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农村高彩礼婚姻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通过对甘肃省庆阳市L塬和G塬两个地域3个高彩礼婚姻典型个案的资金转移途径分析，认为当前该地区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路径呈现多元化趋势，且名义转移路径向实际转移路径演变，“合情理”的创造资金转移路径3个特征。基于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对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途径的3个特征进行分析，发现该地区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路径的特征是男方家庭为提高婚姻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在利益相关方兼职媒人的推动下，不断被动迎合女方家庭要价需求。
关键词：婚嫁观念； 人口流动； 婚姻市场；彩礼；婚姻市场要价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5-0132-06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了快速城镇化道路，政府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推动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尤其在扶贫领域成绩显著。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贫困县脱帽的目标，在一定程度彰显了我国政府反贫困的决心。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及政策关怀下，农村婚姻支出的跳跃式增长所导致的“因婚返贫”却令本已脱贫的农村家庭再次陷入经济贫困。研究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婚姻消费呈现增加的趋势[1]。陇东地区部分农村彩礼支出从2003年的1.8万元增至2015年的18万元，结婚总花费从2003年的4万元增长至2015年的40万元。而根据甘肃省统计局最新数据，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 936元。在当地婚姻市场中，天价婚礼花费与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形成巨大反差，“因婚返贫”在男方家庭表现的尤为明显。高彩礼婚姻当中彩礼是资金转移的主要途径，但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其他的资金转移路径，相应的资金转移路径是高彩礼婚姻资金流通的渠道。一定程度而言，这些资金转移途径是高彩礼婚姻成为现实的路径基础。那么高彩礼婚姻中的资金转移路径具有什么特征？这些特殊转移路径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二、研究现状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于彩礼研究由来已久，以往的研究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对于彩礼的解释理论，分别是婚姻偿付理论、婚姻资助理论、婚姻交换理论。婚姻偿付理论由弗里德曼提出，这一理论着重强调彩礼的经济补偿功能，认为彩礼是新郎家庭对新娘家庭的经济补偿的主要表现形式[2]；婚姻资助理论由孔迈隆提出，这一理论强调彩礼对新建家庭的“资助”功能；婚姻交换理论由加里・贝克尔提出，他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人类的婚姻关系进行了研究，将人类的婚姻行为看作是一种经济行为，而彩礼是婚姻关系中一种主要的偿付和交换形式是双方家长为了调整劳动力、财产权和社会地位的转移，而采取的一种集体性策略[3]。但无论是婚姻交换理论，还是婚姻补偿理论，实际上都暗含了婚姻市场要价[4]。
上述关于彩礼的解释理论，并不能够有效地对高彩礼婚姻现象作出解释，因而需要发展新的理论。韦艳、Ebenstein・A・Y[6]、陈友华[7]、靳小怡[8]、石人炳[9]等在传统的彩礼解释的理论框架下，从不同的维度对高彩礼婚姻当中的彩礼现象进行了解释，这些解释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桂华[10]等提出的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当中。要价理论是对于传统的彩礼解释理论结合新的经验材料的发展，因而对当前中国农村的高彩礼婚姻当中的彩礼现象具有极强的解释力[5-10]。婚姻市场要价理论是在婚姻交换理论的框架下对高彩礼婚姻中彩礼现象形成机制的重新解释，在这一理论中婚姻市场要价成为整个婚姻过程的核心，而在整个婚姻市场要价过程中，彩礼成为女家庭的要价的核心手段。
