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已有31个国家通过成为创始会员国。另据报道，财政部确认已提交书面确认函，预计将在4月加入的国家有15个；此外，还有6个国家或地区已表示申请。申请国家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一股“亚投行热”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由于内政外交政策差异，各方加入亚投行的决策过程不尽相同，有些颇为顺利，还有些观望犹豫、最终放弃。透过这些决策过程，可以切实感受到各方对于中国发展与合作共赢理念的认同，对构建利益均沾、繁荣共享“命运共同体”的期许。
美日：犹豫观望 终未加入
对于美国表态现阶段无意加入亚投行，美国前国务卿欧布莱特直接表示，美国误判其他国家有意加入亚投行的情势，“我们搞砸（screwed up）了，这件事不应该这样处理”。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31日举行“中国大陆在转型期的经济决策”研讨会，邀请欧布莱特发表专题演说。当被问到亚投行一事，她指出，如今希望美国能重新掌握与亚投行合作的机会。欧布莱特指出，美国不应该把亚投行视为中方想揽权，而是要当作推动其透明度、法规问题的机会，解决其中真正的问题，例如该贷款给谁、建立法治的机构等。
而美国财政部长李乌（Jack Lew）刚在前不久结束北京历时两天的访问后返回美国，于当地时间31日在旧金山发表谈话，表示美国将对任何新的国际发展银行表示欢迎，只要这样的银行尊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等现有国际机构。李乌强调，新的机构需要“分享国际社会有关真正多边治理和决策的承诺，以及对不断改善借贷标准和借贷保障的承诺”。李乌这趟访问曾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李乌称，中方领导人明确对他表示，鼓励亚投行朝向高管理标准且欢迎与各方合作，“为此感到鼓舞”。他并建议，亚投行与现有开发机构联合提供项目融资，这将有助于展示中方对治理、环境、社会保障和债务可持续性，持最高标准的承诺。
日本则被欧洲各国纷纷宣布加入亚投行这一预料之外的事态打了个措手不及。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27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亚投行的贷款审查体系和组织运营“完全不明确”。外交人士则分析称：“只要美国不点头，日本就无法采取行动。然而，美国突然宣布加入而使日本陷入孤立境地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麻生是在当天早上内阁会议后表的态，几乎与他发言同时，其他有关大臣也纷纷说明了相同方针，显示了当天内阁会议上安倍内阁确定的政府立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在今天表明参加是不可能的，（日本）不基于特定日期，继续与有关国家一边合作、一边做中国的工作”，说明日本仍想与美国共同步调。
除此之外，日本共同社3月31日报道，日本政府表示暂不参加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因为无法消除对组织运营的不安情绪，警惕地认为亚投行可能被利用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在担忧中国把握贷款决定权的背景下，日本倾向于决定无法向亚投行出资。日本政府认为亚投行理事会是否拥有贷款决定权并不透明，对此抱有疑虑。政府所持立场是只要公平透明的运营机制得不到担保，那就不能参加。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欧洲各国与中国之间没有大的政治纷争，所以比较容易以经济为重而加入”。但是，在二战结束即将迎来70周年的当下，日本与中韩存在历史问题的困扰。日本政府某相关人士指出，如果亚投行在结算系统中使用人民币，“全球货币系统本身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东南亚、南亚、中亚：争夺基建投资目的地
“亚投行成员国分为两部分，亚洲国家和域外国家。亚洲国家是主要的投资目的地，是资金需求方，也就是借方。”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陈晓晨认为，“亚投行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有益补充。现有体系没有完全满足很多中小国家搞基建的需求，也没有满足欧元国家的投资需求。”
民生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由中央层面推动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项目正在快速推进。收集到资料的20多个海外项目累计拟建、在建投资规模达524.7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中亚、南亚等地区，投资的方向更多以能源、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为主。仅2015年“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规模或接近170亿美元。 欧洲：英、瑞意在维持金融影响力
