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霞：与H7N9抗争的27天
4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市的医护人员将新增感染H7N9禽流感的患者胡某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离奇发病 她生命最后徘徊的地方——重症医学科，位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楼的五层，楼下就是东南大学的操场。4月9日16点，阳光明媚，几个学生三三两两坐在塑胶的操场上。 与操场上的悠闲相比，重症医学科楼道的宁静却让记者多了几分肃穆的感觉。一个多小时前，安徽滁州患者韩霞刚在这里走完了她35岁的生命历程。 “女儿才8岁，她就这么走了。我始终也没跟她说上话，一句话都没说上。”4月10日上午8点多，在中大医院办公楼下，满脸凄苦的张仕文向记者讲述着。对他而言，妻子的离去已经不能算作意外，到这里的第一天，病危通知就已经到了他的手上。 “3月14日晚上忽然开始发高烧，一下烧到了39摄氏度。”虽然是发高烧，但当时，张仕文和妻子都没有感觉这跟以往的感冒发烧有什么不同，第二天一早，送孩子上学后，他陪着妻子到当地的滁州医院看病，“为见效快，就直接打吊针了”。记者从医疗记录中了解到，当天，医院用上了阿奇霉素等常用的治疗药物。 每天去医院输液似乎并没有缓解韩霞的病情，不仅高烧依旧，妻子又开始了咳嗽，并且感觉心慌很不舒服。三天输液后，张仕文注意到大夫说法的变化，“病情无缓解，伴胸闷，呼吸困难”。 19日一早，拍胸透片子后，大夫告诉张仕文，韩霞得的是肺炎，记者从这张X光片中看到，左下肺一片白色的阴影几乎占据了左肺的二分之一区域。张仕文也听到妻子的呼吸非常急促，医院迅速调整了治疗方案，开始普通氧疗和呼吸机无创通气。晚上，韩霞病情进一步加重，她被送进了ICU病房，辅助呼吸也变成了有创呼吸机——有创呼吸机的使用表明人的自主呼吸已经完全不能满足人体的正常生理需要了。 “太快了！”张仕文被迅速恶化的病情弄得无比紧张，这时候他哪里知道，这个变异的新型病毒搅动起的是一次滔天大浪。 张仕文想不明白，H7N9这个怪物怎么就找上了他的妻子，他的表叔王华武对记者说：“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横祸。”据张仕文回忆，妻子发病前与活禽的接触只有一次，由于3月9日晚上有亲戚过来吃饭，韩霞去集贸市场卖活鸡的摊上抓了只鸡，“但那都是人家杀的，也是人家清理的，并且晚上做好了我们也都吃了”。 从一定的客观效果看，张仕文接下来的选择还是比较明智的，至少，他的妻子在这一时间段成为存活时间最长的病例。 H7N9之痛 “人都去了，这哪里还能算得上成功呢。”副主任医师郭凤梅穿着白大褂，蓝色的帽子外短发齐颈，她是韩霞的主治医生，也是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力，当记者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这一病案还是成功的提法时，郭凤梅不无遗憾地说。 3月19日，张仕文见妻子病情依然不见好转，就想到要转院到南京大医院治疗，滁州医院的大夫向他推荐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 中大医院宣传教育部主任程守勤说起自己的医院颇带着几分自豪，据他介绍，在国民党时期，这里就是中央大学医院，从这里走出去了多位医学院士，而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始建于1988年，是江苏省最早成立的综合性ICU之一，1998年成为江苏省第一个重症医学硕士学位授予点，“他们各种重大疾病的治疗经验都很丰富，包括那次全国的禽流感”。 3月20日，接到滁州医院的求助电话，郭凤梅与同事带着救护车立即赶过去，虽然电话中对方对患者的病情做了描述，但郭凤梅看到的患者比她想象中还要严重，“病人的呼吸衰竭非常严重，已经出现休克，呼吸机通气已经用到了最高级别”。 中大医院专门成立的救治组，由中国著名重症医学专家、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邱海波博士领头，主攻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感染性休克及其导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的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杨毅共同参与，由郭凤梅担任主治医师。4月15日，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救治的北京首例H7N9禽流感患者7岁女童恢复顺利，从ICU病房转入普通病房观察
在有创机械通气、肺复张等常规治疗措施也难以维持韩霞的血氧饱和度的情况下，到21点，救治组采用国际先进的体外膜氧合技术（简称ECMO，俗称人工肺）进行呼吸替代治疗，使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和氧供得以维持，并实现损伤肺的休息和保护。同时，又给予患者抗病毒、化痰、免疫增强、营养支持和其他器官功能支持与维护治疗。 接到病危通知的张仕文此时已经彻底蒙了，他坐卧不安，但也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他想知道，妻子这到底是怎么了，但是还没有人能帮他解答。一步恶化，后来又采用ECMO+俯卧位通气。
