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视问政强势铺开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电视现象，其影响早已超出一档普通的电视栏目，成为一种政治现象。然而，借助行政权力强推的电视问政却隐藏着一系列冲突，直接影响其持续推进的空间。这些冲突说到底是电视问政的协商理念与单一的问责型问政的实践冲突。基于协商理念的电视问政理应形式多样，除了问责型外，还有宣导型、沟通型、问计型等多种类型，问责型问政一枝独秀折射出问政理念与空间的局限。即使是问责型问政，也应突破为追求观赏效果而刻意设计多重冲突性环节的表演性窠臼。电视问政≠电视问责。电视问政的实质在于协商对话，而协商对话的核心要件是真诚与理性。
关键词：电视问政；协商对话；问政类型；核心要件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7-0162-07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电视问政》的栏目形式在全国各地的各级电视台竞相推出，成为一种电视现象，也成为一种政治现象。说它是电视现象，是因为它已全面铺开，广受关注，且已形成模式；说它是政治现象，是因为它是作为转变干部工作作风、治庸问责工程的配套项目推出的，在官员和民众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经历了最初的新奇和喧闹之后，一系列亟待厘清的问题凸显出来：电视问政是否就是曝光与问责？电视问政的理念和目标是什么？较之报纸问政、网络问政，电视问政的优势在哪里，持续推进的空间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关系着电视问政的质量，也关系着电视问政的持续空间。
一、电视问政的强势铺开缘于超越电视栏目的
行政权力说起电视问政，势必会提及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节目。这档创办于2011年的问政节目甫一推出，旋即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话题，引来各地效仿，其所创立的问责型问政模式也成了模板。一时间，问责型问政成为中国地方电视台的一种节目类型、一种电视现象。
电视问政并非武汉电视台首创。早在2005年6月，兰州电视台就开播了一档问政栏目《服务创业――“一把手”上电视》，成为当时政坛和电视界热议的焦点，只不过当时并未引起效仿。
《“一把手”上电视》从设想到实施仅仅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可谓超高效或曰“奇效”，表明它不同于一般的电视栏目，其创办过程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几个阶段：市委书记提出创意――市委文件推动――媒体联合造势――“一把手”率先垂范。2005年5月13日，兰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宝生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提出，要在电视台开办一个“服务创业”栏目，让市委、市政府和市直机关等30余个与群众生产生活、自主创业以及投资环境息息相关的部门，如财政、工商、税务、规划、土地以及公、检、法等部门的“一把手”走进演播室，与群众面对面地沟通，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能解决的当场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要承诺几天内解决，不能解决的就讲清楚为什么不能解决。5月25日，兰州市委办公厅专门下发文件，使市委书记的设想变成了书面决策。文件明确了节目的定位，即宣传政策、提供咨询、解疑释惑、接受投诉、解决问题、锻炼干部，也明确了第一批接受访谈的部门名单，甚至确定了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至周六每晚8点45分的黄金时段，第二天重播，兰州电视台四个频道滚动播出。文件下发之后，当地媒体迅速联动，报纸、广播、电视媒体一起为新栏目开播造势。6月17日，陈宝生带领兰州市32个部门的“一把手”走进了兰州电视台的演播大厅，开始了首期节目的录制。
《“一把手”上电视》的创办过程是当下中国电视问政栏目创办的缩影。
