偿意愿高于饲养品种单一且饲养规模较小的养殖户；对同一类别的家禽，养殖户的受偿意愿会因其健康状况而异，即对健康家禽的受偿意愿最高，其次是有风险家禽，最后是发病家禽，其中，发病家禽的受偿意愿仅为健康家禽受偿意愿的一半。王凤霞[8]则从主动上报疫情角度分析养殖户的受偿意愿，认为在提高补偿额度的条件下能够提高养殖户的报告意愿，在保证规模养殖户的报告意愿在50%以上的基础上，需要对蛋鸡补贴8～10元/只，对肉鸡补贴6～8元/只。
目前有关禽流感补偿标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偿标准评价和优化方面，从养殖户受偿意愿角度研究补偿标准的文献较为缺乏。养殖户不仅是生产主体，也是补偿标准的接受者，从养殖户受偿意愿角度确定补偿标准可以使其更公平、更有效[7]。基于此，文中以疫区蛋鸡养殖户为例，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养殖户上报疫情意愿及其意愿受偿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而测算养殖户基于上报疫情可接受的补偿水平，为优化禽流感补偿标准，防控禽流感扩散蔓延和促进家禽业健康持续发展等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分析
在禽流感应急处理过程中，养殖户选择上报疫情将要承受额外的成本，如果政府没有给予合理补偿，养殖户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将放弃配合扑杀等行为，甚至还会基于扑杀行为的分散性及市场交易的相对便利性而寻求藏匿、隐瞒以供私下交易或事后交易等其他利益实现方式[9]，因此，养殖户上报疫情需要合理的补贴来激励。禽流感补偿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补贴前后整体社会福利的变化取决于养殖户的受偿额度和政府的补偿力度，只有当政府的补偿标准不小于养殖户的意愿受偿额度时，才能激励养殖户把上报疫情等行为需求变为现实选择。
文中基于希克斯（Hiks）补偿变动（CV）和等价变动（EV）原理，借鉴刘军弟等[10]的分析框架，分析养殖户和政府基于上报疫情的受偿意愿和补偿意愿。文中把养殖户上报疫情行为表征为禽流感应急处理的改善，如图1所示。设定养殖户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P，效用曲线为U，预算线为X，希克斯补偿需求曲线为H，横轴X1 表示禽流感应急处理中养殖户上报疫情的投入量，纵轴X2 表示禽流感应急处理中养殖户其他行为投入量。假定养殖户初始效用水平为U0 上的A点，现因上报疫情增加了养殖户的机会成本和生产成本，福利下降为U1上的B点，同时对禽流感应急处理中上报疫情的投入量从OM减少到ON，意味着及时防控禽流感疫情扩散蔓延及疫后家禽业健康持续发展受到影响，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有所降低。如果欲使养殖户恢复到A点时的效用水平，就需要给予一定的货币补偿（EV），即EV度量的是养殖户选择上报疫情为避免效用水平下降所需的最低补偿意愿（受偿意愿，WTA）。由希克斯补偿需求曲线H0（P0，U0）可知，P0 与P1之间H0（P0，U0）曲线左边的面积SP1 C′A′P0 为EV的大小，即养殖户受偿意愿（WTA）的大小。P0 与P1之间预算线X（P，M）左边的面积SP1 B′A′P0 为养殖户上报疫情投入的成本支出。
同理可以推导出社会其他成员对上报疫情的补偿意愿。假定其他社会成员原始的福利水平为U1 上的B点，养殖户上报疫情后，禽流感疫情及时得到控制，家禽市场价格波动得到缓和，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提高到U0 上的A点，因此，CV可以度量其他社会成员为达到U0 上A点的福利水平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即其他社会成员对禽流感疫情的应急处理的补偿意愿，其大小可以用P0 与P1 之间H1（P1，U1）曲线左边的面积SP1 B′D′P0 表示。由图1可知，养殖户上报疫情的受偿意愿>B殖户上报疫情的成本支出>其他社会成员对禽流感应急处理的补偿意愿，可见，其他社会成员的补偿意愿不足以激励养殖户上报疫情，需要政策激励；同时，有效激励养殖户的补偿额度必须满足养殖户的受偿意愿（WTA）。 （二）模型构建
养殖户在上报疫情情景下的受偿意愿是养殖户在上报疫情前后保持效用无差异的最低补偿要求。假设养殖户愿意上报疫情的效用为U1，则该效用可表示为：
养殖户不愿意上报疫情的效用为U0，则该效用可表示为：
二、数据来源、问卷设计与样本特征
