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的初唐，是指学界所认同的唐朝建立后约百年的时间段内，即从高祖即位至玄宗登基前的这段时间( 618 - 713) 。在这段时间内，本文着重关注太宗和高宗的夷夏观、藩属观、天下观及其与极盛疆域形成的关系。极盛疆域的出现与综合国力最强时的盛唐时期( 玄宗开元、天宝时期) 具有不同步性。据新、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书所载，唐代的疆域达到最为辽阔时，是在高宗时期。武则天至玄宗时期，突厥汗国的兴起及西域藩属体系的混乱，造成唐代北疆、西域藩属的内缩，因此，那时的疆域不是最大的。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所绘，高宗总章二年( 669) 唐代的疆域最为辽阔。但由于行文需要，有时也涉及盛唐的一些内容。极盛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初唐统治者有着开明的夷夏观、规范的藩属观和明确的天下观。本文就初唐时期的夷夏观、藩属观、天下观与唐代极盛疆域之间的关系作一番观照，主要通过对史料的爬梳与钩稽，来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一、初盛唐时期的夷夏观、藩属观、天下观
中国古代有华夷之辨的传统。夷即四夷: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古代华夏民族居于中原，文明程度较高，周边民族文明程度相对落后，逐渐产生了以文明礼义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的观念，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不合者为夷。华夷之辨，不以种族为标准，而以文化礼义作量度。
《礼记注疏》卷12《王制》: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由此可以看出，在上古时期就持夷夏有别的观点。先秦及两汉时期，夷夏有别的显著特点就是中华正统和贵中华，贱夷狄。这种传统夷夏观到了魏晋南北朝受到了严重冲击，传统的夷夏观开始发生变化，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进而逐渐相互认同。
初唐时期，尤其是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统治者虽然也用蛮夷、夷狄等称呼边疆民族，但更多的是对边疆民族的尊重。据《唐会要》卷93 载，太宗认为夷狄亦人，以德治之，可使如一家。《资治通鉴》卷197 亦载，太宗曰: 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卷198 载唐太宗曰: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所引材料中体现出的唐太宗对于四夷的看法，就是视华夷如一，基本上代表了初唐统治者的夷夏观。这一观念是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形成的，与中国百姓，天下本根; 四夷之人，犹于枝叶相比，具有较为开明、进步的一面。应当承认，初唐统治者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也不时流露出歧视四夷的倾向，甚至带有大唐中心主义和汉族优越色彩，更兼朝中有很多深受传统夷夏观影响的大臣，他们的思想势必对统治者的观念形成重大影响。但是，华夷如一的夷夏观，在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时，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藩，又作蕃、番，有一个义项为藩邦、藩国，指称臣的边疆民族政权。先秦时期，主要是服事制统治体制。《国语》卷1《周语上祭公谏穆公征犬戎》: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服事制度的核心就是要求各诸侯国和藩国朝贡。秦统一六国后，大一统观念逐渐形成。两汉时期，在大一统区域的九州之外，存在一些边疆民族政权，如同护家的藩篱。李大龙在《汉唐藩属体制研究》第一章《两汉王朝藩属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中认为，汉代的九州之外，出现了两层不同的藩卫体系，一是与汉朝保持臣属关系的被称作外臣、藩臣的边疆民族; 二是与汉朝没有臣属关系或联系不密切的民族政权。前者处于九州外围，为汉朝郡县的外层防线，好像家的藩篱，因此称之为藩、藩臣 后者是汉朝防范的对象，但更希望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中取得主动，泽以恩德，于是产生了藩属观念。有着藩属关系的边疆政权必须接受汉朝中央政权的册封、朝贡、朝见、纳质等条件。在处理中央与藩属之间的关系上，初唐统治者继承和发展了汉朝的藩属观念。在初盛唐君主看来，汉代的两层藩属体系中的边疆民族政权，都应与唐朝建立藩臣关系。在这种观念之下，藩属关系通过以下途径建立: 一是边疆民族政权主动称臣、纳质、接受册封，双方建立藩臣关系; 二是通过战争征服，边疆民族被迫与唐建立藩臣关系; 三是唐朝通过德政影响边疆民族，进而与边疆民族建立藩臣关系。
