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孝惠帝刘盈，西汉第二任皇帝，汉惠帝在《史记》、《汉书》的地位差别很大。《史记》未将汉惠帝单独列入记录帝王事迹的本纪部分，而是将其附记于《吕太后本纪》，使其在《史记》中失去了与帝王身份相称的地位。而《汉书》则在《高帝纪》之后，独立成卷撰写《惠帝纪》，恢复了汉惠帝在史书中的地位。司马迁和班固对汉惠帝的不同处理都经过了严肃地考量，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也折射出《史记》与《汉书》在文学性上的区别。
对于汉惠帝在《史记》中缺位而在《汉书》中复位的现象，前人已作了一些探讨。王伯祥认为，司马迁看到一切的实权都由刘邦的妻子吕雉掌握，刘盈只拥有一个虚名，他便干脆立了个《吕太后本纪》，书中竟找不到惠帝本纪的名色，而《汉书》增加《惠帝纪》则是牵于成格而无必要。游国恩赞成班固为汉惠帝立纪，岂有嗣主在位，又未被废，而竟删削不载之理？班书补之，义例较精。郑晓时则认为，司马迁不为汉惠帝立纪是有意为之，原因有三：第一个是艺术上的。司马迁常将互动关系密切的人合写一传以对比其性格与作为。卷九（《吕太后本纪》，笔者注）卷名虽只提吕后，实则母子同传。二是反映皇权行使的事实，即高帝去世后十五年间吕后在皇权的行使上具有主导性。她在惠帝主政期间具有压制性的影响力，形成令出二门、两主相抗的局面。三是在司马迁以天下安危为念的史观中，他们母子的冲突无需渲染。因为，这些冲突只是刘吕两大统治家族的家务事而非天下事；并未殃及人民、危及帝国。
《史记》与《汉书》对汉惠帝的处理孰优孰劣的问题，本文不做评论，仅通过《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惠帝纪》、《汉书高后纪》的文本细读，探讨其中体现的《史记》与《汉书》在史学与文学上的差异。《史记》不为汉惠帝立纪而《汉书》专门为汉惠帝立纪，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点方面的差异。研究的历史主题不同。司马迁写《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史记》记载的内容上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时期，以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探究历朝历代兴亡盛衰的规律。《史记》对历史人物的选择不拘泥于其社会地位，而关注其对社会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汉惠帝在位时期，其言行、作为几乎没有产生较大的历史影响，而吕后则在政治领域中有绝对的影响力。司马迁把汉惠帝并入《吕太后本纪》不能说没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班固则是在汉代中兴之际，在经学一统思想界的背景下，撰写《汉书》记录西汉王朝的发展历史，欲使汉德发扬光大。作为断代史的《汉书》，记载了从汉高祖刘邦到王莽被诛的西汉历史，研究的主题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治通，在历史记述中说明汉代统治天下是天命所归。因此，西汉帝王的世系问题会引起班固的高度重视，使得《汉书》严格遵从西汉帝王更替的真实状况，增立了《惠帝纪》。
入传人物选择标准不同。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的时候，对入传人物和行状史事做了严格的筛择，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不仅是司马迁取舍叙事材料的标准之一，也可以说是选择历史人物入传的一条标准，汉惠帝虽然在位七年，而非天下所以存亡，缺位于《史记》本纪在情理之中。班固自称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班固把《汉书》实际上写成了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刘姓皇帝的家谱。再加上班固奉行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的著史传统，必然会为汉惠帝专门立纪。
编写体例不同。《史记》与《汉书》虽然都是纪传体史书，但在体例上也有差别，《史记》是通史，《汉书》则是断代史。《史记》的十二本纪作为全书的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多年的兴衰沿革。《史记》在本纪中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刘邦被列在项羽之后，没有实权的汉惠帝则缺位于本纪，这在专为西汉编写断代史的班固看来是极不合理的。认为汉高祖被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汉惠帝被排除在本纪之外，无法凸显大汉王朝的地位和功业，故而《汉书》将项羽降入列传，并在《高帝纪》之后增立《惠帝纪》。班固此举，虽然丧失了类似司马迁超越名分的胆识，但对于《汉书》断代史的体例实有裨益。《汉书》既然是西汉一代之史书，则须以西汉一代为始终，如果在本纪中把西楚霸王项羽列在刘邦之前，却无西汉王朝第二任皇帝的一席之地，则使全书的体例有失严谨。