然而，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在对高彩礼婚姻中彩礼现象的形成机制解释之后，并未就婚姻市场中彩礼的转移形式进行具体的解释。事实上，在高彩礼婚姻当中，名义上的彩礼并非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资金转移的唯一形式，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彩礼是以什么样的名目进行转移？涉及主体有哪些？对此，之前的研究未曾给出明确而系统的回答。本文尝试在婚姻市场要价理论的框架下，结合甘肃庆阳农村地区高彩礼婚姻中资金转移的现实情况，对其资金转移路径进行系统阐述，以回答高彩礼以什么样的途径转移和涉及主体有哪些这两个问题。
三、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过程
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资金转移路径，就是指在高彩礼婚姻关系缔结过程中，女方家庭利用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使资金由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新婚夫妻、兼职媒人三类主体的渠道，本文称之为高彩礼婚姻中的资金转移路径。
陇东地区的高彩礼婚姻因其典型性曾在2012年以来多次被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报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而本文此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调查方法上，主要采取访谈的形式对新婚家庭成员在结婚花费方面的信息进行调研。文章的质性材料来源于2016年9月对L塬与G塬塬：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地区因冲刷形成的高地，四边陡，顶上平。甘肃省境内L塬共有3个乡（镇），其中1个为民族乡（民族乡不在调查范围内）。L塬其他4个乡（镇）属于陕西省；甘肃境内G塬共4个乡（镇）。L塬和G塬分属不同县管辖，这两塬的高彩礼婚姻具有典型性。 的三对新婚夫妻的访谈。在访谈过程中为了避免夫妻另一方对访谈对象的影响，笔者分别对男方（刘某、赵某、郑某）和女方（王某、李某、石某）进行单独访谈，接受访谈的男女双方共6户人家，涉及务农、外出展ぁ⑾缯蚬务员、乡村教师等职业，其家庭皆为普通农村家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访谈重在了解男方彩礼资金来源及婚礼主要支出，女方接收彩礼后的资金主要去向，以此回答高彩礼以什么样的途径转移和转移主体有哪些这两个问题。为了将高彩礼婚姻资金的转移过程进行系统的呈现，笔者依据对6位访谈对象的访谈材料，将3对新婚夫妻结婚过程中资金的来源、转移、流向进行了梳理，如图1、图2、图3所示。
（一）婚姻市场中的4类主体
1.男方家庭。由于农村大量女性人口外流，因此农村婚姻市场中男方家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通常承担所有的高彩礼婚姻中的资金支出。 2.女方家庭。农村婚姻市场中女方家庭相比于男方家庭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因此女方家庭是高彩礼婚姻当中主要的资金受益方。
3.兼职媒人。当地婚姻关系的建立过程中，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都必须邀请能代表自己利益、又具有一定的游说能力的人来一起商讨彩礼金额、出嫁日期、陪嫁品等事宜。这一人群通常拥有自己的职业，在当地却扮演着媒人的角色，所以本文中将其称之为兼职媒人。兼职媒人在促成双方婚姻关系之后，会获得一定的资金或实物报酬。
4.新婚夫妻。新婚夫妻在本文被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这是因为就整个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过程而言，新婚夫妻一方属于高彩礼婚姻的资金受益方，但其与女方家庭的资金受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所以在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过程中本文并不简单将新婚夫妻分别划分为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成员，而是单列为一个主体进行分析。
（二）婚姻市场中女方与男方家庭的资金来源与流向
婚姻市场中男方家庭的资金通常来源于三种途径：家庭存款、银行贷款及亲属借款。农村是一个亲戚邻里间具有亲密往来的熟人社会，家庭存款和亲属借款通常是男方家庭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通常情况下其优先选择顺序为：家庭存款-亲属借款-银行贷款。作为农村普通人家，刘某、赵某、郑某三户家庭的常年积蓄都不足以承担结婚所需的资金。男方刘某婚礼总支出31.7万元，家庭储蓄负担22万元，向亲戚借款10万元。赵某婚礼总花费39.7万元，其中家庭存款20万元，向亲戚借款10万元，因需购买新房产，仍向银行贷款10万元。郑某婚礼总支出24.6万元，其中家庭存款16万元，向亲戚借款9万元。