当郭凤梅们在积极寻找病毒的时候，更早出现病例的上海已经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新病毒的报告。 在3月27日，卫生部专家组已经到中大医院会诊。在张仕文的印象中，到中大医院的这段时间，每天探视还能实实在在地到病床前看看妻子，虽然妻子插着很多管子不能说话，而且多数时候由于镇静药的缘故处于昏睡状态，但毕竟还能够看得真切。但3月28日开始，他只能隔着治疗室厚厚的玻璃探视了。
张仕文看到，大夫们进去病房之前，总要在缓冲间里换上全套的隔离服，当H7N9正式发布时，其他两名上海感染者的早早离世令他更真实地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的神经总是处于紧张状态，这时候，亲戚们几次打到卡上的医药费也早已花完，虽然欠费，但医院已经没有再催促缴费，留给他的是漫无边际的等待，他总是在周边的绿地中打转，中午就在医院边的小饭馆吃份炒面，晚上弄碗面条；中午在医院的长椅上靠一靠，晚上也就睡在长椅上。每一次出现的死亡病例都让他心惊肉跳，他盼望着的就是每天15点探视时间，去隔着玻璃看一看妻子。 “那些日子太折磨人了。”这是张仕文最深刻的记忆。 郭凤梅说，她们从病人入院就有了院内感染监测和防控，病人进入空气隔离的负压病房后，十几个医护人员更是施行了三班倒的24小时不间断护理，“由于病人体重达到90公斤，身上又有各种管子，每次俯卧位通气治疗都需要至少6个人协同才能帮她翻过身，每天三四次，往往出病房的时候都是一身大汗。” 每一例发病都会牵动郭凤梅们的心弦，尽管他们也还没能找到对抗这种新型的病毒快速恶化的有效手段，但他们是多么渴望能在他们手里出现奇迹。韩霞的肺损伤和休克并没有好转，还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 生命在坚持中延续着，但最终，由于多器官功能损伤严重，韩霞再也等不到有效手段和新型药物的诞生了。 张仕文当时正在医院楼下为手机充电，当他听到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4点多了，他透过玻璃看到三四位大夫正在为妻子做复苏抢救，当大夫告诉他妻子心跳彻底停止的时候，他很久没有缓过神来。 逝者已去 韩霞的尸体在逝去后3个小时就直接火化了，4月10日下午，当张仕文在哥哥姐姐的陪同下将骨灰带回家的时候，等在那里的韩霞父母痛哭失声，张仕文心里再难受也还是听着他们不断的埋怨：“女儿交给你，你就这么给弄没了。” “韩霞长得很漂亮的。”张仕文拒绝了王华武让记者看看 无论当面还是在电话中，张仕文都多次向记者询问：“我们的治疗费能不能退给我们呀。” “这下是人财两空了。”这是张仕文的姐姐反复念叨的一句话，记者找到他们一行的时候，他们刚从中大医院医务科出来，他们想跟医院协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能把所花费的11万元医疗费退给他们，这些钱中很大一部分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凑来的。 就记者了解的情况，H7N9重症患者每天的治疗费用基本上都在1万元以上，对于很多患病家庭，这确实是一笔很难承受的费用，南京就出现了两例为治病要变卖房产的家庭，但这个节骨眼上，他们的房子无论压多低的价格也还是没有人敢于问津。 南方某媒体所做的调查显示，支持H7N9免费治疗和建立后遗症救助基金的人数，分别达到93.73%和91.88%。但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教授林江代表的另一派观点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目前的H7N9病患都是散发病例。而散发病例是个人卫生事件，人传人的流行病才是公共卫生事件。“如果一个人得了H7N9禽流感，政府就拿公共财政为他治病，等于用其他纳税人的钱为一个人看病，这对整体纳税人来说不太公平。” 其实，从H7N9病毒确认之初，国家卫计委就一再强调，“严禁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和推诿患者”。近日又进一步提出了治疗费用的解决方案：把H7N9禽流感加入医疗保险的报销行列，同时，医疗合作基金也提供相应的保障。 面对变异的禽流感，面对金钱，按一名医务人员的说法是：“利益各方都应该理性看待，什么都可以改变，但不应该改变的是善良的人性。” 禽魔离我们有多远 张仕文一再向记者强调，不要把家里的住址等信息写得过于详细，他得到的反馈好像他们的状况已经开始让别人担心，而他更担心，“孩子会被歧视，会不让她上学”。 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此前，南京市一名H7N9感染者许某的丈夫希望卖房救妻，然而，许某的姓名、详细住址，以及发病和治疗过程被人在微博上公布，他们全家因此遭受“歧视”，“30多万买来的房子1万块也没人要”。而另一户外来人员的家属更是遭到了小区邻居们“一致”的隔离和排斥。 记者经过对治疗医院以及江苏省卫生厅的多方采访，得到的一致看法是：了解和防护更胜于单纯的恐惧和猜疑。 新型禽流感病毒H7N9发布之初，国家卫计委就一再强调，没有出现人传人的情况。就记者的调查，这样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恐慌情绪的产生。但持续不断增长的病例，还是令人们的内心一次次震颤。 上海关闭了所有的活禽市场，南京出台了严厉的活禽捕杀规定，但两地的感染者还在持续增加。4月13日，北京出现首例感染者，病毒跳出了盘旋多日的长三角四省市，加大了危害的范围；同日，上海已故病患的丈夫也被确认感染，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人传人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