尽管受到美国的反对，英国仍然成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随即，法、德、意等国随之纷纷加入。
对于英国成为首个公开宣称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首相戴维・卡梅伦说，会有一些时候，英国选择不同于美国的路径，因为出于英国国家利益。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英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要在类似亚投行的国际机构创建时体现“存在感”。在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吴心韬看来，英国外交、对外经贸政策乃至国内经济发展方针一贯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加入亚投行最终是为英国争取发展空间，维护国家利益。
对于英国加入亚投行，吴心韬并不感到意外。他说，本届英国政府着力深化与中国经贸关系，主要动因还是经济利益，其背后则是这些年学界一直在探讨的话题：亚洲的崛起和机遇，特别是不断增强的中国实力和市场潜力。
对欧洲而言，英国、瑞士和卢森堡等传统金融业强国为维持金融业地位，一般会加入国际性金融机构，并试图影响该机构的政策制定和日常运营。2012年英国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10.6%，瑞士金融业占比GDP约13%。全球五分之一的国际银行业务、接近三分之一的外汇交易、一半的国际股权交易和二级市场70%的国际债券交易在伦敦金融城完成。
与瑞士、卢森堡等金融业发达国家类似，挪威等北欧国家，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约旦、阿曼等中东“土豪”加入亚投行，是借助亚投行抓住机遇，将其积累的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目前世界上35%的主权财富基金集中在中东地区，沙特主权财富基金达7570亿美元，科威特达5480亿美元，卡塔尔达256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更是高达8630亿美元。亚投行长期而稳定的基建收益，无疑对这些基金极具吸引力。
此外，制造业强国德国对亚洲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已远超美国，对华投资更是处于快速上升通道。新华社驻德国法兰克福记者文史哲注意到，德国财政部正是在中德首次高级别财金对话后表达加入亚投行意愿，“从中德关系角度看，加入亚投行也是中德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结果。”德国政商界人士多以欧洲视角看待加入亚投行，认定欧洲国家的动因是分享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增长潜力。德国加入亚投行，有助于该国增加在亚太地区话语权，并为本国产品和服务找到出口。
相比之下，法国、意大利等国虽然早已表示要加入亚投行，但迟迟未有其提交书面确认函的消息。法国出口产品60%以上为欧洲地区，对亚太地区仅10%左右，这或许是其虽选择加入亚投行，但热情程度不高的原因。
澳洲、巴西：抢占上游资源输出份额
围绕是否加入亚投行，“经贸系”与“外交系”的决策之争同样发生在澳大利亚内阁。从最初的断然“回绝”到最终的高调“入伙”，澳大利亚走过一段颇为复杂的“心路”。
2014年10月，澳方收到中方的亚投行邀请，但因为顾虑美国态度，在内阁会议上予以拒绝。国库部长乔・霍基从经济角度考虑，认为加入亚投行能带动经济发展，对本国和亚太地区都有利；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则从战略安全和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受到美国强力游说，不愿意跟美国翻脸。两人一度争得面红耳赤。
新华社驻堪培拉记者徐海静观察，毕晓普后来立场有所改变，促使内阁最终达成一致。而去年11月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澳中关系的升温与澳美关系的降温，则是促成澳大利亚政府最终转向的大背景。
俄罗斯加入亚投行的原因受地缘政治影响，中俄两国地缘政治十分重要。中国在其中做出了共赢发展的措施。比如在俄罗斯人担心的西伯利亚铁路运量被分流的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另一方面投资俄罗斯国内的高铁和其他基础设施。在中亚的合作问题上，中国也强调“一带一路”规划与俄罗斯“茶叶之路”的对接，强调亚投行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兼容性”。
借助亚投行平台，中国将来自欧盟、中东国家的融资能力，来自澳大利亚、巴西等的上游原材料供给，来自中、韩的工程基建实力进行整合，编入“亚投行体系”，投入到亚太地区旺盛的投资需求上，从而打造一个完整的“亚洲投融资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