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集体记忆；农民；环境抗争；汪村
摘要： 集体记忆是特定的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一种过程和结果。基于集体记忆研究的社会群体视角和实地调研资料，发现从集体记忆到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中间没有临界点，“苦”“韧”“怨”和“恨”等集体记忆中的核心元素引发了农民的环境抗争行为。1995-2014年，由集体记忆引发的汪村农民环境抗争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并呈现出心理感受的强烈性与抗争维权的坚决性、环境抗争行为与集体记忆的交互性以及环境抗争记忆中的国家印象三个特点。在社会学视域中，集体记忆与农民环境抗争的未来研究方向是集体记忆与环境抗争行为的交互机理研究、农民环境抗争后的集体遗忘研究以及农民个体环境抗争记忆微光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8）01007709
Collective Memory and Peasants' Environmental Protest： Taking Wang Village in Anhui for Example
ZHANG Jinj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2，China）
Key words： collective memory； peasants； environmental protest； Wang Village
Abstract： Collective memory is a process and result of past events shared by a particular group of collective members. Based on social groups perspective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research material， discover there is no critical point in the occurrence of the peasant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environmental protest behavior， and the core elements of collective memory such as "bitterness"， "toughness"， "resentment" and "hatred" leading to their environmental protest behavior. From 1995 to 2014， the peasants' environmental protest caused by the collective memory in Wang Village is span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stages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intensity of psychological feelings and the firmness of protest for righ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st behavior and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impression of the state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st memory. In view of sociology，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n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peasant' environment protest include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peasant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protest behavior， collective forgetting afte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st of peasants and the glimmering memory of peasants' inspanidual environment protest.
第1期金俊： 集体记忆与农民的环境抗争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6卷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集体记忆是特定的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一种过程和结果，是对过去进行重构的结果。[1]它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人们正是在社会中才获得了记忆。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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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西方学界关于记忆的社会与文化维度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20―30年代为理论奠基时期，20世纪80年代是“记忆潮”时期，当代则是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性记忆时期”。