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兴黄安蒙”、“因其教不易其俗”，是清王朝贯彻始终的基本国策。康熙时为稳定边疆，利用蒙藏等民族信奉藏传佛教的特点，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宗教政策，进一步巩固了国家政权。
[关键词]民族宗教政策；康熙；藏传佛教；佛堂寺庙
正宫区是清帝驻跸避暑山庄期间处理政务和日常起居之所，康熙帝在此设置了三处佛堂，分别是万岁照房的“宝筏喻”、烟波致爽的佛堂以及云山胜地二楼的“莲华室”。这三处佛堂不仅寄托着帝王的宗教信仰，更是清帝“盖以绥靖荒服，柔怀远人”的统治手段的体现。
一、藏传佛教的发展与影响
藏传佛教起源于青藏高原，因元皇室信奉藏传佛教，故而传入内地。元亡之后，它的影响并未消失，明代对西藏的管理基本沿袭元代旧制，从永乐到明宪宗、明武宗都热心藏传佛教，宫廷内佛事活动频繁，西藏僧人地位极高。
清统治者早在入关前就与藏传佛教多有接触，了解到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重要影响。蒙古部因其人口众多，部系繁杂，骠悍强壮，驻地辽阔，被努尔哈赤认为是共同对抗明朝的最强有力的同盟者，为争取蒙古诸部的支持，他开始与喇嘛接触来往，传播藏传佛教。入关后，“兴黄安蒙”（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为明清时蒙藏民众所崇信）、“因其教不易其俗”更成为清王朝贯彻始终的基本国策，随着西藏与中央关系的不断加强，联系日见紧密，藏传佛教也逐渐成为皇室宗教信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建立中正殿念经处，标志着清宫内藏传佛教活动的制度化，表明藏传佛教已经是清朝皇室的一种精神需求。
二、康熙帝的民族宗教政策
康熙帝继位初期，并没有特别地崇信藏传佛教，他十分重视同蒙古各部的关系，但实施的政策却与历代王朝据险设防截然不同。他频频北巡出塞，亲临蒙古草原，扶绥蒙古，巩固北部边疆，“施之以威，怀之以柔”，使其“并号雄藩，同奉职贡”[1]。
这场叛乱不过月逾即迅速平定，但康熙帝却深受震动，康熙帝说：“国家于察哈尔不薄矣”，布尔尼兄弟爵为亲王，“于国为至戚”，以至戚而反清，是“负恩叛国也”。这让康熙帝想起女真族所建立的“金”为蒙古族所建的“元”所灭的历史，对蒙古诸部动向更为关注，提高了警惕。于是，康熙十六年（1677年），三藩中的耿精忠、尚之信相继投降，在平叛战局刚刚扭转之际，康熙帝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北巡塞外。在以后的四十余年里，他北巡塞外共五十六次。据《清圣祖实录》、《承德府志》所记载，甚至有的年份一年两次出塞，而直接巡视蒙古诸部即达三十二次之多[5]。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帝对蒙古各部是何等的关注。
为了进一步消弭隐患，康熙帝开始重视并利用藏传佛教在蒙古、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影响，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册封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他尊崇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等黄教领袖，给予崇高的地位，而这些藏传佛教的僧侣上层对清廷“优渥黄教”、恩宠有加的做法亦倾情相报，为多民族统一大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的上层人物噶尔丹打着维护达赖喇嘛的旗号，在沙俄的支持下率兵袭击了喀尔喀蒙古，并一度入侵离京师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对清政府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喀尔喀蒙古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哲布尊丹巴果断的拒绝了投靠沙俄的错误主张，率喀尔喀蒙古三部十余万人归附清政府。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同喀尔喀蒙古三部王公贵族在多伦诺尔以赐宴的形式举行“多伦会盟”，在多伦诺尔兴建“汇宗寺”以彰盛典，封哲布尊丹巴为“敷教安众大喇嘛”，主持漠北蒙古的宗教事务，将喀尔喀蒙古的宗教领导权统一在清政府的管辖之下。“多伦会盟”和汇宗寺建立后，加强和坚定了蒙古族对清政府的向心力，在彻底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后进一步巩固了西北边防。
通过在多伦会盟及平定噶尔丹叛乱，康熙愈发感觉到团结蒙古部的重要性，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在热河修建行宫，并更名为避暑山庄。从此康熙每年秋木兰巡幸塞外都在此居住，这里也成为康熙帝召见、宴请蒙藏等少数民族首领的重要场所。康熙五十二年，适逢康熙帝六十大寿，又是避暑山庄兴建十周年，以科尔沁谢图亲王鄂尔汗为首的各部蒙古王公贵族齐聚山庄为康熙帝祝寿，并一致上书恳请修建寺庙为康熙帝祝寿。康熙帝鉴于他们出于至诚，又考虑到有了佛寺，也便于蒙古王公贵族在朝见皇帝时，有一瞻仰礼佛的场所，遂决定依在多伦诺尔建宗仁寺的先例在山庄以东修建了“溥仁寺”和“溥善寺”两座寺庙。“溥仁”两字的含义为“普天下百姓都能得到皇帝的仁爱，蝼蚁众生都能受到佛光普照”。
宫廷内的佛堂与皇家寺庙与民间的佛堂寺庙有本质的不同。民间的佛堂寺庙，神是高高在上的，百姓则匍匐于神的脚下，依附于他；而宫廷内的佛堂与皇家寺庙则反映的则是天下间最高统治者与神的关系，君权天授，神权最终要服务于君权。正因为康熙帝懂得借助宗教力量，以藏传佛教来收拢蒙古诸部的民心，才能做到从“三皇不治，五帝不服”到“今己中外无别矣”，达到“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