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最初是作为“《行风连线》5周年特别节目”而出现的。《行风连线》是武汉广播电视台与武汉市纠风办合办的广播节目，创办于2005年，其宗旨是“听民意传民意，顺百姓之意，评行风议行风，正行业之风”。基于节目定位，《行风连线》通过征集意见，安排市民最想与之对话的单位负责人走进直播室，与听众对话。2005年，《行风连线》共组织物价、民政等30个政府部门第一批“上线”，使节目一开播就在市民中产生了热烈反响。2009年，《行风连线》开播四周年时，武汉广播电视总台尝试将广播连线直播移植到电视上来，推出了“区长百姓面对面”系列访谈节目，请七个中心城区的政府“一把手”与百姓面对面地沟通交流。这次直播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促使该栏目五周年特别节目进一步明确为电视直播的形式。此时，恰逢2009年年初武汉市49个行政部门作出254项公开承诺，电视台决定通过电视问政看看这些承诺的兑现情况。此后，电视问政作为武汉市委、市政府“治庸风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固定下来。2011年，武汉电视台推出大型电视问政直播节目，《电视问政》正式被确定为栏目名称。《南方周末》报道称，2011年，武汉电视台在市委书记阮成发的主导下，创立“电视问政”直播节目，先由电视台播放暗访视频，然后相关官员在直播现场，接受主持人、观众、评论员和专家的质询①。
《“一把手”上电视》和《电视问政》，都是当地市委书记倡导创办的。《“一把手”上电视》的“来头”说明它不是一档普通的电视栏目，它不仅由市委书记首倡，而且还由市委办公厅专门发文，使领导倡议上升为决策，上升到改善投资环境、加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快政务公开步伐、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市委书记还率先成为走进电视问政演播厅的“一把手”。同样，武汉的《电视问政》被认为是“一号领导”决定的，电视台是完成命题作文。该台主要负责人表示，武汉市主要领导是这档直播节目的“总策划”，“广电局和其他单位平级，要请环保局、卫生局局长过来，他可以不来。但这个事阮书记是总策划，纪委出面统一布置，大家都来且不许请假”②。 显然，电视问政已超越了一档普通的电视栏目，其创办并得以持续得益于行政权力的强力推动。行政权力的强力推动赋予了电视政栏目的特殊地位，让其承载了更丰富的政治意涵。
二、问责型问政一枝独秀折射出问政理念与
空间的局限自武汉的《电视问政》开办以来，各地问政热情高涨，同类栏目遍地开花，迅即成为一种政治现象和电视现象。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诸如市长直播现场狠批渎职官员的报道，如《陕西一名官员在问政现场当场被免职捂脸痛哭》《南京市长直播现场批官员：有没有考虑百姓感受》等。各地的问政风格、问政程序几乎都是一种模式，领导表态、媒体报道也几乎是同一种模式，电视问政越来越陷入程式化的问责型问政窠臼。
作为模板的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其节目流程是这样的：由市纪委、纠风办组织成立暗访小组，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先期进行暗访并拍成视频，在由政府部门负责人、行风评议代表、市民代表、专家学者参与的问政现场，集中播放暗访视频，然后由节目主持人或市民代表就视频反映的问题向政府部门负责人问责。官员在观看暗访视频时已经如坐针毡，面对电视镜头被公开问责时更是窘态毕现。问的一方占据着道义上的制高点，抓住暗访视频中的问题向被问责的一方――官员频频发问，直接犀利，穷追不舍，将被问官员逼得难以招架，频频认错。这期间还穿插一些“麻辣评委”对官员工作和问政中的表现进行批评调侃、冷嘲热讽，让每一位到现场的官员感到“柔弱无助”、尴尬难堪。“官员们被问得满头大汗、哑口无言、忘词、不停道歉”成为媒体在描述此类电视问政时最常用的词语。
这种问责型问政一经推出，就赢得了官方、民众和媒体的高度评价。从官方来看，由于这种问责型问政多是由各地党政“一把手”提议、作为治庸问责的重要举措而开展的，它暴露了政府部门工作的问题，促进了政府官员的自我反省，达到了平日里大会小会强调或批评都难以企及的效果。从公众来看，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都能从节目中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主人翁的“快意”。从媒体来看，问责过程集中展现了电视节目吸引受众的戏剧冲突元素，节目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赢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然而，当问责型问政全面铺开时，似乎问责成了电视问政的代名词。回溯问政的本意就可以发现，其内涵远比问责丰富得多。“问政”一词最早出自《礼记・中庸》：“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这里的问政即咨询或讨论为政之道。咨询或讨论显然比单一的问责形式更多样，内容也更丰富。随着实践的发展，由政府和媒体推动的问政形式又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就电视问政而言，除了问责型问政之外，还有宣导型、沟通型、问计型等问政形式，它们各具特点和优势。
