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孟子的仁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仁是“恻隐之心，仁也”，广义的则是“仁，人心也”，包括仁义礼智全部。孟子通过“仁义内在”说 总结 了子思的“仁内义外”说，确立了道德自律的思想，进一步 发展 了孔门的仁学。
【关键词】仁 仁内义外 仁义内在
孟子“四端”说的提出，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否定了“仁内义外”说，论证了“仁义内在”说，将先秦儒学 理论 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四端”说的形成使我们看到孟子理论探索的艰苦历程，那么，考察“仁义内在”说，则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孟子对儒学理论发展所做出重要贡献。
（一）
孟子自称“私淑于孔子”，又曾“学于子思之门人”。他主要从内在一面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对“仁义内在”作出了理论说明。孟子关于仁的第一个命题是：“恻隐之心，仁也。”以恻隐之心言仁是孟子仁学的独特之处。《说文》说：“恻，痛也。”赵歧注：“隐，痛也。”恻隐一词是表示对他人的不幸、危难境遇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例如看见孩童要掉入井中，必然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不是为了任何功利目的，而完全是情感的真实流露，将恻隐之心“扩而充之”即是仁。孟子也常以“不忍人之心”言仁：“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尽心下》）“不忍”和恻隐一样，都是对他人特殊境遇下的不幸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所忍”则是一般情境下的仁爱之情。孟子认为，仁实际是一种“以其不忍达于其所忍”的扩充过程，即把对特殊境遇下的恻隐、哀痛扩充起来，使之上升为一般情景和普遍意义上的仁民爱物的过程。
孔子言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血缘宗法的孝悌为基点，通过层层外推，达到普遍意义的“泛爱众”，故有子将其概括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矣”。而孟子则是把“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不欲害人之心”看作仁的开端，与孔子相比，无疑是一个重大变化。孟子言仁更多地倾注了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关注，而不再是以维护宗法血缘为重心。孟子甚至对仁民和亲亲作了区分，把仁界定为对民众的一种普遍情感：“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爱”是对于万物的一种情感，“仁”是对于民众的一种情感，“亲”是对于亲属的一种情感，三者互不相同，有严格的区别。对于一个君子来说，就是要由亲爱亲人达到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达到泛爱万物。孟子把仁界定为对民众的真实情感而与亲亲区分开来，表示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宗法血缘的狭隘范围，而赋予仁更为广泛的 社会 内容 。当然，说孟子突破了宗法血缘只是相对而言，孟子终归是一个生活在古代宗法社会的思想家，在他生活的那个 时代 ，宗法关系虽然开始遭到破坏，但依然是维系社会的一种重要力量。因此，孟子在提出富有创造性命题的同时，依然保留着旧的观念：“亲亲，仁也。”（《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
孟子关于仁另一个重要命题是：“仁者，人心也”。恻隐之心意义上的仁，只是一种道德情感，相当于孔子的“仁者，爱人”。在孟子那里，与孔子相当的是后一命题中的仁，即“仁者，人心也”意义下的仁。
心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概念。《孟子》一书中，心字共出现121次（三处用于人名的不计在内）。从这些场合的使用来看，心字的含义较复杂，它既指主体道德心，如良心、本心，也指具体的恻隐、羞恶等之心。那么，孟子“仁，人心也”是哪一种心呢？如果是恻隐之心，那么，“仁，人心也”只是“恻隐之心，仁也”的重复，并没有表达新的内容；而如果是道德心，那么，仁就和道德主体等同起来，并获得全新的含义。可见，对心的理解不同，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也不同。我们认为，孟子这里所说的是道德心，即良心、本心。这是因为，仁在孟子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被看作人之为人的标准，被看作是“道”。“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因此，这里的仁显然不仅仅是指恻隐之心，而应该是指道德心。这可由下面一段材料证明：“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合而构成人之为人的标准，说明“仁者，人也”的仁是指道德心，孟子的仁具有比恻隐之心更广泛的含义。此其一。
