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3―0113―04
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的当下，文化/文学处于一种“滞差”状态。在这一境遇下，文学审美领域发生了新转型，文学及其各种话语也表现出一系列新特点。而作家也更坦然吸纳与包容各色共存的文化差异，并从中找寻共同的诗意经验。然而，恰是从“一元”趋向“多元”的过程中，人的欲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空间，甚至走向极端的“性泛滥”。而我们也无法回避与“性”关系紧密的贞节观问题。然而，贞节观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群体有不同的理解。新世纪以来，敏锐的作家又能捕捉到怎样的秘密？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新世纪小说中贞节观的嬗变及其叙事问题加以考察。
一、新世纪“景观”：贞节观的谱系及其泛化趋向
不容否认，贞节观“显示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也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作家的作品正是后人阅读时代社会贞节观念的镜子；同时，作家潜含的贞节观念也影响着文学作品境界的高下”。在这一点上，新世纪小说书写贞节观不仅体现了这一“互动”，而且又形成了复杂的谱系，这也正是要重点讨论的趋向问题。具体来说，我们可从四种类型来考察贞节观的泛化趋向。
一是“失节事大”。这类女性信奉贞节神圣，比如，宋凡平死后，李兰就从未洗过头发，“希望人们时时记得她是宋凡平的妻子”。（余华《兄弟》）而赵小穗（孙春平《怕羞的木头》）的“坚守”有双重意义：既是身体守贞，她坚持与卢昌泉“幸福属于那一天”；又是精神守贞，得知省经委的工作是卢昌泉通过卑鄙手段所得，她毅然放弃了。在莫言《蛙》中，陈眉为生存做了“代孕”妈妈，但她坚信：“我是纯洁的，我是处女！”当然，“失节事大”并非传统意义上道德训诫式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李兰用忠诚和坚贞颠覆了贞节的传统内涵，赵小穗的“守贞”指向拒绝沉沦的意义，而陈眉“代孕”不仅增加了文学表现人性的深广度，而且突显了当前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如果说蒋子丹90年代的《贞操游戏》为传统的K女士“鸣”了不平，批判了女性死后还要蒙受男性的羞辱，那么这些小说则从精神上肯定了守贞的意义。
二是“失节事小，饿死事大”。这种情况有二，一是灵与肉的失贞，如香香（李肇正《傻女香香》）为在城市安身而与年长的刘德民同居；李美凤（王手《乡下姑娘李美凤》）和老板、老板儿子和朋友都有过性关系；刘素兰（荆永鸣《取个别名叫玛丽》）活跃在不同男人身边；孟夷纯（贾平凹《高兴》）为解救入狱的哥哥而卖身赚钱等。这些被迫以出卖肉体作为生存资源的女性生活在“发廊、钟点房、出租屋及其它隐秘场所”，她们“在挤压、研磨、摩擦乃至冲撞中”从“受侮辱与受损害”变成主动出卖灵与肉。另一种是精神的“守贞”。如徐锁荣《借种》中阿莲为妻子不孕的老板生孩子，但她深信自己“清白”。巴桥《阿瑶》中阿瑶遭木头“侵犯”时，那句“木头，戴个套吧”，真切道出了她的苦痛与无奈。但必须指出，如果说城市成为了女性沉沦的罪恶土壤，那么乡村则是罪恶的推动力之一。槐花（阎连科《柳乡长》）进城当“小姐”而“致富”了，柳乡长竞为她树起“学习槐花好榜样”的青石碑。可以说，尽管田小娥（《白鹿原》）因失贞而为世俗不容，但她比槐花却要“高尚”，即使是反叛“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规约的辣辣（池莉《你是一条河》）比槐花也多份色彩。
