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环境污染的防治具有跨区域、跨部门的特性。我国的环境污染的防治体制经历了从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到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制度的每一个阶段的变革都取决于当事人之间能否就制度达成一致同意，而并非政府单方面的意愿，这种制度的变迁是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反复博弈的结果。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对本区域环境质量负责，我国的环境污染防治政策基本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地方政府环境责任的履行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状况。因此，中央政府通过纵向问责机制推动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责任，社会公众强烈要求地方政府尽职履责。地方政府全面履行公共受托环境责任业已成为相关利益各方的共识。而地方政府在履行环境责任过程中，往往会跟据自己对其他利益集团环境行为的预期来决定自己的行为选择，所以，地方政府环境行为会出现多重均衡解。为了引导博弈动态均衡走向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本文对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环保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就环境行为博弈过程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中国政府环境责任制度现状，寻找中央政府问责机制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探索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如何陷入环境责任履行的穷途困境以及社会公众在何种条件下对政府环保的不作为进行反对诉讼，以为我国政府环境责任制度改革提供依据。
二、中央政府问责机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行为博弈分析
1. 博弈的现实背景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责任的落实，建立纵向问责机制，对地方政府环境目标责任履行情况实施监督和追责。由于污染防治具有相对的无边界性，一方治理污染，其他相关各方都会收益，这就为地方政府搭便车创造了条件。而且环境责任履行成本与污染治理收益的悬殊对比，使得地方政府间对环境行为策略选择存在激烈的博弈，一方选择履行环境责任会对另一方是否履行环境责任产生影响。因此，可以用博弈模型分析有限理性条件下，地方政府间如何在中央政府纵向问责机制下互相博弈。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是其相关各方之间随机的、关联的重复博弈，可以借助复制动态机制来模拟。
环境污染的扩散性与流动性带来污染治理的跨行政区域性。地方政府间存在同向外部效应，即一方破坏了生态环境，需要对方共同来承担危害，而一方履行责任治理了环境，则对方可共同受益。正是这种复杂背景，为地方政府环境行为博弈策略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当博弈双方都选择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时，双方获取的收益对等。当博弈双方选择不同的环境行为策略时，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地方政府不仅要承担履行环境责任产生的污染治理成本，而且还要承担对方不履行环境责任的负外部效应;不履行环境责任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污染治理成本的负担，而且还能坐享对方履行环境责任的正外部效应。同时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责任时在空间上表现出相关性，地方政府A履行了环境责任，则在空间上与其相邻的地方政府也倾向于履行环境责任，反之相邻地方政府倾向于不履行环境责任。
基于上述原因，虽然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推动地方政府环境责任的履行，但环境问题依然是目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有必要用一定模型推演该类复杂博弈的过程，重点分析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的监督与问责措施对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现实意义。同时，还可还原我国环境政策执行的本质过程，纠正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发现可能的最终均衡解及影响博弈走向的相关因素。解释目前污染治理政策的失灵现象，以为相关环保政策措施制定提供参考借鉴，进一步提高区域环境治理效率。
2. 博弈模型参数
根据是否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主体的策略集分为{履行、不履行｝。虽然有时博弈主体可能有很多，可能是几个地方政府在共同博弈，这里简化为只有两类地方政府群体参加博弈。C1是地方政府A的责任履行成本，包括政府在责任履行过程中的组织成本、人力成本以及监督成本，同时包括责任履行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一些负面作用。L1为地方政府A 履行环境责任后污染物的减排量，H1是地方政府A 不履行环境责任时污染物的增排量，表示环境责任履行绩效在中央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占的比重，f 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A 不履行环境责任的问责。同理，C2是地方政府B 的责任履行成本，L2是地方政府B 履行环境责任后污染物的减排量，H2是地方政府B 不履行环境责任时污染物增排量，f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B 不履行环境责任的问责，1代表地方政府A 相对于地方政府B 的外部效系数，反之2是地方政府B 相对于地方政府A 的外部效应系数。由此，可以得到中央政府纵向问责机制下地方政府A 和地方政府B 互相博弈的支付矩阵。
三、环保部门与地方政府环境行为动态博弈分析
1. 地方环保部门的两难分析
