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清代京控制度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①，而京控制度所发挥的国家治理功能尤为受到学者们关注。通过允许蒙受冤屈的普通百姓进京控告，皇权借此对地方官员实施监控。然而，京控国家治理功能发挥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地方官员掌控地方各方人脉关系，这反而使他们具备相对于中央的种种优势，他们可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和更改而向皇帝隐瞒案情，使案件最后的结案结果对自己有利②。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海峡两岸故宫馆藏的司法档案，尤其是具体的京控案件记录，今后仍可作为我们研究皇权、地方官员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材料③。本文选取其中较为完整的且具有典型性的四件京控案件进行分析，以深化我们，对清代京控国家治理功能的认识④。
目前，利用档案开展清代法律史研究，成为学者们通用的方法。但也有学者指出，档案并不完全反映客观现实，档案文本受到诸多人为因素的影响⑤。档案实际是各方力量为争取自身利益，采用各种手段而刻意制作的文本，其所展现的可以说是一幅诸多人物来往互动的众生相。因此，采用何种解读方法来利用档案，就成为学者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⑥。实际上，档案中的内容可以作为一种话语加以解读，本文即采用此种方法，除乾隆年间河南京控案件卷宗外，着重使用河南巡抚覆审案情后上奏朝廷的奏稿，来展示皇权、地方官员与案件当事人如何施展各自的叙述策略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此了解此种话语力量背后蕴含的它们三者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关系，并探究这背后的制度功能⑦。本文之所以专门选择乾隆时期，是因为该时期既是清代法制定型阶段，又是其由盛转衰的重要历史时期;在盛世光环之下社会危机重重，各种矛盾异常凸显，因此观察此时期河南京控司法场域，可以更加透彻了解当时官与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本人所使用京控档案主要属于河南巡抚向皇帝上奏的奏稿，在这个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皇权、地方官员和案件当事人等各方力量所叙述的话语主要围绕原告的冤情展开，其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对所谓冤情的阐释权。原告所发出的指控话语，重在彰显自身的冤者形象，申诉自己所遭受的不白之冤皆源自地方官员的徇私枉法;而河南巡抚的奏稿旨在表明，经过他们的重审之后，原告所控之词皆为虚言，且他们得出这一结论并非一人之力，乃是众多地方官员的合力发现，并有相关证据作为佐证，从而将案件完成从冤情到诬告的转变。下面，我们依次来看原告和以河南巡抚为首的地方官员的叙述策略。
一、原告的冤情叙述
从河南巡抚的奏稿中，我们可以了解有关原告和被告的信息。首先，这些信息显示了原告和被告的社会身份。当时进京控告的原告身份包括监生、武生、户书和妇女等，而被告的身份一般为知州和衙役;具体包括监生控告知州，武生控告衙役，户书控告知州和衙役，甚至有已革知县控告其他知县等。由此可见，京控的涉案者并非完全出自普通小民，而是牵扯到众多地方权势人物，他们凭借自身在地方的身份和地位，借京控制度来对地方官员施加压力⑧。
原告叙述的冤情可在河南巡抚的奏稿中间接得到显示。原告在叙述时，总是强调他们的冤屈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而且关系到地方军政要务，例如钱粮征收，衙役勒索人犯等，从而更能引起朝廷注意。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邓州已革监生杨铭绪京控一案中，杨铭绪控称，他因得罪地方知州而落得家破人亡。起先，他所在的邓州知州陈旭加派军需钱文，他因拒绝缴纳而得罪了陈旭。后来杨铭绪的继妻王氏与其堂叔杨文林通奸，因王氏欲寻短见，众族人解劝，杨铭绪没有将其休弃，然而王氏到知州陈旭处控告⑨，陈旭因念及旧恨，先将杨铭绪收监，并将王氏交官媒管押，后将杨铭绪问拟徒罪，发偃师县充配⑩。当杨铭绪在邓州被收监期间，他的儿子杨丕承曾到河南巡抚衙门为父伸冤，但被邓州州役刘文学等四人拿去关押，直至杨铭绪被发往偃师县(今偃师市)充配后才被放出。杨铭绪在偃师县(今偃师市)充配期间，收到母亲杨张氏来信，信中告诉他，她被州里通知领回王氏，但由于王氏与户书王化忠、刑书岳文宗、衙役陈大猷和王思贤、知州陈旭的儿子等五人发生奸情，这五人共出四十五两银子给他的母亲，欲将王氏留下。杨铭绪的儿子杨丕承拿了原价银两，找王户书等理论，但总没回来，后发现死于河中。杨铭绪认为这是户书王化忠等五人串通害死的，所以(从充配处)逃走，来京呈控。
第二个案件牵扯到武生控告衙役。武生的地位虽比监生稍低，但比衙役要高;在清代河南京控案件中，我们可发现在武生与衙役之间产生的矛盾。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罗山县已革武生高楷京控一案中，该案当事人罗山县武生高楷控称，他所受冤情即出自当地衙役所为。起初，高楷与杨起正素有旧怨，但多年之后，该县差役贺万年因对高楷 需索不遂，于是串同龚玉奇、李忠等假传县谕，重拾他与杨起正的旧怨，令杨起正翻控，并砌改供，刑责打落四齿，后高楷即被罗山县知县革除武生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