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辽宁朝阳地区在金代属于北京路，大致有一府、二州、九县之地，即兴中府(治今朝阳市)及其所辖建州(治今朝阳市西南六十里大平房镇黄花滩古城址)、兴中县(倚郭县)、永德县(治今朝阳县南9里二十家子镇五十家子古城)、宜民县(治今北票市东北76里黑城子镇黑城子古城)，大定府管辖的富庶县(治今建平县东27里北公营子镇公营子古城)、惠和县(治今建平县北130里二十家子镇周家湾)、金源县(治今建平县东北102里喀喇沁镇)、和众县(治今凌源市西14里城关镇十八里堡古城址)，利州 (治今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治大城子镇)及其所辖阜俗县(倚郭)、龙山县(治今喀左县西南60里白塔子镇白塔子村古城址。一般说来，金代上述以兴中府为中心的府州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人、渤海人和部分定居的奚人、女真人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有专门行商的商人，契丹人大多数保持游牧传统。其经济发展的情况文献的相关记载极少，下面就结合文物考古资料作大致的梳理。
1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兴中府、建州、利州等地有发展农牧业的传统。金朝进入经济恢复发展期后，其地农牧业生产出现了较为兴盛的局面。《金史河渠志》记载:明昌三年四月，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槽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制可。这里所提到的北京路当包括兴中府及其毗邻的州县，从尚书省所奏内容看，辽东、北京路粮食一向较他地丰饶，所以有实力外运以贩济山东、河北等地的荒歉。
建平县出
土农具较多，但朝阳市区、朝阳县、凌源市、喀左县也都有农具出土，说明金代朝阳地区农业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现代学者关于金代经济的研究也认为兴中府一带是金代农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张博泉先生认为:靠近中原北部和今辽河以西、以东地区，一般地讲农业经济也较为发展。韩茂莉研究认为:继辽中期中京所在地老哈河流域成为经济中心地位之后，金代人口与农业核心区再次向南转移，从老哈河流域转向大凌河流域，并通过傍海道与辽西、辽东以及第二松花江沿线的农业垦殖区联为一体，共同构成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主要农业垦殖区。
金代兴中府一带的畜牧和狩猎发展从一些记载能看出当有一定的规模。比如，史载:承安二年九月丁卯，分遣官于东、西、北京，河北等路，中都二节镇，买牛五万头。从北京路购得的牛可能也有来自于兴中府辖地的。另外，1961年10月在朝阳市发现的一座金代马令壁画墓中的壁画内容也反映了当地人畜牧业生产生活，四壁壁画中的人物多穿长袍、束带，足着长靴，东壁壁画中画有马夫二人和两匹马。凌源市康官房身遗址曾出土铁马橙，1年5月在朝阳龙城区召都巴镇发现的金墓随葬品中有婆金类马具，也有非婆金类马具，还有铁马橙、箭链、刀、剑等，反映了墓主人可能生前喜好骑马、狩猎。
现代考古在朝阳地区的市县发现的金代遗址中几乎都采集有砖、瓦、滴水、陶器、瓷器，有的还发现有手工业工匠用的工具，如铁锤、钎子、铁剪等，也发现有灰坑、窑址，还发现有铁锅、铁锁、铁权、铃、钥、金银器、石佛像、铜镜、铜锅、骨梳子、钱币等。金代这一地区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与手工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发现的陶瓷器质地材料形状较为丰富，如青砖、沟纹砖、布纹板瓦、筒瓦、兽面瓦当、灰陶盆、灰陶罐、蓖纹灰陶罐、白瓷碗、白釉马蹄形瓷碗、黄白釉粗瓷碗、黑釉瓷碗、影青瓷碗、白瓷盘、青白釉瓷杯、白釉铁锈花瓷碟、青釉瓷瓶、绿釉鸡腿瓶、酱釉瓷罐、黑釉双系小瓷壶、泥质灰陶卷口沿瓮、深褐釉缸胎瓷瓮、白瓷三兽足香炉、仿定窑白瓷壶、钧窑瓷碗、定窑白瓷划花器、龙泉窑瓷碗等。