（一）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成员于2014年6月对宁夏中卫沙坡区进行的实地调研。选取该区域主要基于以下两点：（1）该地区蛋鸡生产始于20世纪90年代，为宁夏乃至西北地区养鸡第一大市，参与蛋鸡养殖的农户较多且集中；（2）2012年4-6月发生禽流感疫情，当地政府扑杀蛋鸡 513 万只，养殖户损失严重，选择该地区研究养殖户对补偿标准的受偿意愿具有代表性。调查抽样过程为：首先在沙坡区的乡镇中抽取出2012年发生禽流感疫情的宣和镇和永康镇，然后在两个镇选取5个养殖园区（宣和养殖一园区、二园区、三园区、四园区、永康养殖园区）和12个村（宣和村、宣和林场、永和村、张宏村、三营村、旧营村、何营村、赵滩村、沙滩村、徐庄村、彩达村、永康村）的400名养殖户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获得问卷400份，有效问卷为363份，问卷有效率为90.75%，其中，散养户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5）》中饲养业品种规模分类标准定义，并结合调研区域养殖户饲养规模的实际情况，文中将蛋鸡饲养规模在 300 只及以下的养殖户定义为散养户，把300 只以上的养殖户定义为规模养殖户。样本105份，规模养殖户样本258份。
（二）问卷设计
问卷调查涉及养殖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疫情风险认知、补偿政策认知等方面的内容。重点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亦称意愿调查法）进行情景描述，询问养殖户对上报疫情的意愿及其意愿受偿强度，分别由两个核心问题构成。首先询问养殖户“如果政府给予一定的疫情损失补贴，您是否愿意上报疫情？”，如果养殖户回答“愿意”，则继续询问“您愿意接受的政府补偿强度（补偿标准对疫情损失的补偿程度）是多少？”，答题选项为：A.[0，10%]，B.（10%， 20%]， C.（20%， 30%]，D.（30%， 40%]，E.（40%，50%]， F.（50%，60%]，G.（60%，70%]，H.（70%，80%]，I.（80%，90%]，J. （90%，100%]”。
在调查样本中，散养户有105户，占28.39%，规模养殖户有258户，占71.61%，样本农户以规模养殖户为主。从性别来看，养殖户性别以男性为主，其中散养户男性占比为67.62%，规模养殖户男性占比为70.16%，这与农村男性通常在家庭生产决策中具有主导地位相一致。养殖户年龄范围为23～74岁，主要集中在30～57岁，分别占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87.62%、91.09%，但两者的平均年龄相差不大，都在45岁左右。养殖户文化程度主要为初中及以下，分别占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88.57%、71.71%，可见，规模养殖户文化程度略高于散养户。养殖户养殖年限主要为7～12年，其次是7年以下、13～18年和19～24年，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平均养殖年限分别为10.25、11.05年。散养户中拥有2个劳动力的农户最多，占40%，其次是拥有3人（27.62%）和4人（18.10%），规模养殖户中拥有劳动力人数为3人的占比最高，其次是2人和4人，即规模养殖户平均拥有劳动力人数略高于散养户，这可能跟饲养规模有关，饲养的蛋鸡越多，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大。散养户养殖收入占比都小于20%，而规模养殖户养殖收入占比为80%以上的居多，其次是61%～80%，可见，与散养户相比，规模养殖户收入多样化程度低，主要依靠养殖收入，疫情风险分担能力较低，一旦发生禽流感，规模养殖户将遭受较大损失。
三、养殖户禽流感补偿标准测算
（一）变量选取及描述性分析
养殖户上报疫情情景下的受偿水平分为两个阶段，文中选择“如果政府给予补偿，您是否愿意上报疫情？”和“您愿意接受的补偿强度是多少？”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调查问卷中基于养殖户上报疫情的受偿强度是个区间值，根据统计学原理，借鉴徐大伟等[11]的做法，利用各区间的中值来代替。调查数据显示，在政府给予一定补偿作为激励的情况下，77.14%的散养户和74.41%的规模养殖户愿意上报疫情。在相关研究[5， 7-8， 12]基础上，选取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禽流感疫情认知和政策认知4个方面的16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具体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规模养殖户对禽流感一般知识（发病症状、原因、传播途径）的认知，以及对禽流感对家禽生产造成损失程度的认知、禽流感是否会传染人的认知均高于散养户。无论是散养户还是规模养殖户对补偿政策都处于不了解状态，对政府实施的补偿政策持不信任态度，且对目前补偿政策满意程度较低。
（二）养殖户上报疫情意愿及其意愿受偿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统计软件Stata12. 0，采用 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养殖户上报疫情意愿及其意愿受偿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所示。