莫里斯・哈布瓦赫是理论奠基期的代表人物，“记忆潮”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以及德国文化记忆理论的提出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世界性记忆时期”可以说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但除了增加更多的研究案例以外，似乎缺少了理论拓展的空间。[3]我国大陆社会学界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起步。有学者曾尝试从集体记忆、公共记忆、民众记忆和想象记忆入手来区分社会记忆的类别，并研究了西北农村政治运动左倾政策所造成的苦痛记忆，认为对苦痛记忆的研究必须从个人层面上升到对文化特质的分析上。[4]对社会记忆进行四类别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集体记忆研究的一种积极推进。实际上，学界更多的研究倾向于把社会记忆等同于集体记忆。此外，关于集体苦痛记忆的研究，除了上升到对文化特质的分析以外，还需要上升到社会、区域乃至国家等层面上进行分析讨论。一项关于土地改革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记忆研究发现，“无事件境”的特征非常明显，即农民虽然受的苦不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变得无“苦”可诉。[5]484553这样的研究无疑有着其特定的地域和空间特征，并反映出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某种戒备心理。在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的调查和研究中，有诸多的农民是处在一种“有事件境”状态的，他们除了有“苦”可诉，也有其它元素可以诉说。在研究农村女性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集体记忆时，有学者发现这些女性的苦难记忆主要源于食物的短缺、日常用品的匮乏以及身体的疲劳与疾病等。[6]该研究反映出特定人群（农村女性）对特定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的苦难记忆。在当下的农村社会，女性的“苦”至少还包含了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的内容。在有些时候，这些女性会和男性一起，把“诉苦”作为他们在环境信访时寻求国家权力支持的一种重要策略。[7]知青把农村生活的集体记忆由个体和群体的苦难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苦难，他们认为自己承担了国家的苦难，“青春无悔”成为他们主流记忆建构的一种模式。[89]或许，这只是知青集体记忆建构的一种模式，后续的研究也许会探索总结出别样的模式。 在融合社会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集体记忆研究形成了重视国家权力对记忆塑造作用的国家权力视角、强调特定群体认同记忆、“无记忆”甚至相对主流记忆的“反记忆”的社会群体视角以及认为记忆随着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的变迁而延续、改造和重构的历史变迁视角。[3]在社会群体视角的集体记忆研究中，中国的集体记忆研究对民间社会阶层或群体的关注较少，[10]在坚持“国家在场”“底层立场”与“制度变迁”三个特点的基础上，中国的集体记忆研究还将社会群体的苦难与创伤这一议题作为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3]集体记忆关涉的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还包括极强的现实问题，它不仅暗示着人们对历史的看法，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当下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9]但是，在社会学的研究中，集体记忆往往沦为社会学思想中的细节而不那么引人注目，有时候甚至会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事实上，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它就像聚光镜，把光束投向历史，但照亮的却是社会的现在和未来。[11]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在工业化、城市化与区域分化的过程中，我国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污染。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抗争行动的多发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12]笔者近年来一直在从社会学的视角关注和研究农民的环境抗争问题。农民环境抗争指的是由遭受环境危害的农民所采取的、以维护其享有在适宜环境中的生产与生活权益为目的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一系列集体行动或个体行动，[13]其行为方式包括申诉、投诉、控诉、呼吁、抗议、静坐、堵路、集体散步、集体下跪、围堵政府机关、示威、游行等。