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姻法对城市青年婚恋观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扭曲婚恋观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城市青年在婚恋市场二元化，出现供需结构性失衡，笔者将其概括为结构性无偶现象。本文所谓的婚恋市场二元化是指，与贝克尔“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结婚”相对应过来的概念，把婚恋市场分成“有房适婚男性”和“无房适婚男性”两个市场，具体展开见下文。结构性无偶是指，尽管婚恋市场上存在较多的求偶需求，但由于处于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以及个人特质的差异，适婚男女出现供需不匹配，导致无偶男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比例过大，给社会运行带来诸多不良影响。一、城市青年婚恋观的扭曲现象
在中国，买房结婚是一种固有的情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中国人更注重安土重迁，房子能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置业情节严重，“婚房”也就自然成了结婚的“必备品”。结婚买房本无可厚非，但在高房价形势下，婚房却引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房价的一路攀升，大大超出了城市青年的支付能力。有学者利用全国的数据，创建了一个以房价收入比为核心的住房压力指数，实证分析得出，2007 年中国住房压力最低的是呼和浩特，指数为29%，而西方学者认为合理的家庭负债比例不超过1/3，中国当前有一半以上的大中城市住房压力指数超过这一标准。〔3〕作为工作刚起步的青年工作者，收入相对而言比较低，积蓄非常薄弱，住房压力自然更大。二、结构性无偶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分析
婚恋问题的研究广泛存在于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然而作为婚恋主体的男女双方大部分情况下是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是资源的一种。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他们之间的匹配和结合，实质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从男女个体来讲，他们的择偶过程，实质是把对方作为一个消费品进行选择购买的过程。因此，基于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婚恋问题，赋予了对此问题的认识较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更多的理性成份。
（一）婚姻经济学理论基础
学术界最早开始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婚姻是亚当·斯密。在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 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讨论了在工人阶级中， 贫穷如何抑制婚姻这一问题。运用经济学工具和技巧来探索为何结婚、何时结婚以及与谁结婚是近期的发展。大卫·戈尔和劳伊德·夏普利（ David Gale and Lloyd Shapley 1963）最早发展了一个婚姻匹配模型。〔7〕 英国学者詹姆斯·费雷泽则通过社会交换理论来分析婚姻关系。〔8〕而国内学者从经济学视角探讨婚姻的典型代表有王宇中的“美满婚姻二维匹配模型”理论，强调男女双方资源的对等性和特质的契合性〔9〕。李煜、陆新超着重从先赋性和自配性两个角度分析了婚配的变迁。〔10〕然而对婚姻经济学概括较为系统的还属加里·贝克尔，下面笔者就其婚姻经济学的部分理论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主要包括两部分：选择结婚的动机和婚姻匹配的对象选择。贝克尔假设家庭产出对于夫妻双方来讲是单一的同质商品，换言之，男女双方从婚姻中所获的收入是相等的。那么对于所有结婚者来说则有下列等式：〔11〕
另外贝克尔还对婚姻匹配的对象选择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结婚”“这样的婚姻市场才会是家庭产出最大化”。从单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他们往往追求的是比自身等价或者更优者结合。
在已有的婚姻经济学研究成果中，大部分学者在讨论婚姻市场供需平衡问题时，主要考虑的是婚恋市场上的市场因素怎么影响供需平衡的。诸如个人特质（商品特性）、男女比例（供需数量变化）、择偶偏好（消费者偏好）等。即在充分自由的婚恋市场上，结婚的双方基本上是对等的质量。但考虑到区域隔阻、时间等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还是会出现诸多婚配失败的现象，这些都是由于婚恋市场自身缺陷造成的，只是暂时性的供需不平衡，能靠婚恋市场内部进行调节的。然而，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或特定时期，非市场因素通过影响市场因素往往会给婚恋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于婚恋市场来说，居高不下的房价便是一个影响强烈的非市场因素。它的出现导致了婚恋市场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是婚恋市场本身所不能自动调节的。