三是“失节事小，我‘要’为大”。女性有“贞”不再是荣耀，而成为某种“耻辱”。吴君《菊花香》便聚焦了28岁的王菊花渴望结束“剩女”的生活。“错乱”的王菊花把初次“献”给了50多岁的看门老头，却得到老头对处女身的厌恶。无独有偶，王峰强奸了公司女老板夏小姐，但近40岁的老处女夏小姐把“强奸”当作“享受”，并一改对王峰的恶劣态度。（郭楠《强奸》）这也在另一层面反映了女性基于自然需求而本能地拒绝“守贞”。然而，王菊花们与倪拗拗（《私人生活》）、多米（《一个人的战争》）又有质的不同。多米们有强烈性别意识，她们宣泄身体体验和性爱感悟，借此表达女性欲求的扭曲与焦虑。而王菊花们的痛楚经验则反映了她们期望用委身男性的方法换取与男性同居权力，用破坏贞操来获得贞节，这不仅显现了贞节的两难，而且还体现了人性的矛盾。
四是“失节事小，金钱至上”，即女性漠视“贞节”与男性的“失语”。车晓玲（陈蔚文《葵花开》）把自己降价处理给普通职员郑庆，而郑庆也“没问她的过往”，他“不问”是认为自己没资格过问。当然，我们无需批判车晓玲“不贞”，而是感慨郑庆因经济地位比不上她，便失去了愤怒和真爱权利。在这里，金钱成为左右人精神的惟一尺度。可见，贞节观虽已摆脱传统的男权藩篱，但这种矫枉过正的“解放”导致“贞节”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它滋生的丑恶并不比死守贞节要好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郑庆和车晓玲的贞节“交易”比金祥和曾善美（池莉《云破处》）为“贞节”的相互复仇而更可怕。
德波认为，在总体景像群中能见到景观社会，而“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这种彼此的异化（alienation）乃是现存社会的支撑与本质”。由此可见，新世纪小说中贞节观的泛化趋向不仅是“现实”与“景观”彼此异化的结果，而且其本身也是当下社会影像显现形式的“景观”。在这一“景观”中，我们能见到贞节观对传统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性问题上已经走向了“性泛滥”的尴尬境地。实际上，透过这几种泛化的趋向，我们得以发现更为重要的新世纪小说的叙事问题。
二、消费“贞节”之后：叙事困境及深度的可能性
新世纪小说中贞节观之“景观”，不仅源于作家创作自由与观念多元，而且也是张扬身体叙事的体现。换言之，“一个作家要想进行新的文学创造，也必须找到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的观察方式和叙事方式。”在这一层面上说，消费“贞节”后，作家又应该“怎么写”贞节观？他们的“叙事方式”又遭遇怎样的困境？
其实，作家们的“叙事方式”主要体现在既摆动在自然人性与社会人性的平衡板上，又集中展示了人性之恶。这无疑是人性叙事伦理的一种突破。但更应看到小说叙事的问题。即“乱象丛生”和“笑贫不笑娼”。新世纪小说表现贞节观尤为注重描绘日常生活，但呈现努力表现“有意义的生活”却又走向“无意义的生活”的叙事矛盾。也就是说，作家本想反映社会矛盾，以此揭示历史发展方向，但又多写底层堕落或如实地呈现社会问题，或贴上“苦难”、“邪恶”等标签，或把“贞节观”与“男盗女娼”对应。这样不仅是“对社会学的越俎代庖和图谋不轨”，而且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混淆“有意义”与“无意义”的“乱象”。当然，我们还要警惕当下对“笑贫不笑娼”的默许。比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而小说有《柳乡长》、《玉米》、《推拿》，罗伟章《我们的路》，林那北《唇红齿白》，葛水平《喊山》，映川《不能掉头》，王安忆《发廊情话》，邵丽《明惠的圣诞》，等等，无不是强烈认同了这一现象。这不仅模糊人性话语与国家/民族话语的界限和关系，更是迎合了这一趋于共同的民众心理。 透过这些问题，我们发现新世纪小说陷入了道德叙事的困境。这一困境包括道德约束的“失效”，即道德规范和约束力量的减弱或失效；道德评判的两难，即难以单纯从道德去评判贞节问题。鲁迅认为：“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但这种困境并非是否“普遍”的问题，而是过于缠绕。一方面，新世纪小说写贞节观超越了以往的言说两性关系，不再是宣泄“我的身体我做主”（《红高粱》）的原始欲望，而更多是各色“交易”。比如，《沧浪之水》中“贞节”与权力“交易”；杨少衡《林老板的枪》中徐启维、林奉成和宋惠云是“贞节”、金钱和权力的“交易”。可见，欲望与贞节媾和形成了“贞节一金钱一权力”环环相扣的链条，而康德意义上道德法则的约束显得贫乏无力。另一方面是道德评判的两难。以《借种》为例，身为人妻的阿莲替他人传宗接代，显然有悖于现代社会道德。但她的动机却不“坏”，为了赚钱给丈夫治病和孩子读书才做出无奈的选择。对此，任何道德的批判都没有实际意义。然而，《菊花香》和《葵花开》呈现的欲望与道德的对立状态被消解状况，却又使得判定“欲望”合不合理同样成为难题。
