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视角中的孟子勇论 论中西视角中的孟子勇论 论中西视角中的孟子勇论
“勇”的内涵与分类
在汉语中,“勇”字的基本含义为果敢、胆大,如《管子?法法》中说“上好勇则民轻死”。《说文解字》解“勇”为:“气也。从力,甬声。”人们往往将“勇”与“气”连用,故有“勇气”一词,如《史记?廉颇传》中说“以勇气闻于诸侯”。人们也常将“勇”与“敢”连用,以表有勇气、有胆量。如《庄子?徐无鬼》中说“勇敢之士奋患”。在古希腊语中,Ανδρεια有勇气、英勇、男子汉气概的含义,被古希腊传统视为重要的美德之一。荷马史诗把“勇敢尚武”看作是英雄的最高美德,阿基琉斯等人成为英雄的首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都超乎寻常地“勇敢”。
总之,中西方文化都把“勇”视为人所具有的一种高尚品质,而其基本含义则是不胆怯、无所畏惧。“勇气”和“勇敢”都是表示“勇”的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形容内心,后者侧重形容行为。孔子非常重视“勇”,把它作为君子必备的“三达德”之一。《论语》两次指出:“勇者不惧。”不过,孔子并不把“勇”视为最高的美德,而是主张只有以“义”为必要条件的“勇”才是善的。他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这确立了儒家论“勇”的方向。孔子之后,论“勇”最系统的是荀子。《荀子?荣辱》篇说: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把“勇”分为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四种。这四种“勇”的共同点是“无惧”。其区别在于前三种“勇”是以饮食、利益等为对象的冲动,都是小人之勇、血气之勇;而第四种则以“义”为对象的坚持,是士君子之勇、义理之勇。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勇”最终都可分为仅仅表现为无惧、忍耐、鲁莽的“血气之勇”和把无惧与道义、智慧结合起来的“义理之勇”两种。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勇敢和它的对立面恐惧一样,都属于广义的情绪范畴。“广泛意义上的‘情绪’,包括了情绪和心境。情绪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反映了客观事物与人的主观需要之间的关系;心境是一种典型的情绪状态,与情绪相比,心境是相对弥散、普遍的情感状态,缺乏激发某一行为取向的指向关系。”[4]16可以说,血气之勇是一种更强烈、短暂的状态,属于一种情绪;义理之勇是一种低强度的、分散的、更持久的情感状态,属于一种心境。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血气之勇只是从属的善或从属的恶,义理之勇才是真正的美德。而对义理之勇阐释得最深刻最透彻的,当属孟子。
孟子勇论的本体与工夫
孟子是以勇者自居的。在《孟子》中“勇”字出现15次,他讲勇的对象主要是“君”和“士”,也就是统治者和知识分子。针对统治者,孟子区分了“无惧”意义上的小勇、匹夫之勇和“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大勇﹙《孟子?梁惠王下》﹚。针对知识分子,孟子塑造了掷地有声的“大丈夫”人格。在被程子誉为“扩前圣所未发”的“知言养气章”里,孟子自称“我四十不动心”,以至于公孙丑惊叹道“夫子过孟贲远矣”。这里的“不动心”是指内心不因疑惑恐惧而动摇,也就是“无惧”,这是勇气的表现。接下来孟子在比较中论述了养勇的方法: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这两个勇士的方法,相同点都在于“守气”,区别在于北宫黝是向外求必胜,孟施舍则是以“无惧”之一念来代替向敌求胜之心,所以孟子说孟施舍是“守约”,两人所养的都是血气之勇。孟子进一步描述曾子之“大勇”的性质是“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并评价说,“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这就是说,曾子之勇或孟子之不动心,都是先通过道德理性的反省,并由此反省而决定气的后退或向前,都属于义理之勇,这才是真正的“守约”。如果仅到此为止,孟子也不过是和孔子、荀子一样区分了血气之勇和义理之勇。孟子的贡献在于阐明了培养义理之勇的工夫路径及其效果。孟子主张“持其志,无暴其气”。“气”是孟子“知言养气”章建构的核心概念,其基本意思是由呼吸之气引申而来的人身上的能量,人的生理的生命力。“持其志”是要保持住道德理性在生理中的统帅作用,“无暴其气”是说不要损害自己的生理的生命力。