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程振国充满人生自信，他雏鹰般的心志后来飞了多远？
即使在2017年国庆、中秋假期，程振国也没放下手中的画笔。他正忙着创作那幅大画《黔东南雨中老寨图》。画面趋于完整，从画案移挂在墙上有一两天了吧？他站着对画里的细节进行进一步完善：木瓦结构干栏式的老寨子群，从山下铺到山腰，只有黑白，没用任何自然物理颜色，程振国这样的安排让老寨子的自然本色一览无遗。本来它们就是由无数个横的、竖的、直的、平的、斜的木桩木条木板相互支撑倚靠，贴合一起的勇士集结体，风雨中它们湿漉漉、水淋淋，一派铮铮铁骨却又勃勃生机。好一个程振的《黔东南雨中老寨图》，他的每一出手，定会惊我心头一喜。
程振国明天一早还要赶到山东临朐老家，去参加那里的一个扶贫书画活动。他见缝插针挤出半天时间，和我有了这次难得的交流。
一开始，话题就回到原点。
“少儿时的涂鸦不算，我人生的第一张画是临摹徐悲鸿先生的一只鹰，我那时大概十来岁吧。”
我跟进问：“用多大的纸画的？”
他把两手的食指和拇指合拢在一起：“就这么大，一个小画片。”
这倒出乎我的想象：“这么小，是用炭笔画的？”
“不，用的是宣纸毛笔，中规中矩的水墨画。”
如此之小，且是毛笔，可见难度之大。无疑，他画的是鹰，更是他的志向。我想。
少年程振国充满人生自信，他雏鹰般的心志后来飞了多远？
第一次何海霞点将，是个意外
半个世纪过去。2008年1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将启用新使馆办公。为此，中国外交部在国内做着相应的准备。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绘制悬挂在新使馆会见厅、接待厅等处的巨幅国画。不过，对这件事，外交部行政司的领导已然胸有成竹，他们把这件事再次托付给了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程振国。不是让他组织，而是让他自己画。第二天，已过六十岁的程振国在夫人侯祝芳的陪同下飞往了华盛顿。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考察悬挂巨画场地状况，决定画作的大小，至于内容根据考察结果再定夺。
当时外交部淡定的把这件事交给程振国，自有它的前因。
早在1997年，程振国就开启用巨画服务大国外交的美术传奇。他不懂外交，但他的画显示出了东方大国的泱泱文化，正是外交工作中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神来之笔。
这一年的11月，一个月内，他先为我驻蒙古国大使馆创作了《漓江霁雨（200×160cm）》；后为我驻美国领事馆创作了《三峡图（360×150cm）》；
2005年，为我驻泰国大使馆画了巨幅长城《江山胜景图（650×450cm）》；
2006年8月为我驻布隆迪使馆画了《迎客松（500×240cm）》；
2006年9月为我驻埃及大使馆完成了《漓江胜境图（500×240cm）》；
2007年8月，为我驻蒙古国大使馆又创作了第二幅《黄山烟云（500×300cm）》。
曾经，美术之光照亮了人类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开启，不少见证藏在青铜、陶罐、玉器的饕餮纹等精美图案中。至今，一些大国仍以美术的力量炫耀以往的光辉，继往开来的绘画作品更成了大国外交的文化名片。那么程振国的画是什么？一语中的，是生生不息、扑面而来的浩荡元气。如果你站在程振国的画作面前，无论你懂不懂美术，无论你是不是国人，你首先会感到他的画里总有一股勃勃生机的力量向你逼近，你甚至感触到了画家留在画里的气息。只有在此时，你才会觉得画家笔下的层峦叠嶂竟然是难以用文字来描述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就连“气势磅礴、清逸淡雅”等类的词藻，在他的巨画前也只是皮毛。“穷玄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站在他的山水巨画面前，你甚至会感到人的力量的渺小，他的画里总有一种压不垮的精神力量在鼓舞着你，他用水墨构筑起宣纸上的江山，这一切都来自民族的艺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程振国的画不正是走向世界的大国美术吗？
程振国不负重托，之前他为我驻外大使馆画的那些大画，幅幅都有轰动效应。比如为我驻泰国使馆画的《江山胜景图》，刚一挂出来，华人中的美术圈就知道了，他们奔走相告，先后来到这张画前一睹芳容，应当地华人的请求，大使馆特意把美术家刘大为、程振国从国内请到泰国，就在这幅画的前面，举办了画家与华人见面会。当使馆同志把程振国介绍给他们时，使馆内掌声不息，激情四溢。这件事后来在当地华人中掀起一股学中国画的风潮。两年后的2008年9月，应泰国艺术家联合会的邀请，包括刘大为、程振国在内的四人画展在曼谷举办，没想到中国的水墨画在国外这么受欢迎，这让程振国感动不已。