其次，孟子在提出“仁，人心也”之后，紧接着又谈到“求放心”的 问题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孟子认为学问的根本就在于“求放心”。这里的“放心”当和本篇第八章的“放其良心”，第十章的“失其本心”同义，都是指道德心。而“仁，人心也”与“求放心”实际说的是同一个心，所以也应该是指道德心。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孟子在“仁，人心也”之后，又提出“义，人路也”，似乎表示仁、义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仁并不包括义。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只需要说明作为“人心”的仁与作为“人路”的义是一种什么关系就可以了。孟子义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义归于主体心，把义看作主体心的外在表现。因此，这里的仁、义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孟子的意思是，作为“人心”的仁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作为“人路”的义即来自于仁，掌握了仁也就掌握了义。正因为如此，孟子只言“求放心”，而不言求失路。
孟子通过“仁、人心也”的命题，将仁与主体的本心、良心等同起来，赋与仁丰富的内含。了解孟子的仁先要了解孟子的心，了解了孟子的心也就了解了孟子的仁。首先，与孟子心有广义（良心、本心）、狭义（恻隐之心）之分相应，孟子的仁也有广义、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说，仁只是恻隐之心，从广义上讲，仁则包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全部；从狭义上讲，仁只是“仁民爱物”之仁，从广义上说，仁则统摄仁义礼智全部，既是情又是理，是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统一。
其次，与孟子“四端”心和道德心相应，孟子的仁包含了由情及理，由“四端”到“四德”的 发展 过程。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端”字本作“ ”，许慎《说文解字》：“ ，物初生之题（题犹额也，端也）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换言之，“端”即事物的萌芽、开始。“端”表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不是一种既定、完成的东西。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到仁义礼智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正如树苗到树木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一样。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一个“根”字形象地说明了孟子思想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有时也直接肯定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仁义礼智，如在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在孟子那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属于道德情感，仁义礼智则属于道德理性，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孟子看来，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虽有不同，却不能截然分开，道德理性不能脱离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也需升华为道德理性。孟子前一个命题说明了二者的连续性，后一个命题则揭示了二者的发展性。这样，孟子的仁在横的方面兼摄仁礼智而成为最高概念，在纵的方面则包含了由情及理的发展过程。这是孟子仁的独特之处，它和孔子乃是一脉相承。
最后，孟子以心言仁，仁成为实践主体，成为道德实践的内在根源和动力，通过仁，孟子建立起自律的道德 哲学 。孟子对此有明确的说明：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