汉惠帝虽在《史记》中缺位，被附于《吕太后本纪》之中，却是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形象，而《汉书》中得以复位的汉惠帝，只是作为一个帝王的符号出现在《惠帝纪》中，丧失了人的真实性与丰富性。可见，《史记》与《汉书》在文学性上也呈现出差异。
叙事艺术方面。《史记吕太后本纪》可分为两部分，汉惠帝在位的七年为前半部分，吕后临朝称制的八年以及吕后死后大臣诛杀诸吕为后半部分。汉惠帝的事迹见于前半部分。所记叙的历史事件有四：高祖欲废太子、吕后杀赵王如意、吕后令汉惠帝观人彘、汉惠帝保护齐王肥。汉惠帝身为太子时，数次几乎被废，继位之前吕后母子被戚夫人排挤、遭刘邦嫌恶，处于极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而吕后为人刚毅、有仇必报，为刘邦死后吕后杀死赵王如意、人彘戚夫人、谋害刘邦诸子埋下了伏笔。而吕后屡次残害刘氏子孙、广封吕门子弟，也使得吕后死后吕氏男女不免皆被诛戮。《史记吕太后本纪》叙事贴切、脉络清晰、浑然一体、言外有意，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与因果关系隐藏在行文之间。清人吴见思对其叙事艺术评价很高：吕氏一纪，附孝惠、两少帝三朝，及高祖诸子七王与诸吕之事，丛杂纠纷，几于无处下笔。偏能一手握管，拈一头，即放倒一头，放一头，即另起一头，凭他四面而来，我能四面而应，且脉络输灌，章法蝉联，绝无结撰穿插之痕迹，可为神鬼于文者矣。《汉书》把《史记吕太后本纪》的前半部分剥离出来，增立《惠帝纪》专门记录汉惠帝在位七年的历史。把汉惠帝在位期间的吕后杀赵王如意事件只用赵隐王如意薨六字记录，而事情始末则与人彘戚夫人事件移入《外戚列传》，把吕后欲鸩齐王刘肥事件移入《高五王传》，《惠帝纪》只是编年月、记灾祥、录政令而已，并无完整的历史事件。而《高后纪》将吕后当权时期的王诸吕事件移入《外戚列传》，将害死刘友、刘恢，大臣诛灭诸吕、迎立文帝移入《高五王传》，又把周勃、陈平等大臣谋划除掉诸吕的部分事件移入《张陈王周传》。班固的这一安排，不仅使得汉惠帝、吕后当朝时期的史事零散杂乱，无从表现叙事艺术，且有为皇室丑闻隐讳的嫌疑。
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史记吕太后本纪》成功地塑造了吕后和汉惠帝的鲜活形象。吕后在汉惠帝继位之初，就马上展开对戚夫人母子的复仇，先是把戚夫人囚禁在永巷，随后召赵王如意入长安，欲杀之。然而吕后的计划被汉惠帝打乱，他对少弟情深意重，不仅亲至霸上迎接，而且与如意一同起居饮食，使其免遭毒手。汉惠帝的行为使吕后愤怒无比，最终还是找到机会将如意毒死，并把戚夫人做成人彘，还召汉惠帝参观。汉惠帝受到极大的精神刺激，大病一场后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以放纵自身来对抗吕后的残忍。自此，母子矛盾深植内心，齐王刘肥来朝，吕后因汉惠帝待齐王以家人之礼而欲鸩杀刘肥，又被汉惠帝以身阻挠。吕后母子的三次交锋，形象地刻画出吕后阴鸷残忍、强悍刚毅、有仇必报的性格，而汉惠帝面对母亲的行为不断做出叛逆与反抗最终却无能为力，则体现其性格的温柔敦厚、仁慈悲悯而不乏反抗精神，却缺乏政治权谋，终成一个悲剧性人物。后文记载，汉惠帝去世后，吕后哭而无泪担心大臣发难，不仅表现出吕后对儿子感情的淡薄还展示出一个女政治家的魄力，吕后临朝称制以后，驾驭大臣有方，而且在病重时将军事大权交给吕禄、吕产，并在遗诏中赏赐群臣、大赦天下，以此来稳定政局，吕后的一系列行事策略与前文的残忍性格互补，展示其谋权与卓识，使得吕后的形象立体丰满、真实自然。《汉书》为汉惠帝与吕后分别立纪，《惠帝纪》正文中没有表现汉惠帝性格特征的文字，而是在编年月、记灾祥的同时，记载了惠帝朝的一些政治措施，如放松对商人经商的限制、减田租，复十五税一、除挟书律、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等，这些措施体现了汉惠帝奉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治国思想，在政治上并非一无是处，促进了汉初经济的恢复发展、文化思想的活跃、人口的繁殖。而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则不见记载，只用赞语进行了评价：惠帝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渥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纳曹相国之对而心悦，可谓宽仁之主。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使得汉惠帝只作为一个仁厚皇帝的符号存在于史书中，性格模糊，难见其真性情。而《高后纪》中一些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的历史材料被移入其他传记后，使得吕后的形象也远不如《吕太后本纪》中真实丰满。
注释：
[1]王伯祥：《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3]郑晓时：《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