[14]在我国大陆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环境抗争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一个学术研究议题，近年来又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在社会学的研究取向上，[15]出现了社会差别、结构―制度分析、结构化以及社会治理等研究视角，诸多议题被研究和讨论，如农民环境抗争的原因、历程、方式、关系网络、行动策略、行为逻辑以及制约因素等，形成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宏观层面的主要有社会转型[16]、结构―制度分析[13]、政治机会结构[1617]、国家与社会关系[12][1822]、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23]等范式，微观层面的则主要有生态文化自觉[24]、草根动员[2526]、集体认同[27]、依情理抗争[28]、底层研究[13][29]、诉苦型上访[7]、混合型抗争[30]等范式。然而，相关研究还存在理论建构不足、研究方法单一[1415]以及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推陈出新力度不够等问题。本文除了增加农民环境抗争的研究案例和研究内容以外，最大的学术追求莫过于基于经验研究，尝试为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学研究增添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集体记忆与农民环境抗争行为到底有什么关联？集体记忆能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引发农民的环境抗争行为？如果集体记忆能够引发农民的环境抗争行为，其具体的发生机制是什么？由集体记忆引发的农民环境抗争是怎样的一种图景？它的特点又是什么？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个案研究是深化集体记忆研究的基本手段。[9]本文将基于集体记忆研究的社会群体视角，结合相关实地调研资料，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和解释。
二、集体记忆与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机制
因为共享的记忆或纪念仪式所营造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归属感，集体记忆可以塑造广泛的群体认同。[3][3132]集体记忆与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关系问题是笔者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以来一直在不断思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2010-2017年，本课题组对广东省、安徽省和西省100多个村庄的环境污染和农民环境抗争现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实地调研，发现在一些村庄中，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取决于其它一些诱发因素而非集体记忆，如经济利益、健康要求、不满情绪等。有些村庄的农民确实有着对村庄过去的美丽环境、抗争事件或污染受害等的共享记忆；但是，环境抗争现象并没有在这些村庄发生，农民们选择的是忍耐和集体沉默，即集体记忆没有引发他们的环境抗争行为。因此，我们认为，如果集体记忆能够引发农民的环境抗争行为的话，其必然有着具体的发生机制。我们在对皖南地区的一个村庄和皖西南地区的一个村庄进行调研时，通过搜集和整理一些农民的口述史资料，发现集体记忆可以引发农民的环境抗争行为。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在农民环境抗争问题上调研时间的不断持续和调研区域的逐渐扩大，我们会发现更多的诸如此类的研究案例。
（一）从集体记忆到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有没有临界点？
我国农民的忍耐性是非常强的。绝大多数的农民自古以来就比较“胆小怕事”“怕担风险”“怕惹麻烦”“瞻前顾后”“凡事能忍则忍”“不爱出头露面”，在很多事情上都表现出规避风险的态度，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33]在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中，有大量的农民在环境污染危害面前选择了“集体沉默”[34]144，他们是农村环境污染中“沉默的多数人”[19]。农民在从忍耐到抗争的心理转变过程中，一般来说，可能会有一个临界点，如先是默默地忍耐；到了忍无可忍、实在忍不下去、不满情绪积聚到一定程度时，抗争行为就有可能会发生。在皖南和皖西南地区的这两个村庄中，部分乡村干部认为这里“民风比较彪悍”“农民都不太好讲话”，很多农民也认为他们自己不是那种“逆来顺受、谁想捏就能捏一把的人”。这些农民有一些共享的关于村庄过去的美丽环境、抗争事件和污染受害的记忆，因为某一群体成员对某一事件的记忆大体上是相同的。[31]我们发现，正是这些共享的记忆引发了他们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对这些农民来说，从集体记忆到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其实中间没有临界点。有学者也认为，集体记忆并非只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它还存在于表演、仪式、股市、冲突和生育等行动之中，集体记忆实在就是社会行动。[35]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农村地理区域广阔且类型多样，在其它一些由集体记忆引发的农民环境抗争行为发生的村庄中，也许会有一个特殊的临界点或者中介机制的问题。当然，这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实地调研和具体的研判工作。
（二）集体记忆中的哪些核心元素引发了农民的环境抗争行为？