自反而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孙丑上》）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形象地说明道德活动的自律特征。在这里，仁义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它是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源、动力，而不是外在目的；“自反而缩”属于知，是本心、良心的内在活动，“吾往矣”则属于行，是本心、良心的外在表现。在这里，知与行，内与外得到统一，而统一的基础则是仁、是心；“仁义礼智根于心”说明心的本质和结构，而“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则表明此心又决定、 影响 了人们的行为，成为道德实践的根源和动力。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大大地突出了主体的作用。这一思想是和他所处的 时代 密切相关的，反映了士阶层地位的提高和人格的独立。孟子提出“仁义内在”说，正是建立在他对仁的独特理解之上的。
（二）
孟子提出主体的心，以心言仁，赋予心道德实践中的创造作用，这便决定了他主要是从主体心来统一内、外关系，论证“仁义内在”说的。我们知道，在孔子那里，仁、礼还存在着内、外的差别，仁是内在主体，礼是外在规范。礼之外，孔子还谈义，义与礼密切相关，也具有外在的特点。子思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仁内义外”说，将仁义礼智圣一方面说成是“形于内”的“德之行”，另一方面又说成是“不形于内”的“行”，并提出“为德”与“为善”的道德实践 方法 。
（1）这样，从孔子到子思，仁与礼（义）、内与外的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统一，反而呈现对立的趋势，直到告子以极端的形式将其内在矛盾揭示出来，迫使孟子不得不作出 理论 的回答和说明：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仁义礼智是“我固有之”，或者说是“形于内”的，它们内在于心，由内而外显现出来，与《五行》的“德之行”是一致的。不过，孟子在继承《五行》“德之行”的同时，又舍弃了“不形于内”的“行”。在他看来，仁、智固然内在于心，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的表现，而礼、义也同样来自内在的“恭敬之心”和“羞恶之心”。因此，仁义礼智性质相同，都内在于心，并不存在内、外的差异，也不需要作出“形于内”、“不形于内”的区分。孟子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公孙丑上》）礼本来就是由辞让之心即恭敬、尊重的心理情感扩充而来，因此，实践礼是为了满足内心的需要，而非服从外在的强制，它是内而不是外的。人们之所以产生外的看法，主要是不懂得礼的真正来源，不懂得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因此，只有将礼与辞让之心联系起来，将其看作辞让之心的表现，才能完成由外向内的转变，实现内、外的统一。
由于把礼归于辞让之心，孟子礼的内含大大缩小。孔子的礼具有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礼仪形式等多种内含，而孟子的礼则主要是指礼仪形式：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客也，智之于贤者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
事君无义，进退无礼。（《离娄上》）
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尽心下》）
上面三段材料中，礼均是指“进退”、“动容周旋”的礼仪形式，《孟子》一书中的礼主要即是这种含义。这一方面说明孟子生活的 时代 ，礼的作用和地位已大大降低，同时也表明孟子的辞让之心无力对儒家所倡导的礼的全部 内容 做出合理说明。辞让之心能推出“动容周旋”的礼仪礼节，却无法说明等级名分、 社会 制度、伦理规范的合理性，由辞让之心显然无法推出这些内容。因此，孟子实际通过缩减礼的内含，消除礼的客观性而完成仁、礼的统一。这样，礼的内含不仅缩小，地位也大大降低。在孔子那里，礼与仁并举，是其思想的一个核心；子思提出五行，礼成为五行之一，但他突出“不形于内”的“行”，实际仍然是 发展 了孔子的礼；孟子则把礼看作四德之一，使其从属于仁。“仁，人心也；义，人路。”（《告子上））“夫义，路也；礼，门也。唯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万章下》）在这里，仁是最高的道德理想，义是通向仁的必由之路，而礼则是进入仁、义所要经过的大门，礼从属于仁、义。“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勿去者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也。”（《离娄上》）礼的作用仅仅是“节文斯二者（仁、义）”。这都表明，礼在孟子那里已下降为一个次要的概念，这与孔子形成鲜明的对照。?????,l靮?????l靮