宣导型问政是最早的电视问政类型，主要是由政府官员借助电视媒体宣传公共政策，解释政策内容及其依据，期望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这种宣导往往由政府官员独自发表演讲或由主持人与政府官员对话完成。政府官员独自发表电视讲话是早年常见的形式，是政治宣导的典型形式，也是媒体被当作政治宣传工具的极端化表现。虽然这种由政府官员唱独角戏式的电视讲话看不到公众参与的成分，没有凸显“问”的意味，但它同样是问政的一种形式。政府官员发表电视讲话，其实是一种政治动员，一种劝服方式，意在引导公众理解和接受政府主张。公众在接受宣导的同时会加强对相关主题的关注，进而在相互讨论中加深理解，这种关注和讨论本身就是“问政”。随着对电视媒介认识的深入，官员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官员唱独角戏的宣导模式并不能收到很好的传播效果，于是主动要求其掌管的电视媒体开办“官员访谈”类栏目，让主持人与官员进行问与答的互动。然而，节目定位决定了主持人的提问空间，其提问基本是引导官员宣导政策的辅助式提问。通过这类提问，政府官员可以对政策内容、政策背景作进一步阐释，以唤起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为政策实施进行更充分的社会动员。虽然形式上有了变化，但实质上仍是政府官员在唱独角戏。比如，中央电视台2005年曾开办过一个高层访谈栏目《决策者说》。该栏目以省部级官员为采访对象，“让他们讲解政策并回应公众对政策的质询”。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讲解的色彩较浓而质询的色彩较淡。它有时办成了“中国部长年度报告”，有时办成了“公共政策宣讲会”。主持人的提问缺乏对公众疑问的把握和对核心问题的触及，或流于表面，或被访谈官员所牵引。一些公众最想了解、触及实质的问题即使提出了，由于缺乏追问，往往都会被空泛的表态“跳过”。当然，宣导型问政仍是一种有价值的电视问政形式。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一种途径和形式，政府官员通过电视媒体就政策内容、政策背景、政策过程等公众关注的内容进行阐释，对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具有一定的传播效果和动员作用。
沟通型问政是近年兴起的问政形式，主要是政府官员借助电视媒体与公众就公共话题进行对话和沟通，在讨论和协商中发现和汇集民意和民智，在寻求共识的过程中寻找社会治理良方。这种类型的问政节目中，电视真正成了各方意见平等交流与理性沟通的平台。它可以是政府部门邀请各方人士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主动寻求社会治理良策；也可以是电视媒体主导召集各方人士就某一问题发表意见，发挥媒体的平台功能，搜集民意和民智，让各方意见主体在交流和沟通中深化认识，既向政府提供社会治理良策，也在协商讨论中引导舆论。目前的此类节目多是政府主导型，如杭州电视台开办的《我们圆桌会》，是由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杭州电视台承办，杭网议事厅联动，是一个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的互动平台。该栏目“彰显‘平和’与‘理性’的风格，不采用激烈辩论的形式，不以‘问责’的尖锐方式制造针锋相对的现场效果，也不以暴露矛盾、解决问题为直接目标，而是致力于搭建平等参与、交流协商的平台，力求在多方讨论中取得共识。”③其问政内容广涉城市管理的热点和难点。每一期话题都以问题为导向，每个参与者都会对这些热点问题有所思考，无论对问题涉及对象表达不满，还是提出建设性方案，都是本着探讨和交流的目的，率性而坦诚，理性而深刻。参与主体有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党政官员、专家学者、普通市民、媒体评论员，各自以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话题所蕴藏的问题。他们事先都做了充足的准备，既为以充分的理由自证，也为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意见，以实现更充分的交流和协商。