朝阳地区金代遗址发现的器物有些是本地手工业工匠生产的，有些明显就是外来的，说明当时商品交换也是存在的，出土的一些钱币及发掘的窖藏钱币都证明了其商业还是较为繁荣的，据《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朝阳市双塔区营州路遗址、朝阳市双塔区黄河路墓、朝阳市双塔区重型招待所墓、建平县七家梁遗址、建平县五十家子遗址、建平县东沟遗址、建平县曹家窝铺遗址、建平县长汉池东遗址、建平县嘎海吐村遗址、建平县新窝铺南遗、喀左县西村遗址都曾出土宋代钱币，朝阳市双塔区营州路遗址也有金代钱币出土，另外，建平县石灰窑钱币窖藏发现历代钱币57种，其中，最早的有汉代半两、五株，还有唐代的开元通宝、五代唐国通宝、西夏文的大安宝钱，以北宋钱最多。朝阳南塔街出土的金代窖藏文物中有70枚铜钱，其中以北宋铜钱为主，也有正隆通宝和大定通宝等金代铜钱
总之，兴中府及其毗邻州县是金代东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虽然发展程度不及中原地区，却是金代相对平稳的经济区域。
2自然条件、人口、交通及政策原因
金代兴中府一带经济的平稳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兴中府一带位于大凌河流域，良好的水土资源有利于农牧业的发展。依据《元一统志》所记元代兴中州、利州、建州的物产看，农作物以谷、麦、樱、黍、豆、麻为主。土产中还有芝麻、西瓜、棒子、枣、栗子、梨、杏和一些草药。
最为重要的是金代兴中府一带有较多劳动人手从事农牧业、手工业生产。据《金史地理志》，兴中府及其四县三镇有户四万九百二十七，建州及其属县有户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利州及其管辖的县、镇、寨有户二万一千二百九十六，大定府及其十一县二镇有户六万四千四十七，其中前述提及属于朝阳地区的富庶县、惠和县、金源县、和众县共有四县，大概约有二万户左右。学者们研究认为《金史地理志》所记金代户口应是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统计的数字。
大致说来，兴中府及其毗邻州县在金代最鼎盛时期约有将近十万户。韩茂莉研究认为东北地区的人口在金代后期主要集中分布在辽西、辽东两个地区，也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发展区域，其中，建州、兴中府人口密度较大。其实，金代兴中府及其附近州县并不是金代重点移民的地区，但前代的移民使这一地区有较好的人口基础。金代除了金初的战争和金大定初年的契丹农牧民的反叛使这一地区的人口出现波动之外，其他时间段人口处于自然增长状态。辽金更迭之际，兴中府及其毗邻州县的军民在遥荤昭古牙、契丹九斤和兴中尹道温等的领导下对金兵作了不屈的抵抗，战争使很多原兴中府一带的人走死逃亡，金兵也有较大的损失，兴中府、建州等地的人口因此有所减少。金朝完全控制兴中府一带后，为了防范残存的昭古牙领导的军队反叛，遥荤九营被改编为九猛安，而且，九猛安也很快迁离兴中府、建州一带。《金史兵志》叙述奚兵时提及了他们的大致去向:所谓奚军者，奚人遥荤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军初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对于这一记载中提到的山西、河东两地，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孟广耀先生认为:这里的山西，泛指太行山以西;河东，系黄河之东。也就是说昭古牙的军队先是被调往太行山以西，后又进驻黄河以东。冯继钦先生认为:所谓 山西大概是指今松岭之西，河东大概是指今老哈河以东。笔者认同孟光耀先生的看法，因为奚人昭古牙九营原居住地兴中府、建州一带就在松岭以西和老哈河以东的范围内。《金史地理志上》云内州条提到:天会七年徙奚第一、第三部来戍。这里提到的奚第一、第三部很可能是来自兴中府或原辽中京其他地区的奚人。当然，金初兴中府及其毗邻州县也有外来人口进入。