（二）结构性无偶的形成及其影响假设在房价虚高（以超出平均居民实际支付能力为分界点）的态势前，如图（1）、（2）分别为MH 、MNH市场，P为购买方（即女性）对其能支付的对价，即购买方能从婚配中获得合理的预期收入水平，此时MH 、MNH市场在价格P0水平均达到均衡状态。即在房价虚高前，婚恋市场正如贝克尔所假设的“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结婚”达到较为均衡的状态。然而随着房价这一非市场因素，导致了需求方（女性）消费的偏好产生了转移。这一转移过程是这么进行的：在中国传统婚姻模式下，一般是由女性脱离父母，嫁入男方家庭，也就是婚姻剥离了女方的原居住地，此时女方在婚配中必须衡量男方有没有住房，但随着房价的虚高，大大超出人们实际支付能力时，拥有住房的男性相对在减少，而没有住房的男性相对在增加。从女性角度来讲，由于价格P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地稳定，即女性对于婚配结果的心理预期较为稳定。然而房价的虚高大大地增加了继续维持这种心理预期的成本，如果把目光从“无房适婚男性”转移到“有房适婚男性”，就可以消除这增加的成本。女性在婚配中对住房的需求，这种心理变化投射出来的是对 “有房适婚男性”的需求绝对和相对地增加。相应地，婚恋市场会发生如下变化：在MH市场上，供给曲线减少到S2，需求曲线增加到D2，从而出现需求过热，产生缺口QH2-QH1；而在MNH市场上，供给曲线增加到S2，需求曲线减少到D2。从而出现供给过剩，产生剩余QH2-QH1。只要其条件保持稳定，这种缺口和剩余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消除的，仅靠婚恋市场自身是无法调节的。在“有房适婚男性”市场上，大比例的无偶女性增加，而在“无房适婚男性”市场上，大比例的无偶那男性增加，形成结构性无偶现象。
结构性无偶带来的社会问题颇多，最为直接的是大量刚毕业的男大学生、进城务工的农村男青年、收入微薄的适婚男性群体求偶难， 大龄未婚青年增多，退后了整个社会的结婚年龄， 进而影响到我国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另外由于在择偶过程中过于注重经济因素，导致婚姻质量下降，离婚率逐年增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最后，扭曲的婚恋观会给整个社会风气带来长久而且深远的不良影响，对国人的价值取向产生误导，不利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
三、新婚姻法对结构性无偶的调整有网友称新婚姻法的出台使“婚姻在拜金路上刹车”，看似调侃，其分析起来不乏几分道理。新婚姻法的第七条和第十条无疑给广大女性一个申明：法律上不再承认仅仅通过婚姻缔结而获得的房产权（夫妻之间的遗赠除外），通俗讲就是如果房产权当时或将来归男方所有，结婚后女方并不能自动获得部分房产权。对于婚恋市场而言，新婚姻法属一个非市场因素，它的到来使得“有房适婚男性”弥补房价给女性带来的成本这一功能大打折扣，或者弥补的风险性大大增加。相反，与情投意合男性结婚，尽管房价带来的成本依然存在，但对婚后婚姻稳定的预期会提高。不管嫁给“有房适婚男性”还是情投意合的男性，房价带来的成本都等价存在，但后者的婚姻稳定性更高，这就使得女性的目光从“有房适婚男性”转移到情投意合的男性身上，即贝克尔说的“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结婚”的均衡状态。如图（3）、（4）所示， T0表新婚姻法出台时间， L1 、l1分别反映“有房适婚男性” 和“无房适婚男性”需求量的变化，L2、l2分别反映“有房适婚男性” 和“无房适婚男性”供给量的变化。T0时，需求量下降，出现拐点，房价的上升导致供给量缓慢下降，但幅下降幅度比需求量曲线小，因此MH市场缺口逐渐缩小。由于女性对MH的需求量减少，则会转移到MNH市场进行挑选，则对“无房适婚男性”的需求量增加，l1出现拐点，这一市场上的剩余逐渐减少。 四、结论
婚恋观涉及到我国社会稳定以及未来人口结构发展等社会问题，扭曲的婚恋观及其带来的结构性无偶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因此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必要的。
（一）加大新婚姻法的宣传力度。新婚姻法的出台，让已经变形了的婚恋观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扭转，对结构性无偶产生了一定的调整。然而由于新婚姻法出台的时间较短，知晓度相对较低，因此为进一步加速扭转趋势，有必要加大新婚姻法的宣传力度， 使更多的城市女青年了解新规定，逐渐降低房价在婚恋条件中的权重，进而对自身的婚恋行为作出慎重选择。在基于情感和经济因素的综合考虑上，选择更为稳定的婚配对象，提高整个社会的婚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离婚率的上升，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二）减轻青年住房压力， 弥补婚恋二元市场的鸿沟。由上述分析可知，婚恋市场出现的结构性无偶主要是由巨大的住房压力带来的。因此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政府务必要采取一定措施减轻青年的住房压力，加大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房地产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加大贫富差距调节力度，使低收入青年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增加收入，逐渐弥补婚恋二元市场的鸿沟，提高适婚男女的匹配率，促进婚恋市场有效运行。
（三）积极健康的婚恋观引导。自然婚恋问题不能仅靠一纸文书就能决定走向的，还应结合“本质上在全社会推动忠贞、责任、和谐、挚爱的家庭情感和婚姻观”双管齐下，引导我国青年形成积极健康的婚恋观，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