天下一词，是古代中国对于世界的专有概念。大地、人类社会及世间万物都在天的覆盖之下，天被视为大地万物的主宰。而大地上的王或国君被称作天子，是受命于天来统治人类社会，因此天子所统治的区域也叫做天下。《春秋公羊传》卷1 载: 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汉何休注曰: 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这时的天下，就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带有一定的秩序原理，即指天子所统治下的全部土地和子民。
唐代统治者的天下观，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唐朝正式设置府州的区域。如《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载: 天宝元年春正月丁未朔，大赦天下，改元。其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这里的天下与九州含义基本相同，不包括羁縻府州区域，是唐朝最为核心的区域。广义的天下包括羁縻府州及外围藩属区域。如《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载: 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 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 这里的天下和海内的概念基本等同，既包括汉族为主聚居的九州，也包括以四夷为主聚居的区域。由此可知，唐代统治者天下观的构成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即府州统治区、都护府区和藩属国。因此，广义的天下观才是统治者所极力认同和追求的，这也正代表了初唐统治者的天下观。以上三种观念是初唐时期统治者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思想。华夷如一的胸襟，构筑藩属体系的抱负，大一统天下的眼光，使得统治者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努力维护边疆稳定，逐渐打造盛世图景。
二、羁縻制度下对藩属国有效统治的加强
为了构筑牢固的藩属体系，维护以大唐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初唐统治者对边疆民族政权实行羁縻政策。所谓羁縻，《史记》卷57《司马相如传》载: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司马贞索隐曰: 羁，马络头也; 縻，牛缰也。《汉宫仪》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由此可知，羁縻是一种传统处理四夷关系的方法。
羁縻制度在初唐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唐朝军事力量控制下的地区设立羁縻州、县，其君长由部族首领担任，管理其内部事务。但要忠于唐朝，定期朝贡，与相邻地区和睦相处，特定时期要求提供军队等。实际上，唐朝政权已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文书用敕，如安西四镇。第二种是所谓的藩属国，如疏勒、南诏、契丹等，一般封为都督或郡王，有自己的领土范围，但是其首领必须接受唐朝政府的册封，中原政权将其视为臣下，文书用皇帝问。第三种是所谓的敌国和舅甥之国，如突厥、吐蕃等，虽然可能亦有册封，然多为对现实情况的追认，其首领的统治合法性并不依赖中原政权的册封，中原政权的文书多用皇帝敬问。
( 一) 唐太宗时期的苦心经营
突厥雄踞北疆，给唐朝北方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李世民经过数年经营，在贞观四年( 630) 实现了臣服突厥的目的: 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自此，突厥被纳入到了羁縻府州的统治之下。这是一种统而不治、以夷制夷的怀柔笼络方法，即所谓不灭其国的羁縻政策。
然而，这只是消极的统治管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疆问题。尤其是对吐谷浑政权的绥靖、隐忍，导致难以对其有效控制，就是显例。为解决这一问题，规范唐与藩属之间的关系，唐太宗选择西域地区的高昌作为突破口。《旧唐书》卷198《高昌传》载:
( 贞观) 十三年，太宗谓其使曰: 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无藩臣礼，国中署置官号，准我百僚，称臣于人，岂得如此! 今兹岁首，万国来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堑，预备讨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 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 又西域使欲来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谓薛延陀云: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敌也，何须拜谒其使。事人阙礼，离间邻好，恶而不诛，善者何劝? 明年，当发兵马以击尔。
