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我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多次提过这样的建议：重新发表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今年是这个讲话发表35周年，我再次提出了。《炎黄春秋》编辑部接受了我的建议，并希望我谈谈重新发表邓小平这个讲话的理由，我就谈几点看法。
“8・18讲话”有现实意义
邓小平在“讲话”中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突出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压制民主、贪赃枉法；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特权，特殊化。对于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邓小平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35年过去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现在有议论），却放过了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这是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便匆匆忙忙地“跃进”到“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反而将封建专制主义发展了。邓小平讲话里提到的种种“封建主义余毒”，必然导致权力特殊化，使政治权力转化为特权。特权可以随意扩张，随处运用，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导致了社会腐败。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的那些丑恶现象，几乎没有一种已经克服。目前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如：歌功颂德，假政绩；买官卖官，贿赂成风，都是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社会腐败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与发展。
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以政府权力制衡和公民的广泛参与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是克服以至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35年前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要求。
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今天，改革攻坚进入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显现，邓小平这篇讲话的现实指导意义更加突出了。
我们对这篇讲话重视不够
邓小平的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曾经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但是，很快就没有了下文。这是因为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
后来，在胡乔木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好像有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
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的这篇讲话被停止了宣传，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搁下了。
为了给十三大做思想准备，中央重新发表过“讲话”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邓小平的“讲话”曾经重新发表过一次。那是198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新发表这个讲话，并配发了《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的社论。
这个社论说：“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着眼，深刻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经验和十年动乱的教训，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改革的重大任务。这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夕，重新发表这篇讲话，组织全党同志认真学习，可以说是十三大的重要思想准备。”
当年的情况，我了解一些。
1987年年初，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巨大震荡，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党内一部分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反自由化”的运动席卷全国。年内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可能会成为一个“反自由化”的大会。
当时中央代理总书记的赵紫阳非常担心这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冲击研讨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于是他利用各种机会，给“反自由化”运动降温。
但是，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部门却组织了一大批文章，又发表讲话，开讨论会，力图把“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
4月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同小平做了一次长谈。他汇报了一些人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情况。他说，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做好舆论准备。邓小平赞同这个意见，要赵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于是，赵建议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邓小平同意了。
于是，1987年7月1日在党的66周年生日时，《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邓小平的“讲话”，刹住了那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的主流。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宣传也提上了日程。
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就又中断了。“价格闯关”和新的学潮转移了党的指导思想和整个社会的关注重点，我们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邓小平这篇讲话很少有人再提起过。
现在的党中央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执政，要特别重视宪法，问题在于要排除万难真正实行起来。这就是我提议重新发表邓小平“讲话”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