金军在攻下一些州城后往往留下一些兵将驻守，而且最初往往是女真猛安谋克兵。比如，《金史果传》记载:，(天辅)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绝三城，进至中京。辽兵皆不战而溃，遂克中京。获马一千二百、牛五百、驼一百七十、羊四万七千、车三百五十两。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驻兵中京，使使奏捷、献俘。驻兵是控制新占领地区的表现，可能是暂时的驻扎，此后或有所调整，但无论是金初还是金代中后期，金朝为有效统治各地，猛安谋克兵驻防是金人口迁徙的一个重要表现。张博泉先生曾根据民国时在朝阳县枯井中发现的合扎寿吉斡母谋克印推测从前在隆州境内即今吉林扶余县地的谋克迁至今朝阳县地。吴松弟在其 《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考察了金代女真人的分布资料，并列有金代东北地区女真人的主要分布地表，其中包括属于兴中府的利少中卜建州。大定十七年，为防止西北招讨司的契丹人生事，金世宗下令将他们中曾经参与窝斡叛乱者迁入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济州(治今吉林农安县)和利州等地，令他们和女真人杂居。也就是说，当时利州也是有契丹人迁入的。
金代兴中府及其毗邻州县经济有进一步发展的原因还在于其地有便利的交通。早在先秦时期，有一条辽西通往冀东的天然孔道就是沿大凌河谷而行，战国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或平冈道、或无终道成为东北与中原的重要通道，三条古道均经过朝阳地区。辽代，在开发辽西的总方针的指导下，辽西诸条通道都得到很好地利用。大致说来，在宋辽签订擅渊之盟后，辽宋间使者聘问往来较为频繁，宋使行程录对沿途馆顿多有记述，其路线偏西，经今河北承德地区进入老哈河流域而至辽中京、辽上京。而辽东京辽阳府至辽中京大定府的陆路交通也中经霸州(兴中府)，如《武经总要》记载: (东京)西行六十里至鹤柱馆，又九十里至辽水馆，又七十里至间山馆，馆在医巫阎山中，又九十里至独山馆，又六十里唐叶馆，又五十里乾州，又五十里至辽州，北六十里至宜州，又百里至牛心山馆，又六十里至霸州，又七十里至建安馆，又五十里至富水、会安，至中京三骚程，各去七十里。[20]金朝有效地利用了辽朝已有的陆路交通网。沿大凌河谷而行的松亭关路(古时卢龙道)、经河北承德地区的古北口道、出榆关的傍海道都是金人重视的交通线。史载:太祖取燕京，婆卢火为右翼，兵出居庸关，大败辽兵，遂取居庸。萧妃遁去，都监高六等来送款乞降。习古乃追萧妃至古北口，萧妃己过三日，不及而还。天辅七年(1123 )，金太祖命习古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金史》卷七十一《宗叙传》也提到:契丹撒八反，宗叙去镇压，其时他走的是松亭关路。《金史世宗纪》还记载:大定二年(1162)六月庚午，以尚书右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经略契丹。诏出内府金银给征契丹军用。戊寅，诏居庸关、古北口讥察契丹奸细，捕获者加官赏。己卯，诏守御古北口及石门关。金朝镇压窝斡叛乱时派军控制交通要塞居庸关、古北口、石门关，说明经过这些要塞的道路依然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辽金鼎革之际，傍海道的军事价值得以凸显。辽朝在傍海道沿线来州(今辽宁绥中西南前卫镇)、曝州(今辽宁兴城西南)、迁州(今河北山海关)、润州(今河北抚宁县东北海阳镇)设有屯兵，但这四州屯兵并没有作坚决抵抗，《金史。赤盏晖传》言其在辽末曾以礼宾副使的身份领这四州屯兵，他在金天辅六年(1122)降金。到天辅七年(1123 )二月，辽兴中府降金，傍海道上的来州归德军节度使田颗、权曝州刺史杜师回、权迁州刺史高永昌、权润州刺史张成皆籍所管户降金金人取得了对傍海道的控制权。傍海道也成为金人南进的主要通道。
张汇《节要》记载: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紫金关，昌平县之西乃居庸关，顺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东北乃松亭关，平州之东乃榆关，榆关之东乃金人之来路。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这些交通路线中唯松亭关路经朝阳地区，古北口道经承德后沿老哈河进入辽中京，傍海道经过的是滨海州县瑞州(原辽来州改)、锦州。文献记载这三条道路在金代依然是沟通中原与东北的陆上重要通道，但重要程度似乎有所变化。辛德勇先生研究认为:迄唐为止，一直以卢龙道为主，辽时以古北道为主，金时始以傍海道为主。
