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汉语中的别名,雅号看中国传统文化
引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长期的文化演进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而对不同事物的别称，雅号便是这种语言风格的要素之一。古汉语词汇中有一类词语和“ 通称”相对, 人们一般称之为“ 别名”, 又叫“雅号”。它是人们对同一事物由于时空的不同, 理解的不同, 描写角度以及造词心理的不同等因素, 而给予的不同命名。我们对这类别称词加以详细的总结和分析, 可从中窥见若干华夏文化的遗迹, 这些或许是从其他方面难http://wWw.LWlm.Com以获取的信息, 或许能和其他形式反映的民族文化互相印证, 对汉民族古文化的发掘可谓不无裨益。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略述： (一）某一事物别称的数量多寡反映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高低 陈原先生指出：“ 语言中所没有或少见的词汇, 就是这个社会生活中所没有或少见的现象……反之, 即得到相反的结论。”［1］这就是说，据语言遗迹出现的多寡、有无,可以推断我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与哪些事物有密切的联系, 与哪些事物联系较少, 哪些事物还未曾出现。例如：酒的别名就何其繁多。《诗大雅旱麓》中“瑟彼玉瓒，黄流在中”的句子，旧时七大夫熟读四书五经，都知黄流即为杯中物。在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坎之兑》。“酒为欢伯，除忧来乐。”金代元好问在《望月轩》诗中写道，“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便可知酒亦被称作“欢伯”。宋代大文豪苏轼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未用句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后便以“扫愁帚”，“钓诗钩”作为酒的代称。酒被称为“曲生，曲秀才”则来源于《开天传信记》中的神话故事。唐代一道士叶法善与一群官员相聚，大家正想喝酒时，突进一年轻少年，自称曲秀才，高声谈论，许久站起，如风一般不见人影，法善以为是妖魅，等曲生又来时，用小剑刺他，此生却化为酒瓶，美酒盈瓶，其味甚佳，坐客皆醉。后以“曲生”或“曲秀才”作为酒的名称。特别有意思的是，青州从事，平原督邮也可用来指做酒。这出自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好酒称“青州从事”，劣酒称“平原督邮”。因为青州境内有齐郡，齐与脐同音，凡好酒都是酒力下沉到脐部的，从事又是美职；而劣酒则不下肚，至横膈膜为止，平原有鬲县，与膈同音，督邮又是贱职，故以此为喻。除此以外，酒有玉液，流霞，红友，绿醪，金波等美丽的别名。由此可知，在源远流长的中国酒文化中，酒名也乃一大特色。由于不同酒品在品质、成分、功能、品牌等各方面各有特征，决定了酒品名称的星光灿烂，繁花似锦。 再如在古汉语词汇中, “ 天” 的别称也相当多。如“上苍”、“上弯”、“圆精”、“圆苍”、“ 碧落”、“ 碧霄”、“ 皇天”、“ 皇弯”、“ 圆灵”、“ 圆宰”、“ 苍弯”、“ 苍昊”等等。这些用不同手法、从不同角度给“天”的别称, 恰恰反映了“天”这个概念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是多么紧密地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联系着。从原始蒙昧时代, 到文明程度相当深的封建社会, 人们几乎每时每刻与“天”打交道。风霜雨雪, 电闪雷鸣, 先民难以解释, 因而对“天”产生了敬畏的心理, 直至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 更把“天”神化, 成了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尊者。《说文解字· 一上· 大部》“天”字下释曰：“ 颠也。至高无上。” 正是明确的记载。正由于“ 天” 在人的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它与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人们就有意无意地经常使用这个概念。细致的观察, 丰富的联想, 加之尊崇的心理, 促使人们从其不同角度—性质、外貌、色彩等方面去描写它, 称呼它。故成就了如此繁富的别称。而同样的概念, 在另外一些民族的语言里就没有如此众多的名称。由这些形形色色的别称词里我们看到“天”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又如“银河”作为先民们熟知的自然现象,自然也产生了不少别称 “星汉”、“长河”、“天河”、“银汉”、“长汉”、“星河” 等,虽然这里多是一个词素的差别, 但每一对词素的新组合,都是先民对这一事物的新视角, 新体验,都记载着汉民族对这一天体的偏爱与遐思［2］。 总之,名称如果可以作为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表现手段,那么,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在相当程度上就反映 (二）古汉语中的别称反应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 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汉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法度森严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在古汉语别称词中也有着明确的反映。