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阎立本《步辇图》， 描绘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番使臣禄东赞的场面。
从世界地理角度出发，现在人们大多习惯了“文明三分法”：大陆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实际上，这种分法强调了地理，忽视了人文，过于简单。世所共知，汉唐中国既是大陆国，也是当之无愧的海洋国。秦人徐福远航日本，唐朝战船与日本船在白江口海战，都记载了中国作为海洋国家的辉煌。
回顾那段历史，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属于大陆文明还是海洋文明的问题，也不止于有无海权观念，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世界人文认知度，其文明能否“出口”，漂洋过海，成为区域、洲际乃至世界的中心。
大唐战船，虎踞东洋
中国史书中，对这场发生于7世纪的海战记载不多，但这场海战对东洋格局及日本国家战略的影响，不亚于20世纪的太平洋战争。
古代东洋跟现代东亚的格局差不多，拥有“大三国”――中、朝、日。而大三国中，又有“小三国”。中日两国第一次战争，就缘起朝鲜的“三国演义”。
7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虽然这三国都与大唐建立了册封关系，但是远近亲疏不同。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而新罗则向中国示好，意在投靠大唐一统朝鲜半岛。
东洋“大三国”的座次怎么排？7世纪中叶的这场较量给出了明确答案。
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授大将苏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率水陆联军前往救援，联军大败百济，俘获国王义慈。百济遗臣拥戴王子扶余丰为王，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
此时日本已拉开“大化改新”的帷幕，羽翼稍丰，自我感觉不错，欲一现锋芒，于是应邀参战。663年8月17日，唐将刘仁轨、杜爽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江口。白江口又称白村江，就是现在韩国锦江入海口，地处中国和日本中间地段，既是东洋战略要地，又颇具“执东洋牛耳”的象征意义。
直面白江口，“初生牛犊”般的日本势在必得。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在这里与“虎师”唐朝水军不期而遇。
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大唐水军7000余人，战船170艘;日军水兵万余，战船1000多艘。日军在人、船数量上多于唐军，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日军。如此各具优势的两支水军交战，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
对于这次战斗，中日朝的史书都有记录。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对这场关键战役进行了细致描述：“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
这场战役的唐军主将刘仁轨是高宗时期的一位老臣，年届60。虽然是文官出身，但这位临危受命、初披海军统帅战袍的老臣对日作战仍底气十足。
战役一共分两个回合。第一回合中，刘仁轨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口，不怒自威，轻而易举地使日军“不利而退”。
第二回合是决战。战前日军诸将与百济后主扶余丰商讨对策，意图依仗兵力优势冲杀速胜。不料，战斗打响后，唐军不仅没有被日军“人海战术”和“船海战术”冲垮，反而采取迂回包抄战术将其瓦解。刘仁轨指挥唐军利用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日军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焚日军之战船400多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整个战役中，无论战略还是战术，日军全处下风。他们先是盲目冒进，8月27日刚至白江口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已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最后决战中，日军大将朴市田来津战死，百济后主扶余丰逃亡高句丽。残军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中国史书《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了这场战役的最后战况：“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日本史书也对这场战役结果进行了细述，《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在记述这场战役的最后战况时写道：“州柔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