在关于农民的集体记忆研究中，西北农村政治运动左倾政策所造成的农民苦痛记忆的研究[4]、农民关于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的研究[5]484553以及农村女性对农业合作化的苦难记忆的研究[6]是目前学界非常有代表性的成果。在皖南和皖西南地区的这两个村庄中，农民们遭遇的、叙述的较多的就是“苦”。他们所诉说的“苦”，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生活之苦”，因为这两个村庄经济都比较落后，农民们以农业生产为主，耕种很辛苦但收入很微薄，加之环境污染的危害，他们的农业生产、家庭收入、日常生活、身体健康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他们的“生活之苦”；另一方面是“抗争之苦”，他们的环境抗争均长达二十年之久，后来一个成功了，另一个还在继续进行中。除了“苦”的记忆之外，这两个村庄的农民还有关于“韧”“怨”和“恨”的记忆。“韧”的记忆主要源于这两个村庄过去的一些抗争事件，如20世纪50-60年代小规模地反对大炼钢铁和毁林开荒，20世纪80-90年代大规模地反对乡村干部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较之我们调研的其它一些村庄，这两个村庄的农民的环境抗争意愿是比较强烈的，抗争行动是比较坚决的，体现出一定的“韧”性。“怨”的记忆主要是关于污染受害的记忆，如对污染企业不满、耕地和林地损坏、空气污染、溪流污染、健康损害等的记忆。有研究者J为，在环境抗争中，“怨恨”最初的表现形式是“怨”，由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和不当干预发展到“恨”。[36]这两个村庄的农民“恨”的记忆主要是关于乡村干部的不作为、保护污染企业以及对他们环境抗争行为的不当干预的记忆。农民集体记忆中的“苦”“韧”“怨”和“恨”等核心元素引发了他们的环境抗争行为。
（三）为什么环境抗争的主体是青年农民？
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型中的农村社会出现了“人口空心化”现象，即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农村人口下降和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农村中剩下的人口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37]有学者也称之为是“无主体熟人社会”。[38]在关于农村环境抗争问题的研究中，相关研究发现农村的环境抗争“以中老年人为主”。[25][39]在我们调研的这两个村庄中，环境抗争的主体均是青年农民。本文称这些人为青年农民，是依据他们在开展环境抗争时的年龄来认定的。在我们了解的相关研究和实地调研中，这种现象虽然并不多见，但也在一些村庄曾经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着。这两个村庄的青年农民很少有到外地务工的，除了正常的务农之外，基本上都在农村做一些建筑活或者到附近的乡镇、县城打一些短工。有研究指出，在农村留守的老年人大多认为只要年轻一代过得好，自己的状况好不好已经无所谓了，他们在环境污染中抱着能忍则忍、能拖则拖的态度，抗争维权的意愿在下降，当农村环境质量恶化时，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去进行环境整治。[40]在农村中一般是由年轻人出面与地方政府和排污者打交道。[40]在这两个村庄中，从环境污染产生开始，在不同的抗争阶段，就一直是由青年农民出面进行抗争维权，较之村里的老年人，他们对集体记忆中“苦”“韧”“怨”和“恨”等的心理感受更为强烈，抗争维权的意愿和行动也更为坚决，他们的环境抗争维权行动才能持续二十年之久。
三、集体记忆与汪村农民的环境抗争
本研究选择的是上述两个村庄之一的皖西南地区的汪村，一个在2014年底已经取得环境抗争成功的村庄。上述皖南地区的一个村庄的环境抗争还在继续进行，笔者已经把它列入后续的研究计划之中。汪村是一个行政村，地处大别山腹地，下辖十几个村民小组。全村1100多人，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比较落后。如前所述，村里的很多青年农民没有被卷入“民工潮”大军中，他们中到外地务工的人极少。汪村农民是比较爱护环境的。1995年以前，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环境污染。由于汪村所在的乡镇经济非常落后，当地政府急于想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改革开放以后不久就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的政策和措施。1995年5月，一家由两个当地人和一个外地人联合开办的采石场在汪村附近落户，汪村农民开始遭受采石场放炮采石产生的噪音污染和加工石子造成的粉尘污染，距离采石场比较近的人家偶尔也会面临飞石的威胁。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汪村“60后”“70后”和“80后”的一批农民，在不同的时间段，各自作为抗争主体，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接力式环境抗争。这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的农民环境抗争的新现象。相信在今后的调研中，我们或许会发现此类现象在更多的村庄中发生。在整理汪村38个农民其中，“60后”13人，“70后”13人，“80后”12人。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对访谈对象进行了重新编号，“60后”的编号是W001W013，“70后”的编号是W014W026，“80后”的编号是W027W038。的口述史资料时，发现主要是集体记忆引发了他们持续二十年的环境抗争行为。汪村“60后”“70后”和“80后”农民的环境抗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1995-2001年）
在这个阶段，汪村“60后”的20多个农民是环境抗争的主体。在他们的诉说中，“苦”和“韧”这两种元素始终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我们认为，主要是“苦”和“韧”的记忆引发了他们的环境抗争行为。