唐太宗的这番话中，反面包含了作为藩臣应当有的义务，即事人有礼，与邻好和睦相处。高昌却事人阙礼，离间邻好，于是给了唐朝兴兵讨伐的口实。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命侯君集讨伐高昌，一举平定之。然后于其地设置西州，进而又设立了安西都护府。鉴于吐谷浑教训，太宗对高昌采取灭而置州县的直接管理方式。随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贞观十八年九月，设焉耆都督府，隶属于安西都护府。二十年，伐龟兹，移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这些举措对于唐朝藩属体系的维护以及对高宗时期将这种体系在西域构筑完成乃至于极盛疆域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朝统治者的藩属观、天下观对唐太宗影响很深。唐太宗认为，汉代以来由中央王朝实施直接管辖区域内的边疆民族都应该向唐朝称臣，成为唐的藩属国。《资治通鉴》卷196 载太宗贞观十五年八月己亥，上曰: 高丽本四郡地耳。胡三省注曰: 汉武帝置临屯、真蕃、乐浪、玄兔四郡，高丽有其地。据《册府元龟》卷117《亲征》记载，( 贞观十九年) 三月丁丑，幸定州。太宗谓侍臣曰: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遗后人也。所以发自洛阳，唯噉肉饭，春蔬不进，虑有劳烦，庶同艰苦，一劳永逸。唐太宗生前虽然没有完成对高丽的征服，但唐高宗在总章元年( 668) 灭之，其地重新被纳入了唐朝的直接统治区域。
吐蕃政权的出现与强大，给唐朝西南边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双方看到通过战争都难以达到目的后，和亲是最好的选择。舅甥关系的出现，是处理藩属关系的新途径，为吐蕃后来融入中国疆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薛延陀是在唐朝支持下壮大的，目的是牵制突厥。但是解决突厥问题之后，解决薛延陀问题就被提到日程。在唐太宗的多方经营下，薛延陀于贞观二十年灭亡。唐太宗吸取突厥灭亡后没有设置机构进行有效管理的教训，于贞观二十一年在其地设立燕然都护府，使北方地区长期统而不治的情况得以彻底改变，对北部藩属体制的构筑和维系起着关键作用。
( 二) 高宗时期的步武接踵
步武太宗，高宗完成了对高丽的征服，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由此表明，唐朝对东北地区藩属关系的调整取得了显著效果。
太宗虽然设置了燕然都护府，但突厥一部车鼻可汗拥兵金山之北，不遵诏令。高宗永徽元年( 650) ，车鼻被擒，唐朝开始调整北疆藩属体制，北疆游牧民族部落被纳入到羁縻府州的管理体制之下，并置单于、瀚海都护府分属于漠南、漠北。两个都护府管辖羁縻府州的管理方式，奠定了北疆藩属管理体制的基本格局。
在西域，高宗把众多民族政权纳入羁縻府州的统治之下，还把安西都护府提升为大都护府，将葱岭以西的辽阔地区纳入其中。《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载: 龙朔元年，西域吐火罗款塞，乃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皆置都督，都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立碑于吐火罗以志之。《新唐书》卷43 下《地理志七下》记载安西都护府所辖羁縻府州数量更为详细。因其烦琐，不再罗列。高宗时期，完成了对西域藩属体制的构筑。
在南疆，高宗设置了安南都护府。《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载: 安南都督府，隋交趾郡。调露元年八月，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这样，唐朝在南疆基本完成了藩属体制的构建。自此，随着在东、西、南、北各方设置都护府，唐朝以都护府为主体管理边疆民族的体制基本确立起来，这些边疆民族区域成为维护唐朝疆域安定的重要藩屏。
经过高祖、太宗时期的初步经营、高宗时期的基本定型，初唐时期藩属体系基本构筑完成。除上述地区外，在初唐时期纳入直接统治或间接统治的还有百济、靺鞨、契丹、奚、霫、东突厥、西突厥、沙陀、铁勒( 薛延陀) 、回纥、葛逻禄国、黠戛斯、骨利干、吐谷浑、党项( 党项羌) 、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罽宾、昭武九姓( 即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九国) 、宁远、大勃律、小勃律、吐火罗、谢、帆延、识匿、护密、箇失蜜、骨咄( 珂咄罗) 东女国、南诏、东谢蛮、西赵蛮等。