白江口战败后，日本天皇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一鼓作气趁势进攻日本本土，于是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卫国”防线。然而，唐朝军队见好就收，止步朝鲜，并没有得陇望蜀，日本本土幸免被染。
这场战役主要是决定了朝鲜政治走势和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唐朝又助新罗联军攻高句丽。705年，朝鲜半岛终于按照唐朝意愿统于“亲唐”的新罗政权之手。
白江口战役虽然未对日本本土产生威胁，但在国家战略上，对日本的影响却不比朝鲜小。这是日本与中国的第一次直接较量，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日本当政者清醒，有了自知之明，国家战略也发生了重大转折――由对外进攻转向内敛发展。日本现代学者森公章曾就此发表《“白村江”之后》一文，评价道：“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对手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白江口战役前，日本已经派遣过4次遣唐使。战后，日本不仅没有中断与中国的外交交流，反而加强了关系，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人数船只往往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最为兴盛，彪炳史册。如果说战前日本遣唐使到中国还有几分自大傲慢情绪，战后再来中国却是毕恭毕敬，倾力学习唐朝文化，甘心做“准藩属国”。
小结这场规模不大的海战，战况一般，战果却是划时代的。“大化改新”刚刚完成初级阶段的日本，踌躇满志地要征服朝鲜，结果发现自己过不了中国这道关。与中国军队交手，方知“大化”只是化了点盛唐的皮毛而已，日本“汉化”得还不够。从这个角度解读，白江口之战也可谓强劲“大化”的历史战役，自此日本潜心汉化，千年不再造次。 白江口“合战”后，朝鲜纳入中国势力范围。665年，日本遣使参加大唐泰山封禅。669年，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唐都长安，祝贺唐军在朝鲜半岛的彻底胜利。战败国祝贺对方战胜自己，也堪称千古奇事。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盛唐在东方拥有无可撼动的强大实力;另一方面说明在比自己先进、强大的文明面前，日本采取现实主义，一边奉唐朝为东洋之主，一边潜心取唐之长、补己之短。
当然，其时的中日两国古人无法料到，一千余年后这“白江口”战役一幕，会在东洋历史中两次上演（甲午海战和太平洋战争），中国和日本先后失去了东洋主导权。
日本名流，中国“渡来”
战争可以征服土地，而文明却可征服人心。
白江口战役后，日本臣服“中主东洋”近千年，这里除了军事原因，华夏文明的全面强盛更是令其心悦诚服的主要原因。
世所共知，日本是东方世界浸染华夏文明最深的国家，可以不加“之一”。早在中日第一次对垒的800年前，日本人的构成里就有一部分“华夏因子”。 徐福殿位于山东省胶南市琅琊山。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上书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请得童男童女数千人，乘楼船入海，一去不返。
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但这并不表明大和民族全是土生土长的四岛人。日本史公认，本民族一部分人来自中国和朝鲜，他们称这部分移民为“渡来人”，也叫“归化人”。现在中国百度百科中，把“归化”一词产权划给日本，显然缺乏对历史的了解。此词源头，系中国《汉书》，乃“归服而受教化”之意，后日本将此词引为“当用汉字”，意在突出日本“文明中心”地位，全世界各族“心向往之”。
话说回来，由古至今许多“渡来人”成了日本的显赫家族，如岛津氏、服部氏、长宗我部氏。他们大多宣称是古代中国名人的直系后代，长宗我部氏更是指名道姓自称为秦始皇后代。日本史传，长宗我部氏系秦始皇后代“弓月君”来到日本后的改姓。作为“秦始皇十五世孙”，“弓月君”为逃避战乱与迫害，应日本应神天皇邀请，东渡日本，引导日本人养蚕和织布，教习财务，被日本奉为“融通王”。
可见，“渡来人”在古代日本发挥的是“文明使者”的作用，他们为日本带去了纺织、制陶、铁器、土建及财务技术，同时也带去了中国的汉字。据说大名鼎鼎的“忍术”，其“原教旨”也系中国“渡来人”真传。
这就是中国“渡来人”为什么大多成为日本上流社会一员的原因。“文明使者”受到日本贵族的青睐而融入一体，这些人集中在日本文化发祥地奈良一带，他们的一些后代精英甚至成为创造日本历史的大人物。如日本战国名将岛津义弘、长宗我部元亲，都是“渡来人”后裔，在创造日本战国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一些日本名流，诸如在20世纪80代的中国创造过“幸子潮”的著名影星山口百惠、出任过日本第80届首相的羽田孜，亦念念不忘自己是中国“渡来人”的身份。羽田孜两次到访中国，拜谒徐福故里（江苏省赣榆县），多次向中日媒体声称“祖上姓秦”，“身上有徐福的遗传因子”。
羽田孜的中国情结反映相当一部分“归化人”的心声。迄今依然有人认为，“万世一系”的日本首任天皇“神武天皇”就是秦人徐福。
神武天皇的原型到底是不是徐福？这个论证未果的千年课题，几乎成为中日血缘关系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以日本现存的遗迹看来，两千多年前，确实有载有徐福和童男童女数千人的庞大船队到了日本，但没有确凿的文字考据能证明徐福就是日本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
