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流动儿童；城市儿童；冲突产生；冲突表现；冲突结果
摘 要： 为了解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师生冲突的差异，对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约2000名儿童和教师的问卷调查发现：教师对流动儿童具有歧视性，倾向于选择强制的方式，对城市儿童选择沟通的方式；流动儿童仍对教师较为敬畏与认同，城市儿童较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的冲突强度都较低，流动儿童的冲突持续时间更短；冲突结束时流动儿童师生关系较佳，城市儿童师生关系却趋于疏离，冲突对城市儿童心理的消极影响较强。为解释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师生冲突的差异，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方法（IPA）对6名教师进一步访谈发现：从低教养水平高教育期待的家庭中走出来的受歧视的流动儿童，仍对教师较为敬畏与认同；质朴的、亲密友爱的传统师生关系观促使冲突结束时流动儿童的师生关系较佳；教师权威观的变迁致使城市儿童的不满情绪及冲突的消极影响较强。
中图分类号： G7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2435（2017）06 0785 07
Key words： migrant children ； urban children； conflict result ； conflict performance； conflict result
Abstract：
To realize the difference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nflict between migrant children and urban children， the questionnaire of 2000 children from third grade at primary to third grade in junior school and teachers shows that teachers discriminate against migrant children. They choose compulsory way to migrant children， rather than communication to urban children. Migrant children more agree teacher authority and they show fear. However， urban children more show discontent. The conflict intensity of migrant children is lower than urban children. And the time of conflict is shorter. At the end of confli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migrant students are also well. But to the urban children， the relationship are turn to alienation. To interpret the difference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nflict between migrant children and urban children， interview six teachers using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IPA）， the result shows that migrant children inequality agree and reverence teachers which come from the family with low education lever and high expectation to education. The opin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plain， close and kind. And this traditional opinion is the reason of the well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children and teachers. The transition on opinion of teacher's authority is the cause of high disaffection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f conflict to urban children.
流佣童是指617岁“随父母或监护人在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青少年” [1]。《2006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2]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3]表明，我国流动儿童规模近2000万。 流动儿童从乡村来到城市，乡野朴素的、未经过文化体系改造过的思想、情感、智慧及生活方式，与城市学校以规范的知识、正统的思想、正当的情感为基础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方式等[4]80，具有非连续性和异质性，流动儿童比城市儿童可能面临更多的师生冲突问题。师生冲突是指“由于师生社会地位与文化的差异而致使双方公开直接的对立状态”[5]，直接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心理健康及学校适应。当下中国的师生关系在走向民主与平等的同时，也出现了冲突、对抗及暴力的倾向，流动儿童的师生冲突问题尤为突出。
一、国内外研究述评
在流动儿童师生冲突研究的重要性被广泛确认的同时，近三十年国内外研究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