“苦”的记忆主要是关于噪音污染、粉尘污染和抗争之苦的记忆。“60后”农民W006在接受访谈时说，汪村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时候，他感觉每天脑子里都是飞尘满天，很难受。他说，他们村很多人在环境污染严重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才要起来进行抗争维权。“60后”农民W012形象地说，粉尘污染比较严重的时候，汪村整天灰蒙蒙的，每天好像都在下大雾一样，还有，放炮采石的声音让他经常觉得耳朵快要聋了。他们过得非常“苦”，只有起来反抗了。他们有时感觉抗争的过程还是蛮“苦”的，因为污染企业不愿意引进环保设备，给他们的经济补偿又非常少。 “韧”的记忆主要是源于汪村过去的一些抗争经历。“60后”农民W003说，以前他们村有些人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开山，后来虽然被批斗得很厉害，但是他们村的生态环境没有被严重破坏。现在严重的污染出现了，对生态环境不好，对他们村的人也不太好，所以他们要向反对大炼钢铁和开山的农民学习，也要反对采石场造成的污染。他们先是派几个代表去谈判，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就20多个人经常一起去，有时候还会和污染企业主和保安人员发生暴力冲突行为。“60后”农民W008告诉我们，他爷爷解放前上过几年私塾，是个文化人。他爷爷说，在汪村的字典里，好像从来就没有“忍”这个字。所以，他们采取没有办法的办法，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明知污染企业主社会背景复杂，也要进行谈判和暴力维权。
（二）第二个阶段（2002-2008年）
从1995到2001年，以“60后”农民为主体的环境抗争使汪村多数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补偿，飞石的威胁也越来越少了。但是，由于污染企业主社会背景较为复杂，加上个别乡村干部的“撑腰”，采石场放炮采石和加工石子仍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以后，汪村所在的乡镇响应县政府发展绿色旅游经济的号召，该乡镇的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陆续被关停或者搬迁。但是，由于一些乡镇干部在考察中认为汪村附近的这个采石场“污染还不算严重”，所以该采石场在2002-2008年一直没有被列入政府关于污染企业关停或搬迁的工作计划中。汪村的环境抗争从2002-2008年一直在^续着。
在阿莱达・阿斯曼夫妇的研究中，有一种存在于日常沟通生活中的短时记忆，即他们所说的“沟通记忆”，这种记忆可以通过群体的代际传播延续下去，跨度在
三、四代左右。[3]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这种沟通性的集体记忆不仅在汪村农民代际之间传播延续，也同样在“60后”和“70后”以及“70后”和“80后”农民的日常沟通交往中传播延续。有学者认为，集体记忆的形成有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交往和分享。[32]在汪村，这批参与环境抗争的“60后”农民，把“苦”“韧”还有心生的“怨”气在村庄的日常交往实践中经常性地表现出来，并在家庭和村庄内外影响和传播给“70后”农民。从2002年起，汪村30多个“70后”农民走上了环境抗争的前台，“60后”农民逐渐开始退居到幕后。在这批“70后”农民的记忆中，除了延续关于“苦”“韧”的记忆之外，还新增了“怨”的记忆。
“70后”农民W022说，“60后”农民在抗争中表现得很勇敢，所以他们也要勇敢起来。他说，他们在村里村外做工的，因为环境污染问题，总觉得好憋屈，心里面好“苦”，而且他们感觉自己的健康已经受到很大威胁，所以对污染企业很不满，心中“怨”气颇多。他们就在想，采石场怎么还是没日没夜的开工呢？他们要好好想想办法了。他们有时去乡镇政府找相关领导咨询和求助，有时白天和晚上去采石场评理，道理讲不通就切断采石场的电、毁坏采石场的机器设备。当地派出所的人出面干预了好几次。“70后”农民W019说，有的乡镇干部说他们一直没有消停过，就喜欢闹点事出来，不闹事就不舒服，有时骂他们是一帮刁民。其实，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都是本分人，也不是非要闹事不可。因为“60后”农民都抗争好几年了，他们不能让抗争停下来。他们经常会因为污染问题烦死了，也烦透了，要坚决行动起来进行抗争。
（三）第三个阶段（2009-2014年）
从2002到2008年，以“70后”农民为主体的环境抗争使汪村的更多农民获得了更多一些的经济补偿，但这并不是汪村农民环境抗争的主要目标，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想让采石场关停或搬迁，还他们一个美丽清洁的环境。从2009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初，汪村附近的这家采石场仍然没有被列入政府关于污染企业关停或搬迁的工作计划中。因为乡村干部的不作为、对采石场的保护和对环境抗争的干预，“70后”农民开始有了“恨”的心理体验并传播给“80后”农民。从2009年开始，“80后”的30多个农民登上了环境抗争的舞台。他们除了“苦”“韧”和“怨”的记忆，又新添了“恨”的记忆。
“80后”农民W033说，他们这些“80后”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跟在“60后”和“70后”农民的后面，不懂事的时候感觉好像看热闹，懂事了以后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他们也要坚持抗争下去。据他说，在他们抗争的那几个年头，因为严重的粉尘污染，他们在村里好像从来看不清天上到底有没有太阳，他们过得很“苦”，心中的“怨”气很多。那时候，他们认为乡村干部收了污染企业主的好处，所以才没有把这家采石场列入关停或搬迁的工作计划中。后来，这些乡村干部又挨家挨户地对他们进行劝说，有时还威胁他们。他们觉得这些乡村干部很可恨。他们那时候最大的想法就是想办法让采石场关停或者搬迁。“80后”农民W036说，乡村干部确实很坏，到处给他们使绊子，所以他们很恼火，恨死了这些乡村干部，也恨死了污染企业主。后来，他们接受了“60后”和“70后”农民的建议，想办法主动邀请了当地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到汪村，又想办法请来了县环保局的领导。后来，在媒体和县环保局的干预下，再加上他们自己对美丽环境的强烈渴求和持续不懈地抗争，在2014年底，采石场终于搬迁了！