在礼由外向内转换的同时，孟子对义也作了说明，提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告子上》）。“羞恶之心”指人们的“羞”、“恶”两种既联系又区别的情感活动。羞，指羞愧、羞耻、内疚；恶，指憎恶、嫌恶、讨厌、不满等等。二者往往联系在一起，不能截然分开。恶由羞产生、引起，而恶又能强化羞的心理感受。“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表明，义的规范作用是以羞恶的情感活动为基础，通过羞恶的情感体验及其心理活动来实现的；同时也表明，义和内在主体发生联系，成为主体的作用和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心理情感，羞恶并非直接与义相关，相反，它是人们违反义时所产生的诸如内疚、惭愧、羞耻、自责等情感活动。但在孟子看来，羞恶之心本来就是善的表现。当一个人违背义的时候，能够表现出羞恶之心，正表明他对义的尊重和理解。因此，羞恶虽然与“不义”直接相关，但却构成“义”的根源和基础。在羞恶之心的作用下，人必然会对自己行为进行调整、矫正和弥补，使之合乎义的规范。孟子对此进行了说明：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尽心下》）
“不为”是羞恶之心的作用和表现，但它还只是一种消极的表现，将消极意义的“不为”转化为积极意义的“为”，这便是义了。就好比人们知道不应该穿洞跳墙，如果这样作，内心便会感到羞愧、不安，将这种心理活动培养扩充起来，内心便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义来。可见，与由“不忍”的恻隐之心推出“所忍”的仁一样，孟子言义，也是由“不为”的羞恶之心推出“所为”的义。恻隐、羞恶反映的都是特殊境遇和境况的心理情感活动，它们往往由特殊事件引起，并由特殊事件强化，比起“所忍”、“所为”的仁、义来更具有真实性和自发性。孟子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分别以它们为仁之端、义之端，说明仁、义“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
需要指出的是，在孟子那里，羞恶还只是一种道德情感，是义之端，而非义的全部，二者并不完全等同。按照孟子的情理 哲学 ，义既是情又是理，包含了由情及理的 发展 过程，它一方面来自羞恶之心，另一方面又超越羞恶上升为普遍的道德理性。孟子说：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
“义”是“理”，是“心之所同然者”，是普遍的道德理性，肯定心具有理义也即肯定人具有内在的道德观念，判断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由“义之端”的羞恶之心到“心之所同然者”的“理义”，即是孟子对义的基本规定，义即代表了这一由情及理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孟子还将义看作具体的行为规范，提出“义，人路也”的命题。路指道路，引申为准则、规范，这里孟子用形象的语言把义作为行为规范、处事准则的内含揭示出来。这样，义既是内在根据又是外在准则，通过义，主体和客体、内和外被统一起来。因此，孟子常常仁、义并举，把仁、义联系在一起：“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公孙丑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万章上》）“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告子上》）从孟子的论述来看，这里的仁、义显然是一种从属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在孟子看来，仁是人心，义是人路，有人心知道，方可行路；仁是安宅，义是正路，有安宅归居，行路才有必要。这样仁、义均内在于心，成为道德实践的内在原则和根据。就仁是“人心”、是最高的概念而言，仁可以说包含了义；就义是具体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而言，仁又生发出义。因此，“居仁由义”实际表达的是一种道德自律的思想。康德认为，自律的一个意义就是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自我立法，换言之，道德法则源于道德主体自身。他将实践理性的第三条原则概括为：“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定普遍律的意志。”并说“根据这个法则，一切与意志是颁定普遍律者这个观念不相容的行为格准都要排除掉。所以意志不特要服从 规律 ，并且因为一定要认意志自己为颁定这个规律而服从，意志也只为这个理由，才服从这个规律”
（2）。孟子把义看作来自道德主体心（仁），把道德实践看作服从主体的法则自身，无疑具有意志自我立法的特征。当然，孟子的“居仁由义”和康德的意志自律也有很大不同，被康德看作道德主体的实践理性是排斥情感的。康德认为意志自律必须来自理性自身的立法原则，感性法则不仅不可能是自律的原则，相反，它是地地道道的他律原则。而孟子的主体心（仁）虽排斥情欲，但不排斥情感（道德情感），相反，它本身就是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混合体，是情理；另外，孟子的义主要指君臣、父子间的孝悌忠信，这和康德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单纯普遍的立法形式”也有很大区别。我们把孟子和康德相比较，只是想说明孟子在自己的哲学传统内，通过道德自律论证了“仁义内在”，否定了“仁内义外”，建立起新的思想体系。