这种旨在通过常态化运作，实现多方互动、各界交流、相互沟通、彼此理解、汇聚民智、增进理解等目标的电视栏目，能够满足各方诉求，为各方所接受，因而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相较而言，单纯问责型问政将政府官员置于聚光灯下，接受主持人、各方代表的现场追问和逼问，还有场外观众的审视，电视聚焦的放大效加剧了被问责官员的焦虑感，增加和延伸了其在问政时空的精神压力。问责与追责让公众和官员都陷入了一种兴奋与焦虑的情绪之中。追责式问政承载着民意宣泄的功能，当场内代表和场外观众看到政府官员被一个个暗访视频、一个个犀利质问逼得语无伦次、满头大汗时，获得了情感释放的快感和满足，仿佛顿时有了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人们在电视问政的密集时段争相谈论官员被“虐”的话题和画面，互相提醒收看电视问政节目的信息，一些人像追热播剧一样追看电视问政节目，处于一种收视兴奋的情绪之中。直到被曝光的问题得到解决、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人们的兴奋情绪才慢慢转移和平复。也许是为了满足公众的情绪期待，问责式问政进一步放出“大招”和“猛料”，从众人围观的广场问政到被追责官员当场遭免职。这种激进的做法契合了官方的焦虑情绪。用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对某些问题官员进行“围攻”，最后由上级领导决定“当场免职”，在博得群众“扬眉吐气”的同时，缺少的恰恰是科学文明的制度管理方式④。有学者对武汉市各区级党政“一把手”访谈时发现，普遍的意见是不要搞电视问政了。当被问责官员把参与电视问政当作“当众出丑”，其可持续空间就很有限了。问责型问政的难以为继，反过来进一步凸显“问政=问责”理念的偏失。
三、电视问政的协商目标与问责型问政的
表演性冲突电视问政节目一出现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电视并不是首创媒体问政的平台。最早推出媒体问政这一形式的是报纸，其次是网络，它们共同催生了电视问政。报纸问政、网络问政为电视问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强烈的民意期待，它们既是电视问政的前奏，也与电视问政并存，是电视问政的生长环境。从媒体问政的宗旨和目标来看，协商共治是其共同理念。
1.报纸问政率先启动
虽然我们无从考证是哪家媒体最早将政府官员请到媒体回答公众的提问，但作为政府与公众意见交流的平台，媒体一般都发挥了这一职能。我们将媒体问政作为一种现象进行研究，一般是指媒体开设了问政专栏。报纸在近年勃兴的媒体问政热中率先启动，发挥了引领作用。《武汉晚报》开办的《百姓问政》专栏，是报纸构建问政平台的一个缩影。创办于2000年的《百姓问政》专栏，缘于当年武汉市“两会”的特别创意报道。在这次“两会”报道中，该报邀请了部分列席“两会”的政府官员到报社热线，接听读者电话，就市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现场解答。“两会”结束后，许多读者致电报社，强烈要求长期开通这一热线。与此同时，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也希望借助媒体向群众宣传政策，推进工作。在这里，官民之间聚焦热点、沟通释疑、陈情解难；公众认为它提供了一条向政府和有关部门陈情质疑、诉说冷暖疾苦的便捷渠道；政府部门认为它把抽象、空洞、生硬的宣传变成了群众渴求、喜闻乐见的政策咨询服务。此后，该报就将《百姓问政》作为常设栏目固定下来，每周邀请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到报社接听读者电话。为了增加公众的参与度，报纸提前预告邀请的政府官员及问政主题。每期问政活动，都引来公众热情参与，他们或咨询政策，或反映问题，甚至投诉和质问，政府官员耐心解答、剖析，并对工作中不到位之处致歉以寻求谅解。由于官员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比较顺畅，取得了一般宣传和信息发布难以企及的传播效果，因而各部门负责人愿意到这个平台来与公众交流，每期问政所交流的内容都围绕公众反映集中的热点问题展开，报纸都以整版刊出。
2.网络问政优势显现