国内外对师生冲突的理论探讨一定程度上受到 20 世纪西方社会学对冲突的概念、产生及功能的研究的影响。乔纳森・H・特纳认为 ：“冲突是双方之间公开与直接的互动，在冲突的每一方的行动都是力图阻止对方达到目标”。 [6]211212，135 达伦多夫 （ R.G.Dahrendorf） 指出社会冲突产生于社会地位结构；[7]402马克斯・韦伯 （ Max Weber ）等进一步指出“权威合法性的丧失是冲突的关键前提”；刘易斯・科塞（Lewis A. Coser）提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冲突具有促进社会整合之积极功能。”[6]我国学者认为，“师生冲突是由于师生之间价值观、目标、地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直接的、公开的旨在遏止对方并实现自己目的的互动过程”。[8]师生冲突根源于师生文化的差异，一般都能得以解决。由于教师对待冲突的态度及方法不当，师生敌对情绪的累积，师生由意见的分歧可能发展到对文化合法性的怀疑，由表面性问题冲突上升到核心价值问题的对抗性冲突[9]140。 国外对师生冲突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师生冲突的产生及功能。研究发现：儿童所属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准则与学校教师的要求之间不一致，常导致冲突[10]470；来自低经济地位家庭[11]和非洲裔美国黑人家庭的儿童师生冲突较强[12]。师生冲突会导致儿童外显的问题行为显著增强，如儿童身体攻击性和欺骗行为等[13]，儿童挑战教师对学生行为的管理规则，也直接影响师生关系[14]；但师生冲突并不排除师生之间温暖的、相互喜欢的，以及为了学生发展的良性冲突[15]。国内对师生冲突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有研究者从冲突原因、冲突表现及冲突功能几方面编制问卷，调查研究表明：师生冲突主要因学生违纪[16]；师生冲突的形成是学生不满情绪、权威合作性消解及师生言行的对立等诸要素统一变化的过程，而教师应对方式制约着冲突的走向[5]；中小学师生冲突多为一般性冲突，冲突对学生心理的消极影响较大[16]。
不过，国内外对师生冲突的理论探讨缺乏实证研究的验证，对流动儿童师生冲突专题实证研究尚很少见。鉴于此，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解释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即IPA）[17]，从冲突产生、冲突表现及功能三方面，调查、解释与分析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师生冲突的差异，以帮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学校生活，建构民主合作的、亲密融洽的师生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依据秦岭淮河一线划分中国南北，从安徽省北方地市的阜阳市和淮北市及南方地市的合肥市和铜陵市，城市普通学校和农民工子女学校各一所，以分层整群抽样的方式抽取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各一个班，以及班级2名课任教师。发放问卷2164份，收回有效问卷1967份，有效率达909%。教师107人，流动儿童1860人； 其中，城市儿童1478人（7946%），流动儿童382人（2053%）；男生936人（5032%），女生924人（4968%）；3至9年级人数分别为：282人（1516%）、290人（1559%）、277人（1489%）、255人（1370%）、262人（1409%）、252人（1355%）、242人（1301%）。 地访谈研究对象的选择，采取目的性抽样方式从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级抽取7名教师。其中，从问卷调查所在的城市普通学校抽取4名教师，从农民工子女学校抽取3名教师。
（二）研究工具
1.流动儿童师生冲突调查问卷
该问卷是在前人研究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出初始问卷；选择合肥市某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各1个班试测，形成正式问卷。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发现，删除负荷值过低的项目，可以解释方差总变异量的4008%。问卷第一部分是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学生的性别、年级、家庭户口所在地等。第二部分是师生冲突的现状，包括冲突产生、冲突表现及冲突结果3个维度8个具体指标，采用五级计分。一是冲突主要因学生不满教师干预违纪而引发，冲突产生维度包括教师干预违纪方式、教师权威合法性消解和学生情绪等三个指标。其中，教师干预违纪方式分为关爱、沟通、放任、强制及压制；权威合法性消解分为传统权威合法性的确信、以及传统权威、制度权威、学术权威及人格权威的合法性消解；学生情绪分为高兴、害怕、不满、愤恨及仇恨。二是冲突表现维度包括冲突形式、冲突频率及冲突持续时间等三个指标。其中，冲突形式分为情绪抵触、言语摩擦与对抗、肢体摩擦与对抗，冲突频率与持续时间从非常低到非常高分为五级。三是冲突结果维度主要包括冲突结束时师生关系与学生心理两个指标，师生关系分为亲密、尊敬、疏远、冷漠及敌对五级，依据学生情绪测评学生心理状况。该问卷一致性信度为0853，各个维度的一致性信度在0746至0813之间；心理学和教育学各两名专家一致认为该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2. 解释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即IPA）
作为定性研究方法，解释现象学分析（IPA）通常运用调查和目的性访谈，通过对调查问题丰富的描述与解释来提供一种认识的视角，从原始的材料中推断出结论。它聚焦参与者群体和重复关注的信息，以检验个别参与者的观点。解释现象学分析选择6个同质的样本最为合适，尽管315个研究参加者也是能接受的。这些参加者是研究密切涉及的对象，能提供研究问题相关的经验。[17] 本研究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法，选择7位城市普通学校和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他们与儿童密切交往，以教师的视角提供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师生冲突的经验与观点，关注他们共同认同的观点。
（三）程序及数据处理
由研究者亲自前往调研，进行问卷调查的集体施测和访谈。问卷所得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处理。
三、 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师生冲突的比较
通过问卷调查，从冲突产生、冲突表现及冲突功能三方面，比较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师生冲突的差异。
（一）流动儿童对教师较为敬畏与认同