其资金转移的去向需要说明的是，在部分的阐述过程中，笔者认为酒席、家具等花费属于结婚过程中正常支出，这部分支出并不能够体现出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路径的特殊性，所以在以下分析中不进行阐述。由于“三金”消费虽然由男方承担，但是这部分支出在当地先前风俗下并不由男方承担，而是女方作为陪嫁的物品。随着婚姻市场要价过程中女方要求的提高，这部分花费通过要价的形式转移给了男方，因而“三金”在本文的叙述中作为构成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特殊性的要素，在叙述中将其视为男方转移给女方家庭的资金加以阐述。在资金转移给女方家庭、新婚夫妻、兼职媒人主体之后，我们认为转移结束，对于转移后各类主体对于该转移资金的使用不作阐述。兼职媒人作为高彩礼婚姻当中的利益相关方，促成婚事即可获得一定的额外收益，因而男方家庭支付给兼职媒人的费用构成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路径特殊性要素，所以在以下的阐述中作为重要的资金流向主体加以阐述。 主要有：
1.兼职媒人。以前当地的兼职媒人并不收取费用，但是随着农村青年女性大量外流，女性婚嫁资源的缺乏，婚姻市场的竞争性增强，促成婚事收取大量费用的现象开始出现。在上述的3个案例中，刘某、赵某、郑某所在家庭支付给媒人的费用分别为2万、0.2万和1.5万元（见表1）。
2.女方家庭。（1）彩礼：彩礼是整个婚姻花费当中所占份额最大的部分。以文中采访对象刘某为例，其支付彩礼18.8万，整个婚礼的花费为31.7万元，彩礼支付占婚礼总花费的59%，同理，赵某彩礼支出占婚礼总花费的45%，郑某的彩礼支出占到婚礼总出的63%。不同男性在文化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在彩礼给付金额上也体现出了相应的差异。例如文中受采访的郑某，父母在外务工，家庭情况一般，且有一弟弟未婚，因此，其支付给女方的彩礼则比当地的平均水平13万高出3万元左右。（2）衣服钱：男方家庭提供给女方家庭亲属的“新婚服饰钱”支出。提供的标准一般是按照女方家庭的人口数来确定。这部分支出在2003年大概为每人0.1万元，而2015年12月增长到了大约每人1万元，2016年部分家庭达到3万元。彩礼和“衣服钱”构成男方家庭支付给女方家庭的彩礼总额，而通过访谈媒人得知，2016年彩礼总额在当地平均水平大约为24万元。（3）“三金”。如表1所示，刘某、赵某、郑某家庭的“三金”支出分别为1.8万、1万和0.8万元。
3.新婚夫妻。（1）岁数钱添补。传统认为以岁数钱和嫁妆为代表的婚姻支付构成了新婚家庭最初的经济基础[11]。陇东地区在女儿出嫁时，女方家庭在陪嫁一定数额物品的同时还会携带一定数额的资金，这部分资金被称为岁数钱。男方家庭会根据岁数钱的金额进行等额添补，本文称为“岁数钱添补”，岁数钱和岁数钱添补构成新婚夫妻的共同财产。通过访谈当地“兼职”媒人得知，L塬2003年岁数钱平均水平为0.3万元，2015年大概为2.5万元。而本文的3个案例中，刘某、赵某、郑某家庭岁数钱添补支出分别为1.3万、2万和1.2万元。（2）房屋款。房屋款是在要价的正式阶段经过男方家庭与女方家庭协商，男方家庭需要给付给新婚夫妻的房屋购买（或建造）预付款。根据调查，这一现象2011年以后逐渐出现，到2014年部分男方家庭该部分支出高达10万元。例如文中采访对象赵某整个婚礼总计花费40万元，而房屋款就占到总费用的1/4，因此，也不得不选择向银行贷款。房屋款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在男方家庭给付新婚夫妻之后，通常存储在银行。不同经济实力的男方家庭在房屋款给付金额、方式、时间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对于大多数男方家庭而言，房屋款已经构成男方家庭结婚花费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婚姻市场资金转移路径的主要形式及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甘肃陇东地区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的路径有：彩礼、衣服钱、房屋款、岁数钱添补、媒人介绍费、“三金”6种类型。与该地区2009年之前的结婚过程中资金转移路径相比 通过访谈当地的兼职媒人，他们认为当地2009年之前以彩礼为主的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的资金转移并不明显，2009年之后开始逐年递增，甚至一年之内不同月份呈现出数万元的差异。，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1.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路径多元化。根据对当地兼职媒人的访谈，在2009年之前，当地名义上存在着彩礼、衣服钱、岁数钱添补3种类型的资金转移形式，但就实际的转移效果而言，衣服钱基本不构成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进行资金转移的路径。这是因为2009年之前的衣服钱是基于实际的购买衣服花费确定的，由于当时消费水平不高，男方家庭转移给女方家庭的该部分支出人均不超过500元人均的衣服钱花费信息通过访谈当地的兼职媒人获得。 。因而可以确定的是在2009年之前，当地结婚过程中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的资金转移路径只有彩礼一种形式，而向新婚夫妻的转移路径只有岁数钱添补一种形式。