汪村“80后”农民环境抗争的最终成功，其实还受到其它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1998年，汪村才有了第一部电话，电话是当时在村里开小卖部的一个农民安装的。汪村“60后”农民在进行环境抗争的时候，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比较单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非常少。到了2004年，汪村有将近一半的农民安装了电话，开通了电视，有几个“70后”农民还购买了手机。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多了一些，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多了一些。2009年以后，汪村几乎所有的“80后”农民都拥有了手机，有十几户人家还开通了互联网。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变得广泛起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多、也更紧密了。在环境抗争的方式和策略选择上，“80后”农民更强调实用性和有效性，比如更积极地关注乡镇政府和县环保局关于污染企业关停和搬迁的工作方案，尽量减少或避免与污染企业的暴力冲突以寻求更为合适的维权方式和策略，多次想办法主动邀请记者和县环保局的领导到汪村实地查看污染情况以寻求帮助，等等。
四、由集体记忆引发的农民环境抗争的特点
（一）心理感受的强烈性与抗争维权的坚决性
在汪村持续20年的环境抗争中，这批“60后”“70后”和“80后”农民在不同的抗争阶段，各自作为主体承担了抗争维权的使命。在他们的集体记忆选择中，“苦”“韧”“怨”和“恨”等心理感受比起汪村的一些老年人来说更为强烈，这种强烈的心理感受和群体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他们抗争维权意愿和行动的坚决性。
“70后”农民W021说，他们村的一些老年人有时候会说，你们都抗争了快十年了吧，好像不能达到让采石场关停或搬迁的目的，要不等等再看吧。他不这么认为，和他一起进行抗争的其他农民也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心里面更多的想法是要一直抗争下去，不能等，更不能放弃。只要抗争下去，就会有希望。“80后”农民W034说，他们有时虽说是有点泄气，那是因为算上他们在内，前前后后都抗争了十几年了，老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他认为这种偶尔的泄气也算是正常的，毕竟他们还年轻着呢。不过，他们确实很难受，很憋屈，心里“怨”气很多，恨污染企业主，恨乡村干部，就想把采石场搞走。
这些口述史资料一方面说明汪村这些农民心理感受的强烈性与环境抗争维权行为的坚决性，另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青年农民作为主体的环境抗争比起那些以老年人和妇女作为主体的环境抗争更容易达到某些目标或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在以往的一些相关研究中，以老年人和妇女作为主体的环境抗争往往是失败的。[13][29][33][39]
（二）环境抗争行为与集体记忆的交互性
有研究指出，集体记忆可以从某一群体向另一群体传播和延续。知青后代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记忆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他们获得这种认知记忆的过程主要发生在知青家庭和亲友间的代际传递中。[1]而本文着重要论述的，主要是汪村“60后”和“70后”、“70后”和“80后”农民在日常沟通交往中传播延续的关于环境抗争的集体记忆。
汪村“60后”“70后”和“80后”农民的集体记忆引发了他们的环境抗争行为，而不同阶段的环境抗争行为又成为后续抗争者的集体记忆，而后，增添了新的内容的集体记忆又会引发新一轮的环境抗争行为。在“60后”农民的记忆中，“苦”和“韧”的记忆引发了他们的环境抗争行为。他们在环境抗争中的身体实践以及在村庄日常交往实践中的“怨”气表现被传承到“70后”农民的记忆中，即“70后”农民的记忆中包括了“苦”“韧”和“怨”的记忆。同样，“70后”农民在环境抗争中的身体实`以及在村庄日常交往实践中“恨”的表现又被传承到“80后”农民的记忆中，这样，“80后”农民就有了关于“苦”“韧”“怨”和“恨”的记忆。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抗争阶段，汪村不同年龄段的农民的集体记忆呈现出一种演进性的特征，而演进后的集体记忆又会引发新一轮的环境抗争行为。如果汪村的环境抗争还在持续的话，农民的集体记忆与环境抗争行为还会有新的交互。
（三）环境抗争记忆中的国家印象
有研究指出，国家价值传播要实现民间化，让民众成为传播话语的主体。[41]在汪村农民的集体记忆中，国家就是一个捍卫正义的形象，他们一度认为这种正义形象的代表首先应该是他们乡镇政府的一些领导干部。可是，当他们屡次咨询和求助这些干部而得不到任何实质性或有效性的帮助，甚至这些干部反过来对他们的抗争行为进行不当干预时，国家的印象在他们心中又变得消极和模糊起来。“70后”农民W022说，在他们的印象中，国家就应该是一个除暴安良、维护正义的形象，哪里有不平的事，国家就应该出现在哪里。可是，当他们真正有困难找到乡镇政府的一些干部，这些干部的态度简直让他们受不了，而且，这些干部还帮着污染企业主讲话，干预他们的环境抗争行动。所以，汪村的农民几乎没有人不对这些干部心生“怨”和“恨”的。
