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月光如水银般地泻在地上，远山朦胧如画。
我和平娃一人背着约六七十斤重的干柴，在月光下吃力地往山下走着。
走到半山腰时，已经后半夜了，月光被巍峨的大山遮住，山路顿时变得模糊起来。我脚下踩住一块圆滑的石头，身体一歪，一背干柴倒在路下。
我哭丧着脸爬起来，把背架子放在路中心，前后用石头和打杵子支好，然后从路下草丛中把干柴检起来，一根根地码在背架子上。平娃把背篓放下来，帮我的忙。
把柴全部码好，我似乎又恢复了体力，背起来迅速望山下走去。走下河谷时，月亮已经落了。
我们必须在天亮前赶回窝棚，否则被生产队发现就糟糕了。爹妈要挨批，我们会挨打。于是我和平娃把柴寄放在河边农家，迅速往山上爬去，走了足足一个小时，约十三里上坡路程，我们赶回窝棚。
我们四肢八叉地摊倒在窝棚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过了一会儿，平娃说：“还搞两次，就可以凑两百斤了。嘿，两百斤，就是一块四角钱；再搞个两百斤，就有了二块八角钱了，那么就可以做一件衬衣了。”平娃用手撑着下巴，乐滋滋地幻想着。
我有气无力地说道：“还没影儿呢，你在做梦啊。”
平娃说：“莫泄气嘛，慢慢来，积少成多啥。”
天色已经大亮了，我们要赶回家去，吃了早饭去上学。两人在路边割了一捆草，背起来回到家里交差。
平娃和我都读五年级，可是他的个子比我大，也比我有力气。他一次可以背七十至八十斤，我最多背六十五斤。所以计算起来，他挣一件衬衣的钱比我要容易。我虽然不服气，可是这是拼体力的事，不是能讲狠的。而且不能对任何人说，因为我们是打着给生产队守野猪的旗号在黑夜里搞资本主义，一旦被人发现，可就完蛋了。
也就为了一件衬衣啊。
那时节，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一九七一年吧，我们连白色的衬衣摸就没有摸过，过夏天，身上仍然穿的纳扎佗，百家衣。一件衣服上，如果只有一两个补巴，那算是好衣服，出门才穿。平常身上穿的衣服不少于十几个补巴，一层层的积累，一件衣服有好几斤重，过夏天穿在身上，汗了一道又一道，没有换洗的，只有天天穿，衣服上的白色汗斑象图画上的河流一样，一层层地翻卷着浪花（不过，这是我后来才这样理解的，在当时我的眼中，并不好看）。小孩子总是爱好的，看到别人穿着雪白的衬衣，心里就十分喜欢，于是，我和平娃利用给集体守野猪的机会，晚上偷偷砍柴卖。一百斤七毛钱，要
四、五百斤柴才能做一件衬衣。
大约是第四次背着柴下山的时候，还没到后半夜，我们就动身了，在路过大田苞谷地时，被村里的贫协主席发现了，问我们这个时候背柴到那里去？我不会撒谎，平娃忙说道：“背回去烧啊，你说我们会背到哪里去？”贫协主席反而被问住了，停了一会才说道：“为什么不在早上背？” “早上时间来不及，我们先背一段路了，早上就少背一截路啊。”“我怀疑你们背下山去卖？” 平娃笑道：“我们会吗？黑达夜的我们敢下山吗？再说卖给谁呢，你告诉我们呀？”贫协主席没话说了，转身走了。我们知道瞒不住了，第二天早上只好把柴背回家了。
平娃说：“背柴卖不是办法。人吃了死亏还担惊受怕，想别的办法吧。”
我不知道平娃又准备想什么新点子。
二
天色黑得象锅盖覆盖着大地，北风如狼一般地呼啸着。大雨要来了。
平娃子走出窝棚，望着漆黑的苞谷地说：“么娃子，你还想不想衬衣啊？”
“当然想啊。”
“你跟我来。”
“做什么？”我问道，脚步不停。来到田中，平娃说：“选大些的，老些的苞谷，连根拔起来。”
“你想干什么？”我提高了警惕问。
平娃低声说：“弄去卖呀。”
“这不是偷吗？被人发现了，可不是好玩的。”
“你真是个猪，谁发现得了啊？这不是点播的。撒播的苞谷，这里拔一棵，那里拔一棵，根本不会被发现。”
我发现平娃说的有理。问道：“谁教你的呀？”
“队长呗。我么叔发现他经常这样搞。”
“那你么叔也偷啊？”
“哈，现在谁不偷啊，不偷的是傻猪。”平娃笑道。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直打鼓，十分害怕，犹豫不决，不敢动手。
平娃催我：“快动手啊。”
我说：“我不敢，是队里的呀。”
平娃子呵呵一笑：“么娃子，你真没用，即使有人发现了，不晓得说是野猪拱了的吗？”他一边说，一边行动。窜进田中，这里拔一棵，那里拔一棵，不一会儿就抱回
七、八棵苞谷抱回窝棚。
我有些害怕，拔了两棵苞谷，就不敢拔了，走回窝棚。平娃子见我只拔了两棵，皱皱眉头。我问道：“怎么弄了卖，这些苞谷杆儿怎么处理？”
平娃子说：“把包米扭下来，晒干了卖呀，一斤三毛钱，多划得来呀，比卖柴强多了。至于苞谷杆儿嘛――”平娃停了停说道：“丢到老林里，等干了，拿来烧掉。”
我想这的确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我们这里是大山，东山一家，西山一家。毁林开荒种的田也隔很远，尤其是要在野地搭窝棚守的田，离住房十几里路，平常人们是不会来的。所以平娃子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毕竟胆小怕事，加上爹是队里唯一的读过书的农民，平时对我们的教育很严，别说偷，就是在路上拾到的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不准我们碰。这天早上我回家后，心里十分紧张，觉得自己做了贼，脸上火辣辣的发烧。终于被父亲发觉我的不正常，经不住父亲的盘问，我便老老实实地全盘托出。
爹听了我说的话，好半天没做声。他叹了一口气说：“从今天晚上开始，你不去守野猪了，明天平娃问你，你就说我不准你去，别的事你一概不说。”爹说完就进屋去了，我站在门外听爹跟妈商量什么，但没听清楚说什么。我也不想知道，就上学去了。
过了几天，我放学回来，妈递给我一件雪白的新衬衣说：“穿上试试，看合不合身？”
这天晚上，爹把我拉在卧室里，耐心给我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特别是要我记住：做人要三稳，口稳，手稳，身稳。口稳就是说话要谨慎，不要乱说，要想清楚了再说；手稳就是不要偷摸，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要凭自己的劳动获得。身稳就是为人处世要谨慎，男女关系要恰当等。要做到人穷志不穷等等。
我终于明白爹跟妈商量的什么了，为了我走正道，借钱给我做了一件衬衣，以免我学坏了。年底才给人家还账。
这年的夏天，我迷失了自己，又重新拾回了自己。爹妈不仅给了我一件新衬衣，更重要的是给了我做人的良好质量。几十年过去了，我已经步入中年人生，可是这件小事我仍然记得很分明。无论社会怎么变，发展到什么地步，做人的良好道德质量不能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