之后当地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和新婚夫妻的资金转移路径演变为以彩礼为主要路径，以衣服钱、房屋款、岁数钱添补、媒人介绍费、“三金”为补充的6种高彩礼婚姻当中的资金转移路径。高彩礼婚姻当中资金的转移路径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2.名义转移路径演变为实际转移路径。2009年之前衣服钱在当地并不构成男方向女方家庭转移的主要形式，2009年之后在女方家庭婚姻市场要价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衣服钱逐渐演变成高彩礼婚姻当中男方向女方家庭资金转移的主要路径之一。媒人介绍费也是2009年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农村婚姻挤压不断加剧的现实状况下，因拥有婚嫁女性资源信息，媒人的作用在促成婚姻当中变得极为关键，而最初作为象征性地给予媒人表示感谢的物品，如今演变成明码标价的媒人介绍费。
3.“合情理”地创造资金转移路径。2009年之后，当地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路径又多了房屋款和“三金”（陪嫁首饰）两项。“三金”本来由女方家庭根据家庭的经济情况提供，但是在高彩礼婚姻当中，女方家庭通过市场要价的形式将该部分支出转移给男方家庭，其“合情理”的理由是：“‘三金’最终是回到你们家的”。房屋款也是“合情理”地创造资金转移路径的一个产物，房屋款的产生与当前的炒房现象密切相关，女方家庭考虑到购买或自建房屋的潜在压力，因而通过婚姻市场要价的方式从男方家庭将资金转移给新婚夫妻，而该部分资金依据当地的习俗由新婚夫妻共同保管。其合情理的理由是：“孩子们买房（建房）压力大，村里别人家娶媳妇也都这个规矩”。
四、基于婚姻市场要价理论的资金转移路径解释
婚姻市场要价理论认为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区域封闭性的婚姻圈已经被打破，婚姻中的妇女资源实现了跨区域的流动。其结果是大量的农村未婚妇女流出了村庄，导致地方婚姻资源的流失。在“从夫居”的婚姻传统中，男青年只能留在本地完成婚姻，婚姻资源配置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在婚姻资源结构上出现了大量的“男性剩余”，大量农村男青年客观上面临着“娶媳妇难”的问题。同时，农村“娶媳妇难”所造成的示范效应导致了男方在婚姻市场中的谈判能力下降，造成传统的联姻方式受到冲击。随着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男方在婚姻市场上越来越被动，女方在婚姻市鲋姓季萘酥鞫地位，在婚姻交换过程中，女方要价能力越来越高，男方承受巨大的婚姻代价与压力[12]。
对于女方家庭而言，女性婚嫁资源的缺乏使得其在当地婚姻市场的要价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婚姻市场的理性人，女方家庭（包括待嫁女儿）因而倾向于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在女方家庭婚姻市场要价能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女方家庭一方面将需要自身负担的“三金”这一消费项目通过市场要价的方式转移给男方家庭，另一方面通过市场要价提高彩礼和衣服钱的要价标准；同时考虑到将来的购房（或建房）压力，在婚姻市场要价的过程中增加了房屋款的要价形式。
由于当地“男性剩余”，高彩礼婚姻的要价过程实际上是婚嫁女性资源的竞争过程，男方家庭竞争获胜的选择就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更多的是通过彩礼体现出来，而不论其家庭的经济能力是否能够支撑天价彩礼。由于在婚姻市场中女方家庭凭借自身的要价优势，形成了以彩礼为主的5种面向女方家庭和新婚夫妻的资金转移路径。而男方家庭竞争能力却恰好需要通过这5种资金转移路径彰显，因而被动迎合上述的转移路径成为男方家庭的唯一选择。
对于媒人而言，其作为利益相关方，在促成高彩礼婚姻之后会获得媒人介绍费。因而媒人在说媒的过程中倾向于不断彰显男方家庭的竞争能力，使其在女性婚嫁资源竞争中获胜，即倾向于男方家庭以符合女方家庭心理期望的路径进行资金转移。同时，由于当地的女性婚嫁资源的短缺，作为掌握婚嫁资源信息的兼职媒人，其向男方家庭的要价能力也不断增强。因而媒人介绍费作为一种男方家庭向兼职媒人的资金转移路径同时出现。
概括而言，甘肃省庆阳市L塬和G塬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路径所表征出的3种特征是在男方家庭为提高其在当地婚姻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在利益相关方兼职媒人的助推下，不断被动迎合女方家庭要价需求的过程中，女方家庭、男方家庭、兼职媒人三方主体长期互动的结果。
五、结 语