公孙丑问孟子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相比有什么长处。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就是说,孟子的“不动心”或勇气是以知言和养浩然之气为前提和工夫途径的。具体来说,“知言”是“持其志”的前提条件,“养浩然之气”是“无暴其气”的前提条件。关于“知言”,孟子说: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这里的“言”是指关于社会、政治的思想言论。所谓“知言”是指对于有害于社会政治的言论能够洞察其蔽并加以纠正。关于“浩然之气”,孟子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浩然之气”从实现后的存在论状态看,是一种把个体与宇宙连接起来的不动心状态,主客合一的心境;从工夫论含义看,其基本含义是“集义”。何谓“义”,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朱注:“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5]1716这就是说,“义”是人内在的羞耻之情、好善恶恶的道德情感,是良心的发用。而所谓“集义”,就是积累着的行的工夫,不间断地为善去恶的工夫。这样看来,“集义”的前提是“明善”,而“明善”又要靠“知言”。所以,孟子之勇的工夫途径就是:知言﹙明善﹚→集义→不动心﹙浩然之气﹚。
弄清楚孟子勇气论的内涵后,我们比较一下孟子与柏拉图的观点。苏格拉底讨论“勇敢”所针对的对象是雅典公民,讨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年轻人的心灵,让青年也有美德。虽然他自身也是一个勇者,可是他却不像拉凯斯那样勇于断言,而是遵循“美德即知识”的方法论原则,试图运用逻辑分析法找出“勇敢”的普遍定义。其最后的结论“勇敢”是关于普遍的善恶的知识,因为与“勇敢”是美德的一部分这一前提相冲突,也没有被肯定。而孟子论“勇敢”所针对的对象则是愿意实践孔子之道的人。孟子以孔子之徒自居,充满自信,他讨论“勇敢”则是现身说法。从方法论意义上讲,柏拉图走本体论、逻辑分析的路子,试图通过对“勇敢”的殊相的考察找到“勇敢”的普遍性质、共相,却由于陷入逻辑矛盾而使殊相与共相处于割裂状态。孟子走伦理学、道德实践的路子,在他这里,“勇敢”的共相与殊相是统一的,殊相是共相的实现。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在孟子这里,浩然之气既是他个体性的体验和状态,又由于“塞于天地之间”而超越了个体性,具有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普遍性。孟子论勇以“知言”打通了个人与社会,用“浩然之气”打通了个体与宇宙,实现了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而在柏拉图那里,即使肯定勇敢是关于普遍的善恶的知识,由于由知到能,尚须一跃,这种有智慧的勇敢如何在个体身上得以实现,如何进行勇敢教育,仍是一个未触及的问题。
总之,孟子勇气论的出发点是人人都有的是非之心、良心理性,其完成形态是具有“浩然之气”的圣人人格,是实现了身心合
一、主客合
一、天人合一的道德人格的挺立与完成,其自身在道德主体身上与仁义礼智等德性是融合无间的,所以,通读《孟子》,虽然孟子很少言“勇”,整部《孟子》其实都是“浩然之气”这种“大勇”的表现。可以说,孟子勇气论的深刻、完整、壮美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在现代社会,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孟子勇论的当代价值
当前,人们很容易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和价值观念,也很容易在铺天盖地的信息和娱乐当中迷失自我,失去生存的意义。这些年来存在主义的盛行,恰恰反映出生存意义问题已成为普通人的反思对象。蒂利希认为,所谓勇气,“就是不顾非存在这一事实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6]120。“存在”是自我与世界的统一,也是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由于非存在对存在的威胁而造成的人的心理状态被称为“焦虑”。在现代社会里,无论是生活在新集体主义社会还是生活在民主顺从主义社会的人们,都很容易陷入一种或者失去自我,或者失去世界的焦虑之中。而要解决这一个体与整体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