2008年6月，胡锦涛同志首次通过人民网与网友进行互动交流，并指出：“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2009年2月，温家宝同志通过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在线回答了网民对重大和热点议题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一问一答就是网友与党政最高领导之间的问政议政。网络问政并非始于此，其最初形式就是发帖。由于网络把关人的弱化给网民发帖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被唤醒的主体意识和被激发的参与热情使得网民迅速转换传受角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他们通过网络发帖，或报料事实，或表达意见，或提出建议，成为政府官员获得民情民意的重要来源。这些来源广泛的民间意见和建议，没有经过把关人的修饰和剪裁，具有原生态的特征，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随着政府对民意和民智的重视，公共决策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征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从网民主动发帖反映民意到政府主动征集民意，网络问政因为多元主体意愿的高度一致性，因而得以迅速推广。南方都市报系旗下的奥一网是国内较早推行网络问政的地方媒体之一。奥一网于2006年的广东“两会”报道推出了“有话问市（省）长”栏目，“开启了网络新政治生态的大门”⑤。与此同时，人民网也尝试推出“地方领导人留言板”，红网的“百姓呼声”、胶东在线的“民生在线”也开始向官民互动转型。如今，网络已成为各级政府与公众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和平台。它被称作民意直通车，分散的、有真知灼见的网民被称作“民间智库”，政府官员上网倾听民意被称作“新时期的微服私访”。网络问政已不是一地一时的做法，它已成为网络时代政治生态中社会治理的常规举措。
3.电视的平台优势及问责型问政的实践局限
与报纸、网络相比，电视的平台优势就在于多方主体的同时空互动。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间隔，电视问政将参与者聚集在一个统一的空间――电视演播厅，形成一个特殊的场域，多方主体的对话与协商过程和效果都有了真切的体验。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阐释，“场域”指的是“诸地位客观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或形构”，是“诸多力量较量之场所”，是“一个充满了斗争的场所”。⑥在他看来，每个社会成员会在不同的场域中相互发生作用，获得社会地位，寻求社会资源，增加社会利益，实现社会价值。政府官员、公众代表、学者、主持人等依据各自掌握的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技术资本等进入电视问政的场域，也意味着暂时脱离了原有的场域。他们从原场域“剥离”，同时也伴随着身份与权力的变化。借助着媒体的平台和直播效应，行政科层制中的官员消失了，而作为责任负责人的官员被放大了；民众与官员间的社会地位鸿沟消失了，而作为权力公民的身份地位却被强化了。显然，电视问政场域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在场的“行动者”都是平等的参与者，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权威与非权威的界限被打破，“行动者”在议题上都有不受约束的意见表达权力，政府官员、公众代表、学者等表述各自的立场，并没有因为社会地位、职业等差异而出现话语霸权与话语强势，参与者能够依据自身的理由捍卫和坚持观点。而电视问政所搭建的同时空对话平台，使得参与对话者不仅能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能适时地插入他人的发言，对他人的观点表达自己的看法。双方或多方你来我往的同步交流与论辩，使认识问题的视角更丰富，分析更具深度，固执己见越来越少，共识越来越多，从而有效地实现民主协商。 然而，问责型问政的实践却越来越多地陷入了程式化的表演性窠臼，越来越多地被指责为“政治真人秀”。按照一些研究者的解释，真人秀节目具有6个关键元素：作为故事主体和观众观看客体的人物元素――参与者；推动节目、观众和故事发展的动力元素――悬念；形成人物关系和情节变化结构元素――竞赛；标志人物命运戏剧性转折环节元素――淘汰与选拔规则；形成故事假定性的情景元素――时空限制；形成节目基本过程的细节元素――现场记录。这些元素在问责型电视问政节目基本都具备。由演播厅内相对封闭的问答双方构建的对话场成为电视问政的话语情境，它规定了参与者的角色分配，其角色扮演和角色交流所构建的矛盾冲突展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推动节目所设计的情节往前发展。问责型问政最大的看点就是冲突，体现在角色设计、环节设置、话语方式等各个方面，而这些冲突都具有明显的表演性。