如同社会机制是相互勾连的一样，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也相伴而生。基于市场要价的高彩礼婚姻对传统的乡土社会的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以及家庭成员相互作用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家庭结构[12]等形成巨大的冲击，而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出现，乡土社会中新的婚姻、家庭挑战也逐渐形成。高彩礼婚姻当中多样化的资金转移路径进一步加重了落后农村地区男方家庭的经济负担。本不具有牟利性的乡土社会的兼职媒人，如今凭借着自身的信息资源优势，以一种经济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在农村的婚姻市场出现。虽然一直以来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男性婚姻挤压[13]，但由于当前农村地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男方家庭对于兼职媒人也形成了极强的依赖，这一切的变化表征着农村婚姻市场朝着完全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婚姻市场的转变。文中对于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的路径的分析，形成了对于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形成了有效的理论补充；同时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路径这一核心概念的提出，有利于高彩礼婚姻当中资金来源、资金流向等方向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当前，包括甘肃、陕西在内广大西北农村地区的男方家庭所面临着高彩礼婚姻所带来的严重的家庭经济危机。据最新估计，中国的过剩男性数量达到3 300万[14]，这意味着中国落后农村地区将面临愈加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而化解这一困境的应对策略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刘豪兴，徐柯.农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4-254.
[2]粟志强.农村男方婚姻支付：性别比失衡背景下的农民婚姻策略――对像北H镇的田野考察[D].上海：上海大学，2012：12-20.
[3]Alice Schlegel，Rohn Eloul.Marriage Transactions： Labor，Property， Statu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1988，90：291-309.
[4]余练.婚姻连带：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新视角[J].人口与经济，2017（1）：13-21.
[5]韦艳，吴莉莉，张艳平.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生活福利研究[J].青年研究，2014（6）：81-90.
[6]Ebenstein A Y，Sharygin E 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Missing Girls”of Chin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9，23：399-425.
[7]陈友华.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透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264-289.
[8]靳小怡，李成，华李艳.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对X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J].青年研究，2011（6）：1-10.
[9]石人炳.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6（1）：32-36.
[10]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青年研究，2010（3）：24-36.
[11]韦艳，杨大为.婚姻支付对农村夫妻权力的影响：全国百村调查的发现[J].人口学刊，2015（5）：32-41.
[12]陈璇，夏一巍.农村婚姻暴力受害因素的有效对称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19-125.
[13]谢娅婷，靳小怡，杜海峰.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不同群体安全感的影响 ――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32-138.
[14]杨雪燕，罗丞，马克思・费尔德曼.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J].人口学刊，2017（1）：2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