鲜花、掌声，还有荣誉。2006年9月，程振国在为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画完《漓江胜境图》后，大使馆特意举办了这幅画作的悬挂仪式，程振国、侯祝芳夫妇被请到埃及。那天，在热烈的掌声中，吴思科大使和程振国共同为这幅巨作的悬挂剪彩。不难想象，在中埃两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吸引中，这幅中国山水画的未来，一定会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友谊的新彩虹。
过去好的开局让外交部的同志对程振国的这次创作充满信心。时任行政司长胡山告诉程振国：“你画什么都行，题目也由你来定。只要是你画的，一定是我们满意的。”话语轻松，但说得认真。
在美国是没有条件画画的，创作、绘制、装裱全部要在国内完成。考察完了，程振国夫妇很快飞回北京。经过认真的思考准备，程振国在自己的画室里拿起了笔。
他要画什么？实地考察中，他心里就有了谱：“一个横条吧，许多古代名画就是横条的格式，像老百姓所熟悉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一例。”根据场地勘察，这幅画的面积450×100cm，能装进一条“山水画廊”。中国的山水画廊有很多，他最终选择了长江三峡。并定名为《三峡一路云》。
他的这个选择无疑是一次高难度的创作，难在哪？难就难在一百个画家眼里有一百个三峡，而这些画家见过的三峡特征却只归于一处：两岸峭壁高耸入云，江水湍急险滩曲折。即便如此，三峡内的近二百公里的水道自古却是一条水上公路，两旁临水而立的山崖下面，有无数个淡淡帆影渐行渐远。多少年来，艺术家们对三峡的奇妙险峻趋之若鹜，他们一次次的坎坷此处，为的就是探索这里的惊心动魄。确实，三峡的内涵即是山水画廊的魂魄。程振国面对这次创作，心里是有底的。仅在这次之前，他曾四次来三峡叩问，1981年是第一次，胸中装有李白的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浪漫之余，添了“石出疑无路，云升别有天”的现实感；第二次是在1995年9月，两年后他为中国驻美国领事馆创作了《三峡图》；第三次是2001年5月，回来后很快为京西宾馆第九会议室创作了巨幅三峡《江山揽胜图》；第四次2006年9月，为的是三峡的写意精神在内心的升华。中国画讲究写意，那他就把三峡的意象浓缩吃透，凝为自己的心象，结为胸中的丘壑块垒。从1981年到2006年，跨度25年，可以说他每次去三峡都有不同的收获，一次比一次的接近他所要的精神目标。举一反三，此间他对其它地方山水的探索，都和来三峡的心志相融相通。这幅《三峡一路云》，是他移入感情后的三峡，是天下山水和他的性灵契合的三峡，是具象三峡升华后的抽象三峡。你看，画家不用俯视，没把两岸景色都画出来；而是仰视，隔江看山，这样，长江仅占了画面的很小部分，但仍不失你对“长江日际流”（元・倪瓒）的想象，这正是中国画的魅力所在。这样的效果更加彰显了三峡的山水魂魄，威严庄重之风借着白云的飘浮习习扑来。 程振国在北京画着，大洋彼岸在等着。
两个多月后，装裱完毕的大画被运往了美国。
当这幅巨作被安稳地悬挂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里，犹如一束来自祖国的阳光照射进来，使馆内迷漫着家乡的气息。年轻的驻外使者们不约而同的唱起了那首《长江之歌》。
程振国的画就是一首歌，画得多了，就成了他的长歌。
一年多后的2009年6月，程振国又给我驻美大使馆画了第二幅作品《锦绣江山500×200cm》，这次以长城为主题，是中国画里的主旋律。在这之后，程振国接二连三地为我驻澳大利亚、巴基斯坦、韩国、马拉维、南非、纳米比亚等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大使馆创作了不同题材的巨幅国画作品。“在国外的大使馆都有了，国内的大本营不能没有。”外交部的同志在期待中笑谈。2010年，程振国的（《黄山晴云图》500×160cm）悬挂在中国外交部南楼的接见厅。每逢王毅外长和来华外国外长会谈时，老百姓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幅国画，就是程振国精心创作的。