在角色设计上，官员被定位为被问责的对象，面对指责和批评，不管原因为何，都“照单全收”，承认错误并承诺改正的时间表。一旦他们想做解释，则会招致拒不认错和开脱责任的抨击。主持人不只是电视节目中穿针引线的人，而是直接变成了公众的代言人，成为问政现场的绝对主角。他们针对暗访短片所呈现的问题对官员犀利提问，且以咄咄逼人的追问频频打断对方的回应，把镜头前的官员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逼出战战兢兢的模样。而专家学者一改冷o理性的面孔，犹如选秀节目中的“麻辣”评委，对失职官员冷嘲热讽，时常说出惊人之语，让官员如坐针毡、面色难堪。其间还穿插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插曲，如市民因小区渍水送雨靴给水务局长当礼物，这些极具冲突性的元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内容丰富、跌宕起伏的情节剧，节目有了戏剧化的效果。最具戏剧冲突的情节当属失职官员当场被免职的场景，其在场内外无数观众见证下受到如此惩罚无异于一场公开的羞辱。
如同演员一样，政府官员在参与问政的过程中“演技”也得到较大的锻炼和成长。第一次面对镜头，在公众面前被问责，他们会表现出一些不适应，说话结巴，头上冒汗，神情窘迫，谨小慎微。经过了一两次被问的历练，他们便掌握了应对主持人和问政代表提问的策略和技巧，面带微笑，表达自如，以至于观众都能总结出他们的标准答案：很痛心、有责任、一定改。当这种回应沦为一种表演式的应付，其效果就仅限于观赏了。
显然，电视的平台优势与问政的协商理念和目标是契合的，但实践中主打问责牌的电视问政过于追求冲突的观赏性而忽视理性地交流与沟通，就与协商目标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四、电视问政协商理念的实现要件与空间突破
当我们说电视的平台优势有利于实现问政的协商理念时，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沟通型问政，似乎只有这种类型的问政节目才能让各方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理性地讨论社会治理的公共话题。实际上类似《我们圆桌会》的沟通型问政节目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其间也有激烈的论辩和交锋，但基于问政目标的建设性的设定，问政过程基本保持在理性探讨的轨道，即使是问责，也以对问题的成因、解决方案的探讨为目标，因而不会出现让人尴尬难堪的局面。那么，问责型电视问政是否必然地将官员与公众代表置于对立的立场？双方的对话是否必然地充满火药味？若以沟通交流的方式进行问责，会不会有助于进行深层对话进而取得更好的问政效果？
借助媒体实施问政的本意在于唤起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推动社会治理。而能否唤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参与的决定因素并不在于火爆的官民冲突场面，也不在于官员面对连珠炮式的追问和冷嘲热讽的点评窘态十足的难堪画面，而是从参与和观看问政节目中学会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在对话和交流中理清问题的实质、原因、解决方案。这样的问政才具有可持续性。电视问政的目的既然是协商和对话，就必须遵循协商对话的规则。真诚与理性是建立公共协商对话机制的前提和保障，也是贯彻协商理念的核心要件。
1.真诚对话是公共协商的信任基础
真诚包括参与问政的目的和态度。就政府而言，参与问政绝不是为了走形式，而是为了回应公众了解权力行使状况的诉求、接受公众监督，也是为了听取民意、汇集民智，以更好地行使权力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无论哪种形式的电视问政，政府官员都应保持对权力和民意的敬畏，积极参与问政过程，真诚地听取各方意见和回应公众质询。面对问责，任何遮掩、推诿、说谎，都是不真诚，而一味地揽责、道歉同样显得不真诚。真诚意味着是非分明，对问题是什么、问题出在哪儿、原因有哪些、打算怎么办都有准确的分析和认识，让各界代表感受到政府官员的认识能力，进而增强对政府的信心。一味地揽责与一味地诿过实质是一样的，都是缺乏诚意的表现，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面对问政代表的提问、意见和建议，要虚心倾听，认真回应，尤其是对问政代表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其中不乏智慧和创见，作为决策者的政府官员更应耐心倾听、积极吸纳。