地方环保部门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履行环保责任时处于两难境地。其作为地方环境执法检查部门，受本级政府领导，其工资福利、职务晋升与运行经费等都由当地地方政府决定。作为上级环保主管部门的下级部门，上级环保主管部门对其具有工作指导与考评权，因此又要接受上级环保部门的垂直领导。地方政府与上级环保部门对环境行为认知存在差异，前者具有追求GDP的冲动，对环境保护则没有热情，其履行环境责任也属于消极保护;而上级环保部门则视环境保护为己任，有强烈的履职责任感与热情。因此，地方环保部门夹在中间难以取舍，是选择经济发展为先还是依法履行环境规制责任。环保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地方环保部门为节点进行环保问题的博弈，并且最终地方环保部门的环境行为选择还取决于其受制于程度高的那方。地方环保部门是否选择履行环保责任可描述为：若其更多的依靠当地政府，则倾向于遵循地方政府意愿，那怕放弃上级主管部门对其的利益;若对地方政府依赖较小，则倾向于执行上级主管部门指示。总之，地方环保部门作为理性经济人根据自身综合收益大小来决定是否履行环境保护职责。
2. 模型假设
模型构建是以一定假设为前提的，在地方政府与地方环保部门进行环境保护博弈时，本文作如下假设：首先，假设地方环保部门受制于地方政府，其运行经费、福利、甚至政治晋升都受地方政府左右;其次，本文假设上级环保部门对不履行环境保护职责进行问责时，两者共同承担责任，即地方政府可能把环境事故责任推给地方环保部门;第三，假设上级环保部门会对地方环保部门责任履行进行考核，从而一定程度上决定其职务晋升与利益大小。基于上述假设设定该模型的相关参数：地方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可能导致经济产出减少，并带来相应的履行成本，如人员投入、资金设备投入及经费投入等，由此认为该部分成本为C;如果不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则对地方政府进行问责，表示为f，其中地方政府承担的比例为f，则地方环保部门承担比例为(1-)如果地方环保部门与地方政府策略保持一致则可获得地方支持S，否则将失去支持;同时环保部门若不履行环境责任，则上级环保部门对其绩效评价P。
四、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环境行为动态博弈分析
1. 博弈背景
用效用函数来考察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行为可以发现，职位晋升、利益扩大及社会公众拥戴成为政府作为理性个体是否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三大因变量。因为政府官员希望得到社会公众良好评价，即在群众中有口碑或名声，这样晋升可能性会增大。特别是在我国政治体制下，社会公众意见将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层层往上汇集，因此，行政官员都非常重视民意。因为民意关乎自身的行政位置。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公众环境意识提高，愈来愈多的社会民众意识到虽然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环境问题却变得十分突出，社会公众宁愿放慢经济发展速度，也希望有良好的生存环境。社会公众与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存在博弈，可简单表述为：短期来看，由于环境规制的确对经济产出有负面影响，因此地方政府本性是不愿履行环境保护责任，而社会公众则希望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并通过一定方式表达他们自身主张，如发布公告、游行、诉讼等。面对社会公众的环境诉求，若地方政府认为公众意见在可控范围内，就算发生游行示威，社会利益受损，但由于经济利益增加，其综合利益仍然可接受，则地方政府并不选择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则该轮博弈中，社会公众失败;若地方政府认为社会公众意见必须被采纳，否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局面，进而对自身政治晋升不利，此时地方政府会根据社会公众意见来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此轮博弈中，社会公众获胜;并且该轮博弈会影响下轮博弈结果，因为这涉及一个博弈信息完全与否问题，若政府占据了主导地位，则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会在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同理，社会公众亦类似。
中国社会公众环保意识已逐步提高，社会公众已开始参与到环境保护规划中，对具体生态工程选址、设计等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开始向政府提出自身环境诉求。如，社会公众以各种方式反对PX项目、垃圾场选址、治理雾霾天气等，实际上就是社会公众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表现。清楚了解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环境行为的博弈过程，不仅可以培育社会力量，督促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责任，而且可以让社会公众参与至环境治理中，开辟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治理理论看，寻找到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方式，可以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因此，下面以博弈模型分析双方博弈行为。
2. 模型假设
模型的模拟或推演都是以一定假设为前提的，这里假设：第一，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有需求预期，若没有达到心理预期，则社会公众就会反对，且与心理预期差距越大，反对力量越强;第二，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要根据自身利益来决定是否履行环境保护责任，而社会公众意见可以转化为政府利益;第三，如果政府履行环境责任则环境质量就能达到公众预期。
五、简要的研究结论
本文对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环保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就环境行为博弈过程的分析表明，强化对地方政府问责力度，加大环保指标在政绩考核体系中比重，降低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责任成本可以推动区域内不同地方政府共同选择履行环保职责;改变地方环保部门的双重领导体制，明晰责任主体和主体责任，可有效提高环境治理绩效;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培育环保的社会团体力量，让社会民众进入环境监督和问责体系可创新治理方式，可以从根本上推动政府环境责任履行。可见，跨区域污染防治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中央政府污染防治责任配置的科学性，而且取决于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