1.个体特征因素。性别负向影响散养户上报意愿，且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正向影响散养户受偿强度，并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女性上报疫情的意愿高于男性，且期望得到较高水平的补偿。可能的解释是与男性相比，女性一般主要负责家禽生产，对禽流感的风险认知高于男性，同时风险承受能力低于男性。年龄负向影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上报意愿，且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养殖户年龄越大，越不愿意上报疫情，可能是因为养殖户年龄越大，越不愿意改变，这与林光华等[12]结论一致。
2.家庭特征因素。养殖年限正向显著影响散养户上报意愿，且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是因为养殖年限越长，饲养经验越丰富，对禽流感带来的风险越了解，上报疫情的意愿越大。家庭劳动力对规模养殖户受偿强度的影响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且方向为正，表明规模养殖户家庭劳动力越多，可接受的补偿强度越大。可能的解释是规模养殖户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家庭劳动力越多意味着生产投入越多，损失越大，同时疫后需要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较高，所以可接受的补偿水平较高。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受偿强度，这意味着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养殖户希望得到的补偿水平越高。可能的原因是散养户家禽饲养较少，上报疫情带来的正效应（损失补贴）远远小于其带来的负效应（遭受周围邻居、村民等抱怨），上报积极性较低，如果x择上报，则希望得到较高的补偿水平来弥补自身承受的负效应，而对于规模养殖户来说，80%家庭收入来自养殖收入，收入水平越高意味着饲养家禽越多，而疫情发生后遭受的损失也越大，所以希望得到的补偿水平也越大。 3.禽流感认知特征因素。对禽流感给家禽生产造成的损失程度正向影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上报意愿，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正向影响规模养殖户的受偿强度，并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禽流感给家禽生产带来的损失越大，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上报意愿越大，同时规模养殖户期望得到的补偿水平越高。可能的解释是疫情损失程度越大，意味着养殖户的家禽发病死亡比例越高，在现有政府大力监管不安全销售行为情况下，养殖户成功出售大量病死家禽的机会较小，被政府惩罚的风险较大，养殖户更愿意主动上报疫情，同时因为规模养殖户饲养的家禽较多，疫情损失自身无力承担，期望政府给予较高水平的补偿。
4.政策认知特征因素。对禽流感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显著正向影响规模养殖户的上报意愿，同时显著负向影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受偿强度，表明越了解疫情补偿政策，规模养殖户越愿意上报疫情，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可接受的补偿水平越低。可能的原因是养殖户越了解补偿政策的目的、内容、发放方式、发放速度等，越积极响应政府的疫情补偿政策，也就越愿意上报疫情，同时对补偿水平的期望也更为理性，相对较低。对政府实施补偿政策的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规模养殖户的上报意愿，同时负向显著影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受偿强度，可能的原因是养殖户对补偿政策信任程度越强，认为自己得到疫情补偿的概率越高，越倾向于上报疫情，同时对补偿水平的期望也越理性。对补偿政策的满意程度正向影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上报意愿，同时负向显著影响规模养殖户的受偿强度，表明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对补偿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上报疫情的积极性越大，期望的补偿水平越低，可能的解释是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如果对补偿政策感到满意，就会积极上报疫情，配合政府扑杀，同时也不会期望更高水平的补偿。
（三）基于养殖户上报疫情的受偿强度测算
研究养殖户上报疫情情景下受偿强度的影响因素，是为了测算养殖户基于上报疫情的平均受偿强度。利用Stata12.0统计软件，采用 Heckman两阶段模型中期望计算方法（公式7）估计养殖户在上报疫情情景下受偿强度的期望值：