在一项研究中，农民把上访目标的实现寄托在上级“青天”身上，“青天”信念支撑着他们的抗争过程，而抗争又是为了能召唤出“青天”。[42]汪村的农民在遭遇环境污染时也经常渴盼着“青天”的出场。“80后”农民W035说，他获得信息的渠道比较广泛，知道现在有不少庸官和贪官，但是也有很多好官和清官，好官和清官就是老百姓的青天大老爷。他认为他们乡镇政府的一些干部很坏，这些干部肯定不能代表国家的形象。他们去过县城几次，找县环保局的领导。后来，县环保局的领导到汪村来了几次，汪村农民感觉还不错。所以他们认为县环保局的领导才是他们心目中的青天大老爷，能够代表国家的形象，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一时间，因为“青天”在汪村的出场，这些农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又变得积极和清晰起来。笔者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地方政府来解决威胁他们基本生存的环境污染问题。[33]
五、结语与讨论
本文基于集体记忆研究的社会群体视角，结合汪村农民的口述史资料，分析了集体记忆与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机制问题，勾勒了集体记忆与汪村农民的环境抗争图景，总结了由集体记忆引发的农民环境抗争的一些特点。比照之前社会学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和农民环境抗争的研究，本文既是对集体记忆的社会学研究的一种积极关注、深化和扩展，又试图将集体记忆作为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学研究的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较之社会学界对集体记忆之文化特质的强调[4]，“无事件境”[5]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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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短时段的“沟通记忆”[3]、知青后代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记忆[1]、“青春无悔”[8]等的研究，本文一是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地把农民集体记忆研究初步上升到对农村文化、社会、区域以及国家层面的分析上；二是清晰地展现了汪村“60后”“70后”和“80后”农民在环境污染中关于集体记忆的“有事件境”，即他们有“苦”“韧”“怨”和“恨”可诉；三是初步发现在汪村这个特定场域，关于环境抗争的集体记忆也可以在“60后”和“70后”以及“70后”和“80后”农民的日常沟通交往中传播延续，即集体记忆从某一群体向另一群体传播延续的时段可以更短，跨度不需要经历
三、四代的时段。这种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集体记忆研究的一种积极推进；四是为集体记忆的社会学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也即关于农民在环境抗争中“韧”“怨”和“恨”等元素的研究。同以往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民环境抗争研究相比，本文试图为农民环境抗争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增添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或范式。 集体记忆研究充满了诱惑和危险，但是，也蕴含了无限的可能性。[9]集体记忆这个社会学思想中的细节颇有社会学的缘分。[11]把集体记忆作为农民环境抗争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正如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只是初涉了其“冰山一角”[9]一样，本文也只是初涉了农民集体记忆与环境抗争问题的“冰山一角”，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讨论。今后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地挖掘：一是农民集体记忆与环境抗争行为的交互机理研究。本文只是初步探讨了一个村庄中农民集体记忆与环境抗争行为的交互性。由于我国农村类型的多样性，在其它的农村地区，比如东部、西部地区的一些农村，它们之间的这种交互性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是否和本文的研究是相同的或是相近的？是否存在更深层次或内涵的交互机理？二是农民环境抗争后的集体遗忘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一些环境抗争失败后的村庄中，农民已经出现了集体沉默的现象，[39]这种集体沉默是否会导致农民对环境抗争事件的集体遗忘？我们在对一些村庄的农民访谈中，已经有一部分农民不愿意再谈及过去的环境抗争经历。如果农民的集体遗忘现象出现，其发生机制是什么？社会代价又是什么？三是农民个体环境抗争记忆微光的研究。这种记忆的微光或存在于集体记忆之外，或与集体记忆交织在一起而不被注意，有时被排斥在社会学研究范式之外，是社会学视域中难以观察到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构成了对现有集体记忆研究的一种反思。[43]笔者将基于集体记忆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对上述议题进行持续地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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