当然，我们需要辩证看待这一现象，如昆德拉观察的，“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这可理解为作家要有超越现实的眼光与力量，方能“发现”小说伦理超越人间伦理之处，尤其是应该有反映暧昧、隐蔽与未明世界的能力。显然，新世纪小说呈现的“乱象丛生”和“笑贫不笑娼”，以及由此带来的叙事困境，恰恰是回避对现实世界作出简明判断的表现，而这种困境展示的更多是人的命运。由此来看，不论是阿莲“走投无路”，或陈眉“代孕”，还是阿瑶的“无奈”，正体现了从展示人的生存苦难和精神困境发展到深化人难以把握的命运的转变。这些小说叙事显示的事件与意义的模糊、不确定，及探询的人存在之谜和精神难题等，均可看作是追求叙事深度的表现。
这些小说还“发现”了现代社会中男女“守贞”的失衡状况，同时寄寓了男女共同维护贞节的意愿。《阿瑶》中小群和男友木头在坚守贞节上就极不平等，做保安的木头既花小群卖身赚的钱，又享用她的身体，但得知队友“买”过小群的“肉”后，却把她揍得鼻青脸肿。可悲的是，小群为安抚木头竟容忍他强奸了阿瑶。赵小穗对卢昌泉“失贞”后的决绝态度正体现了男女共同维护贞节的意愿，在她看来，真爱就应为彼此守住“贞节”。实质上，贞节“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但如今，贞节仍是男性奴役女性的某种手段，贞节从来是悬于女性头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她们稍不小心犯禁，必定会被斩杀，而男女平等似乎仍遥不可期。
需要承认，不管这种困境设置与现象的呈现，是基于积极立意，还是一种消极写作，我们都必须看到这些小说缺乏一种人的终极关怀。或许，这一切并非所观察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上述的泛化与叙事问题的辨析中，我们能够察觉到，这种叙事的裂隙中已较为清晰显现出了最具本质特征的当下文化是否畸变的问题。
三、拽不住的灵魂：羞耻沦落及其合法化的确证
从“释放贞节”到“消费贞节”，这一次文学变革实在过于短暂而迅疾了。作家们还来不及深入思考与反省，就匆匆走进了欲望化叙述“贞节”的大潮，而忽视了贞节观的丰富、复杂与负面意义。这一切表明，贞节观已走向了一种极端：不仅肉身沉沦了，甚至乏力拽住灵魂的衣角。这几乎成为文学“革命者”难以走出的宿命。颇有意味的是，这种“宿命”背后隐含了羞耻文化的沦落，同时透过新世纪小说的叙事伦理恰好确证了这一沦落的合法化。
的确，商业大潮再度推动人的解放。卸下精神包袱后，借张扬生命之名颠覆载道传统和放纵欲望成为常态。不论是卫慧、棉棉奋力“身体写作”，还是春树书写“残酷青春”，都是因矫枉过正而已经或正在陷入沉沦。正如王蒙感慨“下半身写作”而忧虑的：“性观念的拓宽必然会带来性价值的失范与失落。”这种变化恰恰反映了当代文学以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和世纪之交为界标的两次文学转型。然而，历经这两次转型，文学所表现的贞节观却陷入迷惘，即文学该不该表现，或如何表现，或表现怎样的贞节观。在顺延了1990年代以来欲望叙事的泛化之后，新世纪小说本应踏上“哪里有危险，拯救的力量就在哪里生长”式的找寻“救赎”之路。但“救赎”并未开始，贞节观的表现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集中显现了叙述的矛盾。同时，在价值判断上还出现了含混或分裂，即一面批判女性“守节”，鼓励她们追求自我，冲破贞节观的束缚；另一面又批判女性不“守贞”，揭露抛却贞节后的丑恶“世相”，却又期望女性能批判性继承贞节美德。可以说，这种“救赎”之路的“中断”正反映了当代文学如同“一个断裂的社会，并不是仅仅使社会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这反映在小说中就是整体文学景象出现“裂痕”，而我们恰恰需要正视裂缝中隐藏的问题。其实，这不仅仅是当代文学转型的表现，而且更体现了当下社会道德文化形态的畸变。
