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道主义话语在80年代常被宽泛地称为一种"思潮"，本文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思潮在80年代的具体展开过程，尤其是其中的三种主要表现形态，即80年代前期以"阶级性"/"人性"作为对偶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80年代中期的"主体论"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哲学"。侧重分析有着内在一致性的三种形态建构了何种"个人"观念，及其与80年代的新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或隐或显的关联形式。
本文主要观点为：人道主义话语在80年代以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关于人的普遍价值的面貌出现，但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通过对个人观念的重塑，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形态，因而成为80年代的新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以"人性"作为修辞策略，在关于"家"/"国"的书写中，将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转化为一种文化认同；"主体论"在其隐蔽的"个人"/"社会"的对立结构中，对应于"现代"/"传统"的论述模式，将个人主体性的倡导落实于关于"现代国民"的塑造之中；"文化哲学"则将"个人"的观念的建构转换为"审美生成"问题，通过对"审美"的非现实性和"解放"意义的强调，构造出一种自律、自我完成的中产阶级主体想象。
关键词：个人、国家、意识形态、现代性、人性、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主体论、国民、人学、文化哲学、审美解放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折时期之一，它意味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结束由冷战阵营构造的"封闭"时期，在"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口号下，步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开端。这一转折期的最重要特征，如戴锦华所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裂隙"，即"政权的延续、意识形态的断裂与社会体制的变迁"1。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尽管不是改朝换代而延续了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形式，并且仍旧借重了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话语形态，但其意识形态内涵已然更换，且政治、经济、社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适应资本市场的需要。这一转折过程同时伴随着一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即重新安置"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其具体形态则是被宽泛地称为"人道主义思潮"的新人文话语。这种话语以高扬个体的"主体性"作为主要特征，在打破毛泽东时代的个体认同方式的同时，重新建构出一种新型的个人观念，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上确立了一种新的关系模式。本文试图较为详细地考辨人道主义思潮的具体话语形态，借重何种理论资源确立起论述的合理性，尤其是其中建构的"个人"观念，并进一步考察这种观念和8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80人道主义思潮及其三种形态
90年代后中国的现实处境使得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被作为问题提出。冷战格局的结束、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使中国真实地置身于"世界"格局之中。如果说民族国家形象曾经成为压抑的来源，并构成人道主义话语反抗的支点，那么，资本市场作为更有效的组织机器开始醒目地呈现为一种更大的压抑力量。"人"不再作为对抗于"非人"的国家机器而自由飘散的个体，而成为了在自由市场当中不自由地生存的劳动力。1993-1996年间，中国知识界所展开的"人文精神"论争，相当具有症候性地呈现出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与全球化、市场化处境之间的错位，人道主义则成了其间无关痛痒的微弱抗议。
在上述多重历史和理论的面向上，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成为反省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有效关节点。而具体地分析其中蕴涵的"人"的观念，尤其是个人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连接方式，则是深入辨析这一思潮的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二、 "人性"修辞和"家"/"国"想象
在70-80年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问题得以提出的契机，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发端、被称为"思想解放"的潮流。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自身提出的公开质疑。这种质疑主要集中于"阶级性"和"人性"这样一组对抗的元素当中，"阶级性"和"阶级斗争"这一源自马克思主义并由列宁主义发扬的范畴被看作一种"异化"的脱离了人的本性的主体组织形式，成为僵化且专制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化身而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判。
与其说这些小说借助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论，阐述了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如说它们将矛盾的解决寄予浪漫和理想化的人际关系的想象之中。这种叙事形态最值得分析的是，它们建构了马克思所谓的"人的东西/非人的东西"这样一对"孪生的价值判断"12。以阶级斗争为其纲领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被呈现为一种压迫性的"非人"形象，而所谓"人的东西"则建立在一种隐喻性的理想个人关系之上，爱情、婚姻、家庭等涉及私人生活空间的关系模式成为负载这种理想个人关系的具体载体。"公"/"私"领域的区隔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的色彩，"家"/"国"之间有了巨大的裂隙。用以昭示"国"的非人性的方式，是"国"对"家"的摧残和破坏，而在对历史进行道德化叙述的一种惯常修辞，则是让"坏人""无家"，让"好人""有情人终成眷属"13，但对于私人生活领域中的性别、阶级等的等级关系，则视而不见。"人性"在文学再现上的这种修辞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阿尔都塞的论断："人的东西/非人的东西这对孪生概念没有绝对意义，它是思想的形式结构，它的内容是由各个历史时代中的占支配地位的利益提供给这些时代的"14。80年代初期被填充于"人"/"非人"这一形式结构中的，则是私人生活空间与专制国家政权之间的对比，真正被更换的，是个人认同国家的方式和意识形态内涵。
"两阶段说"清晰地将阶级性/人性之间的对抗关系建构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诉求显现出来。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始终是在列宁所谓"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22这一意义上被认知。由于个人及其行为、属性都附属于一定的阶级，而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因此个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且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表达必须被组织到国家机器之中；相对地，"人性"强调人具有超越阶级的普遍属性，这种属性使得以阶级斗争作为其目的的国家统治显得不合法，从而要求在个人/国家之间确立一种更宽松、和谐的关系。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则是个人私人生活空间的扩大，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家庭、婚姻、爱情等关系的表现，成为了受到国家压抑的个人重新获得归属的主要形式。同时，民族国家的功能和形象从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政治认同，转变为以经典的民族文化符号作为主要标志的文化认同，自然景色如长江、黄河、黄山、庐山等，淳朴的民风和民俗等被作为"民族"想象的主要内容。而更换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则在于，"现代化"再度被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目标而提出，把政治的个人转化为非政治色彩的个人，实则是建构更适宜于市场需要的"经济个人"。人道主义话语中所蕴涵的"主体的经验主义"和"本质的唯心主义"这一阿尔都塞所谓的"典型结构"，即个体成为主体的经验性存在（也正是李泽厚所说的"感性血肉的个体"23）和每个个体都具有人的全部本质（每个人都是"人"），必然导致一种个人主义的伦理价值，而在个人/社会的想象关系当中，"市场"则成为使得个体"自由"地实现其价值的最好机制。如果说类似的逻辑在80年代的人道主义讨论中成为隐在的前提的话，90年代的一本讨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书籍则直截了当地把市场经济称为人道主义的"保护神"，并将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解为："既是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价值观要求，同时，实际上又是只能通过市场经济才能逐渐达到的目标"24。这一论述实则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讨论中隐含的阶级性/人性、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国家政权/自由市场、集体/个人之间隐约的对应关系点明了。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80年代前期作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话语形态出现，主要针对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现实问题，同时也通过对"人性"的隐喻性修辞表达，更改了个人/国家之间的认同方式。1984年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发表之后，相关的讨论被抑制，事实上也可以说，这是用人道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述的尝试的终止，但人道主义却作为一种影响日胜的意识形态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并与不同脉络上的理论融合，呈现为别样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