因此，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在上报疫情情景下愿意接受的平均补偿强度分别是55.23%和65.77%。
（四）养殖户上报疫情情景下补偿标准测算
从理论分析可知，养殖户作为理性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如果其疫情损失得不到合理补偿，就不会上报疫情，这样不利于禽流感疫情的防控和家禽养殖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这意味着政府合理的补偿标准应不小于养殖户基于上报疫情的受偿标准，否则补偿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基于养殖户上报疫情的受偿标准来确定合理的禽流感疫情补偿标准。在已知养殖户愿意接受的疫情平均补偿强度情况下，核算出养殖户遭受的疫情损失即可得到养殖户愿意接受的补偿标准。养殖户遭受的疫情损失不仅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还因其饲养蛋鸡的月龄而异，利用刘明月等[13]对疫区养殖户疫情损失的测算结果，评估激励养殖户上报疫情的补偿标准，具体分布如表4所示。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愿意接受的补偿标准呈不规则的倒“V”型分布，饲养1个月龄蛋鸡可接受的补偿标准分别为14.98元/只、22.86元/只，之后呈上升趋势，饲养5个月龄蛋鸡可接受的补偿标准最高，分别为35.21元/只、53.55元/只，之后逐渐下降，饲养17个月龄蛋鸡可接受的补偿标准分别为11.05元/只、12.47元/只。散养户平均损失为40.58元/只，平均受偿强度为55.23%，所以散养户基于上报疫情可接受的补偿标准为22.41元/只。规模养殖户平均损失为48.45元/只，平均受偿强度为65.77%，所以规模养殖户基于上报疫情可接受的补偿标准为31.87元/只。
四、结论与启示
利用宁夏中卫沙坡区微观调研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养殖户上报疫情意愿及意愿受偿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而测算养殖户基于上报疫情的补偿标准，得到以下结论：（1）养殖户上报疫情的意愿主要受年龄、对禽流感给家禽生产带来的损失程度认知、对补偿政策满意程度的影响，其可接受的补偿水平主要受家庭收入、对禽流感补偿政策了解程度、对政府实施补偿政策信任程度的影响。（2）在养殖户愿意上报疫情情景下，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愿意接受的补偿强度分别为55.23%、65.77%，可接受的补偿标准分别平均为22.41元/只、31.87元/只，规模养殖户高于散养户。（3）在上报疫情情景下，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愿意接受的补偿标准因蛋鸡月龄而异，对5个月蛋鸡的意愿受偿标准最高，分别达到35.21元/只、53.55元/只。
根据以上结论，得到政策启示如下：（1）提高禽流感疫情补偿标准。现有补偿标准对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经济损失的补偿强度不足30%，远低于其在上报疫情情景下愿意接受的补偿强度，这将影响养殖户疫情上报意愿和扑杀配合程度。因此，政府需完善禽流感疫情标准，提高疫情补偿额度，至少把疫情补偿标准提高至养殖户可接受的最低水平。（2）制定疫情补偿标准时，要考虑养殖户的饲养规模。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饲养成本不同，遭受的疫情损失也不同，但现有补偿政策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补偿，这样有失公平性。政府需分别核算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疫情损失，实施差别化的补偿政策。（3）制定疫情补偿标准时，还需考虑家禽月龄。不同月龄的蛋鸡给养殖户带来的疫情损失不同，其中以5个月龄蛋鸡带来的疫情损失最大，但现有补偿政策或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补偿，或按照鸡龄大补偿多的标准进行补偿，这样有失合理性。政府在实施补偿政策时应做更细致的工作，分别核算不同月龄蛋鸡给养殖户带来的疫情损失，进而实施差异化的补偿标准。（4）提高养殖户对补偿政策的认知。养殖户对疫情补偿政策目的、内容、执行程序等^为模糊，多为事后了解，这将影响养殖户上报疫情的意愿及其意愿受偿水平。政府可以通过养殖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疫情补偿政策，增加养殖户对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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