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央的信
2004年8月13日，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开馆。
在众多参观者中，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中年人显得尤为特别。他就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他长久地停留在一个玻璃展柜前，久久不愿离去。展柜中静静摆放着的几页信笺正是邓小平在江西期间为了解决子女们的问题给中央写的书信。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迹。想想他老人家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对我们子女还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心里沉重极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邓朴方深情地说。
邓小平有五个子女。在儿女们眼中，他是一位慈祥、温馨、懂得爱的父亲。
1969年，邓小平被疏散至江西监管劳动。那时候，五个儿女四散各地，处境艰难。为了帮助困境中的孩子们，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地致信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生活的困难。
小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作为一家之长，为了让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孩子的工作，他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一封又一封地写信。估算一下，“文革”10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80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在邓小平所写的这些信中，谈及最多的就是长子邓朴方。
1968年8月，一直被关押在北京大学接受造反派审讯的邓朴方，趁监管人员不注意，突然从四楼一跃而下。经诊断，他第
十
一、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由于他“反革命黑帮子女”的身份，当时医院没有给予他任何治疗。
对于儿子的这些遭遇，此时被监管在中南海含秀轩的邓小平和卓琳丝毫不知情。
1968年底，邓楠获得了每周回家看望父母的机会，邓小平和卓琳这才从女儿的口中得知了邓朴方的情况。
对于长子邓朴方，邓小平是寄予了很大期望的。而“文革”给这个品学兼优的青年造成了永久的伤害。那时候，邓朴方只有二十几岁，他孤单地躺在简陋的校医院里，没人照顾，没人理睬。
儿子危在旦夕，无助的邓小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组织帮助安排，让邓朴方能够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显然，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很快，邓朴方被安排进了北京301医院。
而此时，邓小平与卓琳却在中央的安排下带着继母夏伯根去了江西。
江西的岁月虽然辛苦但还算平静，唯一让邓小平放心不下的就是天各一方的孩子们。此时，除了邓朴方在北京的医院里，其他的孩子都被分配到了各地，大女儿邓林在河北宣化农场，邓楠在陕西汉中，邓榕在陕北，小儿子邓质方在山西。
在江西的日子里，是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最为频繁的一段时间。信的内容大多也是关于孩子们的。
红旗牌检阅车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示厅里，一辆熠熠生辉的红旗牌检阅车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观赏。
1981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正是乘着这辆红旗牌检阅车检阅了部队。这次阅兵标志着一场关乎中国军队命运的变革，正在悄然启动。
1981年6月，解放军的许多部队官兵停止了休假，包括探亲外出人员也接到了火速返营的命令。北京军区的部分野战军以铁路运输和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分批出动，空军也相继出动，空中地面立体开进。数万人的部队荷枪实弹，迅速出发，条条路线均指向军事重镇张家口。
1981年，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一场规模宏大的军事演习让许多窥探中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绷紧了神经。
这场演习，正是刚刚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亲自领导的第一个大的军事行动。
1980年9月17日，一个代号为“801”的军事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秘密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集中讨论我军现阶段的军事战略方针。会上，将领们对军事战略方针的争论十分激烈。
10月15日，邓小平在会上果断决策了我军“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为我军可能面对的防卫作战作了指导。
确定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后，邓小平对部队军事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会议期间，举行一次实兵演习的目标被邓小平提上议程。邓小平还特别指示，演习之后，要举行一次大的分列式，以鼓舞军威。
1981年9月14日上午9点30分，77岁的邓小平身着戎装出现在演习场。当这位久经沙场的军事家再次走上战场时，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这次实兵演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四天的观摩，邓小平一场不落。
1981年9月19日，刚刚完成演习的部队在张家口机场整装待发，等待邓小平检阅。
邓小平精神抖擞地站立于红旗牌检阅车上，华北大阅兵正式开始。
1984年的国庆节，八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成果。那辆在华北大阅兵中使用的红旗牌检阅车，作为副车紧紧跟随着邓小平，见证了中国军队发展的新历史。
未吸完的香烟
在陈列馆里，有一支香烟和烟盒的组合格外引人注意。
香烟，曾是邓小平随身携带的必备之物，一根根香烟，始终陪伴着邓小平。
1989年，邓小平听从医生建议，决定戒烟。此时，邓小平已85岁，要戒掉陪伴自己近70年的香烟，的确是很难做到的。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到法国勤工俭学时期，邓小平就养成了抽烟的习惯。
在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为了一解烟瘾，他和罗荣桓把树叶子弄碎，再用报纸把碎树叶卷上，就抽这种树叶烟。
邓小平爱烟，但并不嗜烟。在外交活动中，他也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克制自己的烟瘾。
1985年后，细心的人们会发现，邓小平手中的香烟有了细微的变化。为他定制的熊猫牌香烟过滤嘴特别长，目的就是想让他少吸点尼古丁。
邓小平也承认，吸烟并不是一个有益于健康的好习惯。晚年的邓小平对于自己的健康十分自信，但在戒烟的问题上他还是默默地接受了大家的安排。为此，家人专门想了一些辅助他戒烟的办法。
1989年，邓小平正式退休了。他依旧每天读书、散步、看足球、打桥牌、做操，唯独再也没有香烟的陪伴。
一盒由保健医生珍藏起来的香烟，一直保留至今，在历经岁月的沧桑后，静静地缅怀着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