（三）
与“仁义内在”说相应，孟子常常使用“仁义”一范畴。《孟子》一书中“仁义”一词共出现二十四次，（其中“仁义忠信”、“仁义理智 ”不包括在内。）成为孟子的一个重要概念。需要指出的是，仁义一词并不始于孟子，据张岱年先生的考证，在孟子之前，墨子已使用仁义一词了。如《墨子·尚同下》的“中情将欲为仁义”，《非攻下》的“今欲为仁义”。另外，《老子》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庄子·齐物论》“仁义之端，是非之涂”，也都使用了仁义一词。从这些情况看，仁义似乎是当时人们常用的辞语。按照古代语言单字词在前，复合词在后的原则，在一定时期，以前曾单独出现的单字词如仁、义，被组合成一个新的复合词，如仁义，并被较为普遍地使用，应该说是正常的现象。这样看来，孟子的仁义似乎也没有特殊意义。但 问题 是，人们开始使用仁义概念时，并不关心它的确切 内容 。就前面所举的例子而论，《墨子》、《老子》、《庄子》等都没有对仁、义的关系作具体的说明和论证，二者在它们那里只是形式的联系，而缺乏 理论 的自觉。孟子的仁义则不同，它建立在对仁、义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之上，是伴随着“居仁由义”、“仁义内在”的思想而提出来的，因而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张岱年先生说：“仁是孟子所宣扬的最高道德原则，而孟子道德学说的核心则是仁义。”
（3）这种观点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的看法。我们认为，孟子的思想的核心应当是仁，尤其是“仁，人心也”意义上的仁（广义的仁）。孟子把仁义礼智统一于心，又以心言仁，只有仁才能反映他思想的本质。综观《孟子》一书，仁义一词主要有下面三种意义：
（一）指抽象的思想、学术、原则、法则等。如“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乎？”（《公孙丑下》）齐人不把仁义这种思想或学说告诉大王，难道是因为仁义这种思想或学说不好吗？这里的“仁义”即是指思想、学说。孟子还常常把仁义与利对举：“去利，怀仁义以相接则王。”（《告子下》）这里的仁义指道德原则，它和孔子义利之辩中的义是接近的。
（二）指意志的法则、准则。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尽心上》）仁义是意志遵循的法则。
（三）指道德实践的内在根据。“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仁义是道德实践的内在根源而非外在形式。从以上内容来看，仁义无论在作用和内容上都没有超出仁，因此，把仁看作孟子思想的核心可能更合适。不过，孟子提出“仁义”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孟子在理论上已成功地将仁、义统一起来，完成了“义外”到“义内”的转变。
孟子提出“仁义内在”说， 总结 了子思的“仁内义外”说，完成儒学思想理论上的一次深刻转变，而促使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则是告子。以往学者谈到“仁内义外”说，总是要将它看作告子的专利，认为孟子既然批判过告子，那么，思孟学派 自然 不会与“仁内义外”说有什么关系。这一看法显然有简单化的嫌疑，未必符合 历史 的实际，只要考察一下孟子与告子的辩论，就可以发现它并不成立。
告子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告子上》）
值得注意的是，告子提出“仁内义外”的主张后，孟子接着问“何以谓仁内义外也”？“仁内义外”说在战国时期非常流行，郭店简以及《墨子》、《管子》等著作中都有所反映，几乎形成了一个思潮，孟子自然不会不知道。只不过孟子注意到，当时学者往往在“仁内义外”的命题下表达各自的思想，赋予其不同的含义，所以要求告子首先回答他是如何理解“仁内义外”说的。从孟子的问话来看，当时主张“仁内义外”说的显然不只告子一个人，告子的看法不过是当时“仁内义外”说中的一种。孟子对告子的批判，起初也只是对“仁内义外”说一种具体理解的批判，而不是一般的批判。根据拙文《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的 分析 ，孟子在与告子辩论时，作为其思想主要内容的“四端”说尚没有形成，故在辩论中多有舛误。但可能正是这一辩论启发了孟子，促使其“四端”说的形成，并提出“仁义内在”说，这时他也由对告子的具体批判转向对“仁内义外”说的根本否定。
注释：
1、参阅拙文《简帛〈五行〉新探——兼论〈五行〉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2、康德：《道德形上学探本》，第45～46页，商务印书馆版。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3、张岱年：《 中国 古典 哲学 概念范畴要论》，第64页，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