除了利用羁縻政策维护其藩属体系外，初唐统治者还以德怀远，以抚育和怀柔万国为己任，努力维护以大唐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册府元龟》卷170《来远》载:( 武德) 五年，赐高丽王建武书曰: 朕恭膺宝命，君临率土。祗顺三灵，柔怀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昭，咸使人安。( 贞观) 二十年十二月戊寅，铁勒、回纥俟利发等诸姓并诣阙朝见，帝谓之曰: 汝来归我，领得安存，犹如鼠之得窟，鱼之得水。不知夫我窟及水能容汝否? 纵令不能容受，我必为汝大作窟，深作水，以容汝等。又云: 苍蝇之飞不过一二尺，及附骥尾日行千里，何以致然?为所托处远。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 不乐者，我必令乐。还如骥之受蝇，隋其远近，不劳蝇身自然远去。
面对唐王朝开明的对外政策及强盛的国力，边疆民族政权先后请求内附或遣使朝贡。《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传》载:
史臣曰: 禹画九州，周分六服，断长补短，止方七千，国赋之所均，王教之所备，此谓华夏者也。以圆盖方舆之广，广谷大川之多，民生其间，胡可胜道，此谓蕃国者也。西南之蛮夷不少矣，虽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亦能候律瞻风，远修职贡。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何以验之? 贞观、开元之盛，来朝者多也。
自初唐开始，统治者实行宽松的睦邻外交政策，对外来使者、留学生、学问僧及商人等给予热情接待，妥善安排，并开设学校，延纳边疆人民入校学习，甚至让其登第入仕，获取功名。另外，还多次派遣使节，宣传中原文明。这些方面，史学界早有探讨，于此不赘。这些仁政及措施，使得边疆民族欣然向化，纳款输诚，加速了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快了唐代极盛时期疆域形成的步伐。
三、初盛唐时期极盛疆域的形成
初唐时期华夷如一的夷夏观，拉近了边疆民族人民的心理距离，边疆民族政权追求与中原民族平等的思想得到认同，他们从内心深处愿意与唐政权发生一系列的关系。藩属体系的维护与加强，使得唐政权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思想逐渐渗透到边疆人民心中，进而得到认同。中原与边疆政治上的渐次平等，文化差距渐次消弭，大一统天下观的深远影响，加快了边疆民族融入内地的步伐。这样，唐代的疆域随之达到最为辽阔与广袤。
所谓疆域，是指一个王朝或国家的国土、国境。在古代，一个王朝或国家的疆域往往具有动态性、变化性的特点。唐代疆域也是如此，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
关于唐代极盛疆域的发展和形成，《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中有勾勒式的记述:高祖受命之初，改郡为州，太守并称刺史。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 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至十四年平高昌，又增二州六县。自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高宗时，平高丽、百济，辽海已东，皆为州，俄而复叛。不入提封。景云二年，分天下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之。议者以权重不便，寻亦罢之。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京畿采访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又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
《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中也有相似的记述。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 ，唐朝疆域最为宽广时为总章二年( 669) : 东至日本海岸，包括今朝鲜半岛北部及西南部地区，西至咸海及其以南包括今阿富汗国直至今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南至今越南地区，北至贝加尔湖以北。
当然，由于受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限制，唐代的疆域面积具有极其不稳定性。同时，也应与现代国家意义的疆域区分开来。但是，唐代疆域对后来中国疆域的形成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初唐统治者的夷夏观、藩属观、天下观，是在继承前代尤其是两汉天下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汉代统治者开疆拓土所形成的势力范围，均被初盛唐统治者所认可，并逐渐把它们纳入到有效统治区域。不仅如此，初唐统治者还在此基础上拓展了羁縻府州的范围，密切了和他们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辐射和渗透，对于民族融合及唐代乃至于对中国现代疆域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