较为有代表性的就是关于“死”的别称。 古人对“死”有许多讳称。《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甍，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这反映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严格的等级制度。君王至高无上，享有种种特权，连“死”也有专称，除“崩”外，还有“山陵崩”、“驾崩”、“晏驾”、“千秋”、“百岁”等。一般官员和百姓死亡，则称“殁”、“殂”、“千古”、“殒命”、“捐生”、“就木”、“溘逝”、“作古”、“弃世”、“故”、“终”等。父母死后。孩子们则讳称“孤露”、“弃养”，长辈去世则婉称“见背”。佛道徒之死，说法更多，如“涅般”、“圆寂”、“坐化”、“羽化”、“示寂”、“仙游”、“登仙”、“升天”、“仙逝”等。“仙逝”现也可用于被人尊敬的人之死。 森严的等级一目了然。又如“妻”与“妾”的身份的不同也在别称里表现出来。前者又叫“内舍”、“内助”，表现的是家庭中主人的身份。而后者又叫“偏房”、“侧室”、“ 小妻” 等，表现的却是家庭中仆从的地位。如果说“死”的别称反映的是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异, 那么,“妻”、“ 妾” 的别称反映的则是封建伦理中人的身份的不同。如从文化比较方面来看，更显示出汉民族与西方民族之别，西方社会语言学家划分语言的社会层次其主要依据是人们的经济收入、工作性质及文化水平, 而汉民族则往往重视人的身份，主要包括辈份和社会地位、等级和新派老派等。而对体现这些方面的别称词的研究, 分析, 能使我们更具体、更深刻地了解汉民族史上的等级观念, 等级制度。甚至可以说, 这种从词汇角度的了解, 可能有机会提供历史文献不具备或不完备的材料［3］。 (三）古汉语别名中反映出我国古代人生活习俗和生活环境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从不同的造词心理上可以看到不同语言社会的独特的社会生活习俗、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文化情趣。这在古汉语别称词里也存在着大量的佐证。例如“寒食节”又称“禁烟”，这告诉我们古代在清明节前一天民间有禁止烟火的习俗。“凤仙花”别名“指甲花”, 又使我们知道古代有用“凤仙花”染红指甲的时尚。“桑梓”、“梓里”是“家乡” 的别名, 又使我们想到古代桑、梓是宅园内外常植的树木。而“ 棺材” 又叫“ 梓宫”、“梓器” , 又使我们想到梓木定是抗腐的良材。至于用“ 古稀”别称“七十岁” , 则使我们知道古代社会人的寿命远比现代人要短。据资料, 我国目前人均寿命已达68岁, “古稀” 别称“七十”对现代人来说已经不客观了。而“松”别称“木公”,“梅” 别称“木母”, 则令我们知道 古代早已有“拆字” 的游戏了。 据此可以说, 古汉语别称词象一座容量甚丰的历史博物馆, 给后人展现出形形色色的古代社会生活图画。并且, 如果对每一个别称词的命名由来作深入的研究, 则其背后隐匿着大量有关的信息, 它具有中国文化隐形资料的价值。 (四）古汉语别称词中反映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心理和社会心理 “语言不但反映了一个民族现时的心理, 文化状态, 而且往往记载了民族的历史, 是研究该民族过去状况的宝贵依据。”古汉语别称词作为古汉语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民族独特的心理状况。追求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多子多福的心理使人们把“中秋节” 又叫“团圆节” , 把“桧树”又叫“子孙柏”, 把“慈竹” 称作“子母竹”。追求功名利禄的社会心理, 又诱发人们称“子午花”为“夜落金钱”，“忍冬” 别称“金银花”，“凤尾草”别作“金星草”，“萎葬”别名“玉花”。这些命名皆与金银钱财联系在一起。“牡丹” 又叫“富贵花” , “杏花”又叫“及第花” , 这与功名联系在一块。汉民族自古就把“寿比南山”作为最高的理想之一, 于是把“落花生”又叫做“长生果”, 把“树”别称为“ 万岁木”。这些都是与别的形式记录下来的传统民族心理是一脉相承的【4】。 结语 总之, 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主要研究http://wWw.LWlm.Com语言与社会共变、语言与文化共存的应用学科,要求我们必须从语言实际出发, 重视语言跟民族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社会心理以及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 首先必须对语言诸要素进行大量、确凿的调查, 然后作出描写和解释, 以认清“社会的变化影响语言的变化, 语言的变化反映社会的变化” 的规律。古汉语别称词是古汉语词汇中的一个特殊领域。从广义上看, 它钧然应属于同义词的范畴, 但它却基本上是名物词, 并且大多是汉民族的基本词汇, 这就决定了它在词汇研究中的特殊的和重要的地位。自然, 从社会语言学研究词的角度看, 它理所当然的是主要对象之一。因此, 对古汉语别称词进行认真的调查和研究,就可以推动社会语言学的深入发展, 从而更好地发掘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