以流动儿童与否为自变量，以教师干预违纪方式、权威合法性消解及学生情绪为因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一是教师对流动儿童具有一定的歧视性，倾向于选择强制的方式，对城市儿童选择沟通的方式。由表1可见，在教师干预违纪方式平均得分上，流动儿童显著高于城市儿童（p
以流动儿童与否为自变量，以冲突形式、冲突频率及持续时间为因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一是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冲突强度都较低，主要表现为言语摩擦。表2可见，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冲突形式的平均得分为196，接近于问卷设定的五级评分中的“言语摩擦”（2）；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冲突频率及持续时间的平均得分为203、180，接近于五级评分中的“较低”（2）；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冲突形式、冲突频率及持续时间的平均得分，都低于五级评分中间值（3）。二是流动儿童比城市儿童的冲突持续时间短。由表2可见，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冲突形式和冲突频率差异均不显著（p>005），其冲突持续时间差异显著（p
（三） 冲突结束时流动儿童的师生关系较佳， 冲突对城市儿童的消极影响较强
以流动儿童与否为自变量，以冲突结束时师生关系和学生心理为因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一是冲突结束时流动儿童师生关系较佳，冲突对流动儿童教师权威的确立和师生关系的凝聚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冲突使城市儿童的师生关系趋于疏离。由表2可见，冲突结束时，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师生关系平均得分的差异极其显著（p
四、 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师生冲突差异的解释
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IPA），解释与分析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师生冲突产生、冲突表现及冲突功能的差异。
（一）从低教养水平高教育期待的家庭中走出来的流动儿童更能接受师道尊严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受歧视的流动儿童仍对教师较为敬畏与认同。为解释流动儿童师生冲突产生的根源，三位教师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与观点。
小学三年级班主任徐老师说：最难管的就是那些做小生意的农民工子女，他们行为习惯差，有点野。同学SK的父母在W校附近马路边租了约40平米的房子，做洗车和汽车简单修理的工作。SK、姐姐及父母吃、住、工作都在里面，周围环境也很嘈杂。课间玩耍时手弄脏了，小女孩洗手慢了点，他等不急，上去就把人家推开了。同学从他课桌边走时，不小心将他文具盒碰掉了，他说，“咋搞的”，伸手就给人家一下。课外活动时，几位同学踢球，同学不和他玩，他就抢别人的球。
小学五年级周老师说：这些孩子欠教养，父母没很好地教育他们，洗手要排队，有事要和别人商量，动不动就动手。孩子犯错误了，把家长叫来。有些农民工家长当着老师的面，在办公室就责骂孩子，“叫你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咋不听老师的话……”个别孩子的父亲甚至动手对孩子推推搡搡的，搞的老师也挺难堪的。家长说：“没事，把孩子交给老师了，你就像管自家孩子一样，只管打。孩子在乡下野惯了，满场飞（到处乱跑，打闹）。城里老师水平高，让他到城里学点本事，长大考个大学，能有出息。”
从两位老师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一是从低教养水平的农民工家庭中走出来的流动儿童，他们在家庭环境和教育资源等方面处于弱势[20]，其父母多采用“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的不良的教养方式[21]，他们较多地表现出外显的行为问题。国外相关研究发现，外显的行为问题的学生多表现出低水平的社会交往技能，而学校教师希望儿童能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社会交往技能，以营造一个成功的、积极的学习环境[22]。流动儿童难以达到教师的要求，致使教师对流动儿童具有歧视性，倾向于采用强制的方式。二是从高教育期待的社会底层农民工家庭走出来的流动儿童，对读书具有崇敬心理，并笃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23]，希翼通过城市高水平的教育谋求社会地位向上流动，从而使他们具有“无法取代的教育欲望”[24]、“较高的教育抱负”，甚至城市教师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知识与高水平教育的象征[25]132134。因此，即便流动儿童受到教师的歧视，他们也依然对教师较为敬畏与认同。此外，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的权威社会结构，原本不承认有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人与人尊卑有别，强调长辈的支配[26]58，推崇师道尊严，这也导致流动儿童对教师较为敬畏与认同。
（二）质朴的传统师生关系观促使冲突结束时流动儿童师生关系较佳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冲突结束时流动儿童师生关系较佳，冲突对他们教师权威的确立和师生关系的凝聚具有积极功能。为解释冲突对流动儿童师生关系的影响，两位老师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与观点。
初中一年级班主任王老师说：初二时LG从老家来到我们班就读，她父母在合肥市X乡镇租地种油桃。她学习跟不上，上课爱睡觉，老师们总批评她，她偶尔也辩解或顶撞老师一两句。家访时，我看到她家就一间大屋子，屋子中间用布帘隔开，她住里屋，屋顶挂着一盏小小的节能灯。 我就问：“能看见吗？”LG说：“能看见。 这灯开始不怎么亮，越点越亮。”我给她买了盏台灯。临近毕业之际，LG给每位任课老师送了一袋自家种的油桃；还给每位同学送了一小盒。LG没能如愿考上高中，毕业后回校看望老师时，还提及我送给她的那盏台灯。 [4] 李书磊.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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