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男性平均寿命为78岁，女性为83岁，婴儿死亡率为4‰，大部分健康指标较高，优于英国和美国。荷兰的卫生总支出占GDP的11.9%，人均卫生总支出为5038美元，其医疗卫生系统多次被欧盟卫生消费者指数评为第一。荷兰卫生事业的成就除了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外，也和荷兰完善的全科医生制度有直接关系。代表团团长、荷兰皇家医学协会副会长雷内・何曼介绍，荷兰共有约9000名全科医生，以私人执业形式为主，在各社区中为病人提供第一线的医疗服务。85%的求医要求都由全科医生处置，每年全科医生所用的费用约占总卫生费用的4%。荷兰的全科医生起到了满足基本医疗需要，以及协调医疗市场和控制卫生费用的关键作用。
通过荷兰皇家医学协会代表团与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和医疗机构的交流，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看到我国在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诸多方面与国际先进国家存在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全科医生的定位。世界家庭医生组织对全科医生的定义是：为每一个寻找医疗保健的人提供综合性医疗保健服务，必要时也安排其他卫生专业人员为其提供有关服务。在我国，全科医生的定位还停留在社区医院医生层面，而国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是在金字塔的底端，数量庞大却资源很少。由于待遇过低和不受重视等原因，导致社区医院留不住人才，甚至引发了恶性循环：社区医院缺乏专业人才，患者对医疗水平产生信任危机；因为少人问津不受重视，医生不愿留守社区医院，于是选择改行或是跳槽到大医院。代表团团员、阿姆斯特丹大学家庭医学教授范登红表示，全科医生在荷兰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处于金字塔的塔尖儿上。全科医生通常是患者就诊所接触的第一个医疗服务提供者，承担着“守门人”的任务。大多数的全科医生都是个体执业者，民众可以自由选择并注册在一个全科医生名下，医保基金通常根据全科医生名下注册人数对其按人头付费，而商业医疗保险公司通常按项目付费。参保人必须通过全科医生的推荐才能接受专科医生的治疗并得到保险方的偿付。
其次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在我国，由于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一方面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另一方面医院却在亏损。大型公立医院尚能通过自身的规模化市场经营来弥补部分支出，而全科医生所在的基层社区医院由于自身规模等方面因素，难以弥补收支差距，导致一方面全科医生收入水平仅达到大医院专科医生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基层社区医院的收费水平甚至高于大医院，面对同样高昂的医疗费用，群众宁可去大医院排号。如此，全科医生就成了摆设，无法发挥其为患者省钱，为大医院减压的作用。代表团团长、荷兰皇家医学协会副会长雷内・何曼介绍，荷兰全科医生的收入由医保基金和商业医疗保险公司支付。医保基金和保险公司会在每年年末根据保费的盈余情况对全科医生进行评价。假如参保人整体健康状况不佳，全科医生对疾病的控制不力导致治疗费用上涨，医保基金和保险公司就不再和此全科医生签约，而这个全科医生的名誉以及此后的就业都会受到影响。通过这种机制，使全科医生制度真正实现为医疗服务省钱的目的。
最后是医患信任的建立。全科医生这个概念是从国外引入的，而在患者的理解中，很容易将其等同于曾经的“赤脚医生”和现在的社区医院医生。而相对于各大医院里的专科医生，很多人也都容易将全科医生理解成什么病都能看、都能治的医生。而且我国科班出身的全科医生还为数不多，国内目前仅有少数院校开展了该学科的人才培养。全科医生普遍存在学历低、职称低、知识结构老化、临床经验不足等问题，业务水平在整体上不能获得患者的信任，绝大多数患者还是不得不舍近求远到大医院就诊。代表团团员、鹿特丹大学公共医学和传染病控制学教授马腾斯表示，荷兰全科医生是由西方传统的“家庭医生”发展而来，每年每人都必须选择一位全科医生，每人每年交纳固定的基本诊疗费用。全科医生需要有良好的医学教育和实践背景，从医学院毕业后必须经过3年的专业医疗实习。全科医生主要负责研究患者的病史，决定是否送交转移给医院的医学专家做进一步诊断，但是覆盖的医疗范围很广泛，各种疾病包括心理疾病都可以请求全科医生予以诊疗。长期的服务关系、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全面的知识背景，构成了全科医生和患者间信任的基础。
常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荷兰等先进国家经验，建立全科医生制度是解决我国当前医疗资源紧张，医患矛盾突出的治本之策。同时，通过此次接待荷兰皇家医学协会代表团访华，也让我们看到国外专业团体对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发展的智力支持和建言献策作用。未来可以发挥民间渠道优势，根据国内改革热点，选择做好国外专业团体工作，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