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540年，召集秦人、汉人等诸番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户人数，总七千五十三户。”由此可知，秦汉时期中国移民定居日本的人数相当可观。所以，考证徐福是否“日本首任天皇”无可定论，而说徐福船队是大和国移民的一部分却比较靠谱。
不仅如此，论及“干部资历”，徐福的级别也比赵佗高。史书给予徐福诸多头衔，归纳起来，集中两职：御医、“准国师”。“准国师”的高位岂是区区岭南县令能比的？所以，如果说赵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南下干部”，那么徐福则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驻外高干”。无论从哪方面讲，广纳“渡来人”的日本都应该称得上是华夏文明“传播无疆界”的第一受益人。
尤其是白江口战役后，这种受益更是到了骨子里。隋唐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也是一个海洋国，华夏文明虎踞东洋，通过战争漂洋过海，直抵一衣带水的日本心腹。主动拥抱战胜国的日本当然又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唐朝军队横扫东亚
以李世民为代表的“盛唐皇帝”，拥有“一般中国皇帝”所不具备的很多气质，尤其是较之其他的中国皇帝，李世民是个极其“外向”的皇帝，他的视野是没有“围栏”的。他并不认为中国皇帝是关起门来“自称一统”的，而是应该做名副其实的“天下共主”。 自李世民而起的“天可汗”，呈现的便是“准世界大帝”的气质。
中国历朝历代皇帝若干，何以出现李世民这个别具一格的“准世界大帝”？ 相传，山幸彦是日本神话中的一位神o，也是日本第一位国王神武天皇的祖父。
山东，徐福雕像。
唐乾陵高宗李治述圣纪碑，又称七节碑。是武则天亲撰、其子中宗李显书丹，为唐高宗歌功颂德的一通功德碑。立于司马道西侧，与无字碑东西相对。
有人认为，这是李世民的“血统”造就的。李姓虽属华夏大姓，但据传李渊家族因处西凉，是带有半个“鲜卑”血统的胡化汉人。后世曾为“李氏是汉是胡”争论不休，但我以为，李唐是否带有胡人血统，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具有胡人血统的中国皇帝多矣，为何独李世民创造了不一般的辉煌？
李世民所仰仗者，不是胡人的蛮力，而是大唐“底气”。
什么是大唐“底气”？那就是超级大国――政治大国、文化大国、人才大国、军事大国、经济大国。
政治大国。政治大国软硬两方面的实力，当时的唐帝国都具备。“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长官共议国事”的文官制、不设定门槛和考试范围的自由科举制将封建政治制度推向最具活力的成熟英年。当时，唐制不仅引来近邻日本、朝鲜效仿，就连西方欧洲国家也对唐朝政治制度产生了极大兴趣。
文化大国。政治上的成熟，必然带动文化的自信。中国文化产品大量出口海外，大唐成为举世公认的东方第一“文化大国”，被各国才子“追求”。
人才大国。从政治到文化、军事，唐朝各个领域都有胡人以及海外人士的加入。大唐带出了大批“世界学徒”，唐都长安成为世界各国留学生的首选之地，师从“汉才”就等于跟上了世界先进步伐。各国都到“东土大唐”取经，因为大唐握有炼成“世界先进文明”的“真经”。
经济大国。唐朝极盛时人口约8000万，他们最高曾创出占到世界经济总量六成的GDP。
军事大国。一个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大国，必然是政治、文化与军事齐头并举的大国。大唐拥有吞吐天下的军事自信。
延展来看，唐军有什么“过人之处”？
首先是强大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为这支军队提供了强大保证，从而力保装备精良，马匹充足。唐军的装备极好，安史之乱前，价格昂贵而又极易损坏的“唐样大刀”（横刀）是士兵的标配，制造工时为三年的强弓人手一把，就连步兵也会装备驮马以提高机动能力，而重骑兵除了人马皆着铁甲，更是装备了耗时十五年才能完成一把的马槊（护具）。玄甲军是李世民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剑，盛唐时代安西都护府的唐军从来没有超过三万人，但却控制着西域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震慑着大大小小数十个国家，并还有余力数次主动进攻阿拉伯帝国，唐军的强悍可见一斑。
其次，唐军战略与战术的巨变。唐朝改变了步兵防御为主的传统作战方式，而以骑兵为主要作战方式，主动出击，防御战改为攻击战。还有就是唐军武器也比较先进，攻坚战能力和野战能力都为一流。
最后，在士兵构成上，盛唐时代军队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士兵素质极高。盛唐时期的主力部队士兵主要由关中良家子和胡人年轻贵族组成，良家子即有田地和家人、品行良好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接受过儒家教育，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荣誉感;而胡人青年贵族们大多对强大的唐王朝有一种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崇拜，他们试图通过拼死作战来获得唐皇对他们的肯定。良好的生活环境也使士兵们拥有良好的体能。
具有“过人作战能力”和“维和功能”的唐军助盛唐皇帝赢得了世界区域盟主的地位。中国皇帝也以“天可汗”身份“出兵维和”。21世纪“山姆大叔”干的活儿，7世纪“李家大叔”早就干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