程振国的巨画以笔墨当歌，而他的第一幅巨画却是在一次意外中获得的。那是1996年的春天，从京西宾馆传来消息，他们急需要一幅大画悬挂。京西宾馆是党和国家最高的会议中心，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建成。因此，里面的每个会议厅、走廊里的大画都是由当年的巨匠所绘，比如李可染、李苦禅、吴作人、黄永玉等。这次宾馆同样把这幅画的创作也交给了一个巨匠--何海霞。但此时的何海霞先生已88岁高龄，离他生命的终点还有两年。面对如此大的巨画创作，他不可能再领衔了。不过，他还能点将，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龙瑞和程振国。
“既然是何海霞先生看中的，想必一定好生了得！”京西宾馆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龙瑞和程振国披挂上阵，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幅《三峡图（18米×2.2米）》。然后，何海霞先生在画的上方题写了七个字“山河壮丽锦绣天”。
有了第一幅便有第二幅，1997年10月，以程振国、王梦湖为主创主笔的几个画家，为北京皇苑大酒店画了《燕山叠翠（15米×2.1米）》。从此，程振国身不由己的被卷入对巨画的创作当中。他的心志如云卷云舒，不断游刃在大国经济、大国国防、大国外交、大国风范等一切具有大时代特征、大气象艺术的时代长歌中。
我只能走拜师这条路
程振国绘制巨画的根基是如何筑牢的呢？从根上说就是好人自有好人品。2017年国庆节刚过，程振国夫妇如约来到他们的老家山东临朐，以往他俩来过多次，但这次目标远大，是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帮助家乡打赢脱贫攻坚战而来。临朐是革命老区，唱红了的那首沂蒙山小{就是从这儿传出去的。临朐也是传统的书画文化之乡，著名的红丝砚石是家乡的特产，它助推了当地书画艺术的繁荣。这次程振国和来自全国其它战线的人士就是看中了家乡的特点，来这里帮助实施文化人才计划的，程振国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要说起来，程振国是临朐人，但他却不是在临朐出生的，而是在天津。振国的父亲，振国的爷爷和二爷爷（二爷爷即程振国父亲的亲叔叔）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临朐人，其中振国的二爷爷是齐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振国很小就知道长辈们特别注重造就家族里的读书之风，强化对各类知识的吸收传承。博学多闻让他们懂得了多种知识。知识开阔了视野，他们奉行起知识爱国、产业兴国的主张。临朐山区多，不便发展，程振国的二爷爷要闯荡天津去办实业，振国的父亲母亲听说也要跟着他们的叔叔一道去，叔叔欣然答应。来到天津后，振国的二爷爷同几位同乡开办的是纺织厂。经过数十年的打拼，这个纺织厂成为了天津数得着的大企业，规模有多大？这么说吧，工厂里有幼儿园，有小学，工人的子女在厂子免费上幼儿园、上小学，不光如此，社会上的穷人家的孩子，也可进来读书。听到厂区里回荡着朗朗的读书声，振国的二爷爷乐了，他要的就是这个局面：工人们的后代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让孩子们掌握本领，学习知识，以后不再受外国人欺负。程振国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在天津出生的，时间是1946年2月。在他刚能记事的记忆中，他记得自己家和二爷爷的家书特别多，很多书很特别，但他很快就知道了那些书都是外文的。无疑，一种来自对书香世家的感同身受，是留在程振国心头终身的痕迹，不断地润泽了他对文化的饥渴，以致他很小就读唐诗宋词，临欧、颜书法。
天津解放，二爷爷的企业立刻被划为国有。
程振国是在天津读的小学，上到四年级时，父母带着他离开天津，来到北京发展产业。父亲看中的地方叫西北旺，时间是1956年8月。但突如其来的一场政治变故，父母亲未能如愿，登记着一家七口（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的户口簿就像一只小船被搁浅，不能动弹，也回不去天津，他们成了西北旺的当地人。
变故改变了程振国的生活，从方式到习惯，他都要重新适应。但没变的是父辈移植在他心头的文化基因，里面裹着齐鲁大地的儒家思想，所以他从少年开始，就对教过他的老师铭记于心，这种报恩的观念是他从父辈那儿继承下来的。这次回到临朐老家，程振国揣着的也是父辈的心愿，他坚定地认为他的心是从临朐老区出发的，所以他以后每出一本画册，总是在艺术年表的履历中注明自己是山东临朐人。初心不忘，方能始终。他数不清自己到底画了多少以革命老区为题材的作品了，像沂蒙山、太行山、井冈山等，他每画一回，就把对家乡的感情又重温了一回。