这种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区域交通地位的改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金代由于傍海道地位的提升，朝阳地区区位交通优势地位有所改变，但自古以来形成的交通道路并没有废弃，可能繁忙程度不如从前了。今天凌源市三家子乡的金代所建的天盛号石拱桥可以作证。更值得关注的是天盛号石拱桥在交通史上的意义，这座桥清理者韩宝兴认为:金代人建筑这座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方便交通，联结关内外道路。由孙家庄(天盛号)东行可到龙山县(治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西南白塔子)，又北行经过利州(治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沿大凌河东北行，可到达兴中府(辽宁朝阳市)。由孙家庄(天盛号)北行又可到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镇)。
另外，金代统治者推行的经济政策和采取的措施也有利于兴中府一带经济的发展。史载，金太祖天辅七年(1123)正月，庚辰，宜、锦、乾、显、成、川、豪、爵等州皆降。甲申，诏曰:诸州部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今农事将兴，可谴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处于战争时期，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考虑到军士勿扰民生，重视农业，他的做法为此后金代皇帝推行发展经济的政策奠定了基础并起到了示范作用。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五月，癸未，诏曰:新降之民，诉讼者众，今方农时，或失田业，可侯农隙听决。，这反映出金太宗注意诉讼裁决不影响农时。金世宗较为重视维持一定量的农业人口，防止农业人口流失，大定二年(1162 )二月，诏谕盗贼或避贼及避摇役在他所者，并令归业，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这是旨在尽快结束动乱，恢复农业生产，保障农业人口的政令。大定四年(1164)九月己丑，上谕宰臣曰:北京、靓州、临演等路尝经契丹寇掠，平、蓟二州近复蝗旱，百姓艰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臀为奴，联甚阂之。可速遣使阅实其数，出内库物赎之。这条谕令显然是防止农业人口的流失。金章宗曾采取减轻地税的方式激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史载，大定二十九年(1189)秋七月辛酉，减民地税十之一，河东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金章宗也试图扩大耕地面积以推动农业的发展，明昌四年正月癸巳，谕点检司，行宫外地及围猎之处悉与民耕，虽禁地，听民持农器出入。;值得注意的是，金代重农但不废工商，女真建国前已知酿糜为酒 烧炭炼铁、土产惟多织布，金朝建立后，灭辽侵宋，强调安抚农业人口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各类技艺人员的控制，并利用他们发展金代的手工业。史载:金天辅七年二月，金军攻取辽的燕京路，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金军攻下北宋汁京后，掳掠北迁的数千人中也包括工匠和百工技艺之人。至于金代商业政策也是较为积极的。王德朋研究认为:女真人虽然以武得国，但在建立起有效的统治之后也非常注意发展商业，城市商业更是得到重视。正是金代关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使经过改朝换代震荡之后包括兴中府、建州、利州等地在内的北方很快进入经济恢复发展阶段。
3结语
除了金初战争阶段和金代中期窝斡、撒八领导的契丹农牧民起义曾造成短暂的社会动荡，大多数时候兴中府、建州、利州等地社会局势较为稳定，人口密度较大，人口迁徙规模小，良好的水土条件，交通便利，多民族共处，最高统治者重视安定发展，因此，其地的经济有平稳的发展，依然是东北地区较为先进的经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