对于问政代表的意见表达，粗暴地打断或轻慢地应付，都显示出对民意和民智缺乏尊重，对参与问政缺乏诚意。就问政代表而言，同样存在目的和态度的真诚问题。他们代表公众参与问政的目的在于对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提出质询、对公务事务管理表达意见和建议，以促进公共权力规范而科学的运行。问政代表对政府管理中滥权、失职等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可以很尖锐，提问可以很犀利，但目的在于弄清问题的症结和根源，而不是追求和满足于让政府官员公开出丑而快意狂欢。那种频频打断官员的解释，一味地指责和质问，同样是缺乏沟通和协商诚意的表现。
2.理性对话是公共协商的核心要件
真正的对话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基于协商的对话更是如此。理性对话主要是指经过缜密思考的非情绪化表达，是本着协商目标而展开的探讨式的对话。无论官员还是主持人、人大代表、专家学者、普通公众代表，参与电视问政都必须自问：为何而来？这是一个关系到多元主体表达方式的重要问题。问责型问政节目中常见的一幕是：主持人以咄咄逼人的问话方式对政府官员步步紧逼，官员们难以招架而满脸窘迫，点评专家对官员冷幽默式调侃更令其窘态毕现，他们有时也反戈一击，反唇相讥，问政现场“攻”“防”双方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这种带有“火药味”的问政过程，从节目的传播元素来看是丰富的，但与以对话交流为目的的公共协商并不协调。作为公共协商的核心要件，理性应当是第一位的。首先，理性一种心态，即宽容和尊重的心态。罗尔斯在阐述公民能力表现时首先就提及公民理性：“出于政治的正义观念的目的，我赋予理性的理念以一种更具限制性的意义，并把它首先提出和尊重公平之合作项目的意愿联系起来。”⑦“理性乃是作为公平合作系统之社会理念的一个要素，而它为所有人接受的理性的公平项目，也是其相互性理念的一部分。”⑧作为公共协商的电视问政实际上可以被看作一个多方合作的项目，无论是咨询、交流还是质询、问责，所有问政主体都是平等的，问政过程理应以宽容和尊重为前提。只有获得充分的宽容和尊重，才可能畅所欲言，实现有效对话和沟通。其次，理性是一种思维方式。问政是一项严肃的政治活动，每一方都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其中。问与答都必须在全面充分地掌握事实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无论哪一种类型的问政，都必须是深思熟虑的字斟句酌，而不是情急之下的脱口而出。每一次准确发声都必须基于对事实的全面了解和审慎判断，才可能有抓住问题实质的深入交流。最后，理性是一种表达方式，即以对方能接受的方式沟通和交流。这是对话得以持续的前提。无论问方还是答方，如若只顾自己痛快的激情宣泄，全然不听对方解释，令对方恼怒或无奈，良好的对话关系已遭破坏，协商更是无从谈起。 电视问政要实现动员全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目标，必须形成良好的社会协商机制，其中电视问政的协商对话就是很好的方式和途径。无论是何种类型的问政，目标都是通过协商对话形成更多的社会共识。若以频繁而激烈的冲突为看点，电视问政的协商基础就可能被破坏，作为问政重要一方的政府官员“逃离”意愿强烈，其持续参与的空间就严重缩小。只有在各方的问政诉求中寻求共识点，让沟通和协商成为各方的共同诉求，电视问政才有持续推进的空间。
注释
①②褚朝新、罗婷：《让一把手在镜头前流汗武汉电视问政“攻防战”》，《南方周末》2013年8月22日。③顾亚奇：《电视问政：中国式公共新闻的新探索――基于杭州台〈我们圆桌会〉思考》，《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④朱永华：《问政现场免职官员徒具观赏效果》，中国网，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1_97701.html，2014年5月2日。⑤南方报系网络问政团队编：《网络问政》，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4页。⑥Pierre Bourdieu， Loic Lo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Universti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101.⑦⑧[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0、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