到了北京后，程振国把对家乡的感情移接在后来的路上。1963年10月参加了海淀区文化馆的美术班，教他的是蔺高管、萧兵两位老师，花鸟、山水、人物无不涉猎；但他并不满足，他知道书画同源的道理，半年多后的1964年6月，他又有了新的方向标，师从北京画院的女书画家孙诵昭老师专攻书法。
专学书法？可见他一直以来对书法的敬畏和必学的决心，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振国的书法渐渐有了自己的风格，他要的就是属于自己的“程体”，这种风格后来在他的山水画中融合得特别得体，有些浑厚，有些古朴，还有些俊秀苍劲。 程振国说：“中国画的历史传统太讲传承了，我只能走拜师的这条路，用一种顽强拼搏的力量，去攻克尚不知的领域。”他可能那时还不知道，他自从有了老师教，就自觉地开始了对传统书画的研习。不光欣赏古人，还要净化自己，甚至他把书画理论评论家接触到的学问也顾及到了，他知道这是一条条坎坷小径，而且会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比如素描，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学，但他们不学也自认为后来成功了。但程振国就学了，而且是拜师式的正经学。他拜的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林乃千，时间是1968年6月。其实素描，更多的艺术涵量隐藏在绘画的肌理之中，即那种难度较大的光影之舞，这是让你把笔当成照相机使用的功夫锤炼。但素描的成功还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成功，如果就此满足，充其量只是画匠所为。所以很多画家言之凿凿，“为不当这个画匠干脆不学素描。”程振国学得很苦，坚持了四年多，明明是画山水的，完全可以不学它，可程振国却学了，这让我们很好奇，一定想知道，山水画家有素描的功底，那他的山水画将是个什么样子？
振国把素描的功夫嫁接到写生上，由炭笔描绘出的写生图是带着素描的功底脱颖而出的，张张精美，幅幅生机，可单独成为艺术品。但这还不全面，在对水墨画里的山体、石头、树干的皴、擦、留白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技法上，素描的功底让程振国把墨汁演绎成浓淡干湿的跌宕起伏后，再化作宣纸上的嶙峋陡峭和逶迤连绵！这种本领极大的成就了作品的艺术真实，那就是活生生的山水，是每个普通百姓都认可的山水。本来嘛，皴，就是大山的皮肤和皱褶，此时的皴等同于素描，用好了皴，大山就有了肌肤，就有了魂魄。所幸啊，振国的书香家传剑指正锋，他有了与年纪不相称的登高远眺。多少年后，他成为了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这或许也是对他在青春时代付出的认可。
十里春风刚开始。1965年底，他结识了画家郭北峦，令他难以置信的是，郭北峦先生住在马连洼，他家的附近。这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郭北峦何许人？时值今日，他身上的谜团仍然没被人解开，住在海淀的不少画家年轻时，曾接受过郭北峦的指点，但老画家的身世即便在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新中国的美术史对他也没记载，可能他的影响主要在民国的缘故？他是当时的“湖社”和“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双料主力。程振国至今对他心存感恩，他认为郭先生的笔墨精到，人好，书画造诣很深。
我相信程振国对他的评价正确，他俩惺惺相惜的忘年之交，成就了程振国后来的崛起。原来，郭北峦的另外一面就是他的豪爽健谈的性格，在学生面前无拘无束，教起画来从来就是慷慨，绝不藏着掖着，只要学生肯学，他就肯教。这样的情义在程振国身上用了六年多后，似乎老先生感到了吃力。 1972年9月一天，程振国再到郭北峦家里求教时，只见屋里多了两个长者，都是慈眉善目，都是学者的样子。郭北峦依旧伴着爽朗的笑声，介绍f：“此二人一个是梁树年，一个是白雪石，一个是中央美院的教授，一个是工艺美院教授。这回够你学的了！”真是喜从天降，程振国想立即行拜师大礼，但被三人止住：“都什么时候了，这一套就免了吧。”
程振国何等幸运？当日之获在此，夫复何求啊！？
一年多后，郭北峦老先生因病撒手人寰。程振国悲痛不已，几次落泪。很长时间内，他一想起郭先生为他续上艺术前贤这事，心里就发颤。
至梁树年先生、白雪石先生止，程振国在以后的路上再也没有拜过新的老师。他对郭北峦的感恩移接在梁树年、白雪石二位先生身上，那是一条崭新的学成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