围绕“贞节”的创作不仅展示了这个繁芜时代的某一存在之“象”，而且隐含了“内在于”时代的一种实感性经验，但又不能简单认定是作家对道德沦丧的认同。应该说，这些状况（或“镜像”）有其“合法性”，而“合法性不是由伦理或种族决定的，而取决于最强大的实力（或能力）。实力在决定自己命运方面永远是最强大的，它是自封的主体”。而彰显“自封的主体”的更大价值在于揭示了作为道德文化现实一种的“羞耻”的沦落。
所谓“羞耻”是使得野蛮行为得到控制的机制，它的力量来自于围绕各种行为的神秘感与敬畏感，而“这些行为包括思想、语言，由于常常被隐蔽在公众视线之外，它们变得非常神秘和令人畏惧。由于隐蔽，它们变得神秘；由于神秘，我们可以管理它们”。也就是说，当人处在一个充满秘密的世界时，心中便会充满神秘与敬畏，而人在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会学会将羞耻转化为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不过，当“秘密的细节”成为公共话语的内容时，考虑层面就变成了“自己觉得事情该不该”，而不会在意“别人会怎么想”。由此在公共领域的羞耻感也会随之消失，曾经被当作可耻的事变成了“社会问题”或“心理现象”，而不只是“道德问题”，同时也失去一些道德力量或道德规范作用。无疑，贞节观问题恰是如此。在一丛丛的“乱象”中，人们认同的是“笑贫不笑娼”，而“贞节”早不具有所谓的“敬畏”了，而多借“生存”、“欲望”之名抛却了最初的伦理道德意义。如《明惠的圣诞》、《发廊情话》等便是如此，而《强奸》在标题设置上更是“直奔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说，羞耻文化的沦落能“把我们从文明的重压下解救出来”，但必须意识到这种畸变显现的问题：一方面，新世纪小说在外在现实生存与内在精神维度有了更多选择，但选择的自由却导致了作家在反叛“规训”中越出了应有的边界和限度，走向了自由反面；另一方面，在作为道德规范的“羞耻”被抽空后，在法律与道德规范意义上的“可做”与“不可做”，以及具有历史正当性的伦理道德体系的支撑出现了不平衡。“贞节”内涵中的“羞耻”的掏空，随之而来的是信仰的失却和相应道德责任、良知义务的弱化。 羞耻文化的沦落，并不意味着要求女性死守贞节，而男性便可以拥有某种“豁免权”。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贞节观在当前仍存在某些“美德”价值，短期内不可能全面倡导“非贞化”。“贞节”还会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继续起到消极或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也相信，贞节观最终还是会逃脱不掉被淡化甚至被淘汰的命运。当然，我们还必须深刻认识到当前社会生活中几乎每个与伦理道德相关的细节都触及到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守护这一“底线”，并意识到“道德至少是用理性指导人们行为的努力――换句话说，做有最充足的理由去做的事――同时，对行为影响所及的每一个个体的利益都给予同等的重视”。
总的来说，在这个欲望和欲望话语寻求加倍补偿的时代，“伦理的觉悟”蕴含的变革的意义显得尤为突出，这不仅道明了道德文化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决定性地位，而且还暗示了现代性变革的艰巨性。具体到新世纪小说中贞节观叙述，一方面其泛化趋向的显现意味着被遮蔽的羞耻沦落的明朗化，另一方面却也成为贞节观叙述走向另一种遮蔽的起点。其中，可见到当下社会中旧道德的畸变，这正蕴含了某种新道德生发的先声。可以说，时代越发达，对于整个社会进行道德规范的伦理文化需求就会更迫切。在这一境遇下，作家需要接通并超越现有物质视野的局限，只有倡导并表现合乎人性的“贞节”，才能找寻到拯救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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