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以唐朝为极盛。而唐朝最有光彩的时期则为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之下的贞观年间。唐贞观君臣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并将抽象的帝道、王道落实为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将自己时代定为用唐虞之道开创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治世，即贞观之治。作为历史事实的贞观之治，是指唐太宗统治下出现的政治局面；作为政治概念的贞观之治，则是被贞观以后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不断阐发的治国理论意义上的一个理想，是被层累地造成的历史。
本文以开元时期吴兢修订完成的《贞观政要》在贞观君臣在治国实践中所运用的政治概念为中心，探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的治世与盛世的历史概念。进而分析贞观之治本身如何成为一个政治概念，并进入到传统的概念系统之中。
一、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
依托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概念体系，结合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拟对历史上的治世与盛世进行界定。所谓治世，指国家治理的一种理想形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水平，强调行帝道王道，主要特征是政治风气良好，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对国家政权充满信心。所谓盛世，指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成果，主要特征是在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达到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的局面。
二、贞观之治的历史面貌
贞观之治是唐代以后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里先从历史角度，探讨一下贞观时期的国家治理究竞处于何种局面。回答为什么贞观之治是治世而非盛世的问题。
最早对贞观时期的治国状况进行总结的是唐玄宗时期的史臣吴兢，他在《贞观政要》中对贞观之治的局面有一段概述，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民心所向，新皇帝得人心。尽管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是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的严重程度到了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成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老百姓并没有把灾人祸归怨于最高政权，他们替政府着想，替政府承担着灾害带来的后果。而这种信任无疑来自唐太宗本人的人格魅力和贞观君臣共同努力营造的良好政治风气。用吴兢的话说，就是帝成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
其次政治清明，上下一体，同心同德。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唐太宗的掌权来自一场政变，但他并不计较个人恩怨，对于当初的政敌，一律加以重用。唐太宗注意严明吏治，有枉法受财者必赦免。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再则社会风气有了根本好转，犯罪率低，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 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贞观政要》对贞观之治的描述都是着眼于政治风气和社会稳定状况的。而不是指经济和文化繁荣局面。并且贞观之治的成绩虽大，但并非始终如一，前后期判然有所不同。现在让我们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的下疏中看看前后不同的事实。在这篇上疏中，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前十余年和近年来的不同。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离不开最高统治者的治国之道，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全局观念，常常因为某一件具体事情，而想着把另外一类事情办好。好心里装着老百姓，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在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同时，能够严格约束各级官吏和王公贵族，严惩贪官污吏。他有着大政治家的风度，所谓得帝王之体，在夺了政权之后，没有将原先反对自己的力量完全排斥，而是对他们大胆地加以重用，把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上。正是由于唐太宗在思想上和实践中的这些表现，才有可能出现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很快稳定，至少当时和后来的很多史臣都是这样认为的。此外，房玄龄、杜如晦等操劳国务，魏征、王 珪 等坚持进谏，并且能够站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深刻认识相结合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治国方略，保证了贞观时期国家治理的高水平。
三、小结：贞观之治在中国古代治国传统中的历史地位
唐朝史臣吴兢所修《贞观政要》这部书集中地记载了唐太宗君臣的嘉言懿行亦即表现出唐太宗等总结了过去封建统治的经验，集过去封建统治经验的大成。因此，不仅唐世帝王要祖述它，后代帝王也将此奉为圭臬进行讲述讨论，师法奉行。贞观君臣和他们开创的贞观之治，逐渐确立了在历史进程中的典范地位，总结贞观之治的《贞观政要》，也因此成为历代帝王的教科书。
贞观之治是以其特有的内涵进入传统政治的概念体系，进而成为新的典范。在贞观政治实践中，已经将古代治国理念具体落实为治国方针和施政措施，是历史上少有的对帝道王道的具体落实。对后人来说，贞观之治方略比帝道王道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