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历史最终都是由后人书写的，并且不断被后人书写着的。当我们面对历史或书写历史时，我们之所以会在内心产生对历史的莫名敬畏，是因为我们担心，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对待历史，那么后人也可能不认真地对待我们，我们不知道后人将如何书写正生活在当下的自己。假如我们希望后人认真对待我们今天正在创造的历史，那么我们就要认真对待前人曾经创造的历史。一方面，书写者总是在历史实际发生之后才能书写，他们是历史的他者。另一方面，历史是书写者之他者的历史，即使亲历者自己来书写历史，其所见所闻也未必真实可信。书写者总是会千方百计地查找史料，还原历史真相。由于后来的书写者掌握更多的史料，拥有更先进的研究手段，他们总是比前人拥有较大的优势来评估过往的历史。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一些定论会被推翻，一些共识会成为谬误。
考证历史、书写历史和评价历史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三者环环相扣，密不可分。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书写历史? 它既是方法和能力问题，又是态度和感情问题。在中国史学界，由于研究者之方法、能力、态度和情感的不同，形成了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两个截然对立的史学流派。前者为史学而史学，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缺乏对时代要求的响应; 后者让史学与时代走得太近，过分迎合时代需要，有时竟至达到古今不分的地步。史料学派容易陷入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历史观。史观学派容易满足于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注解，容易滑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
朱学勤先生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 简称《覆灭》) 是一部典型的史观学派著作。它在2010 年惹出不少麻烦，在国内人文社科界掀起了些许波澜。基于热闹的网络和媒体争议，作者本人及学界同仁希望《覆灭》能得到认真而有说服力的学术评价。然而，一晃四五年过去，国内政治思想史界一直没有对《覆灭》做出比较专业的批评或评价。有鉴于此，作为学界同行，笔者通过甄别《覆灭》开场白史实的真伪，试着对其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提出批评与评价。由于《覆灭》主要讨论的是法国启蒙运动、政治革命和政治思想史问题，笔者便以我们应当如何书写历史?为题展开相关讨论。讲得不对的地方，但请大家指正和评鉴。
一、《覆灭》之得: 一个出彩的理论读物
首先，作为一部研究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生平和思想成就的理论读物，《覆灭》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言语大胆而思想出位。自1994 年出版以来，《覆灭》已修订、再版和多次印刷，在中国读书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有学者称赞其却有值得一读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它强烈的主体情感跃然纸上，很少像一篇学究式的论文;也不仅是因为它的思维剃刀尖锐明晰力透纸背，很少官样腔调的循规蹈矩; 还因为它的宏旨直接关怀着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深层次问题; 更因为作者展示了一代人在价值层面上的灵魂拷问和思想探险。③另有学者在《读书》杂志发表以道德的血腥为题的书评，表示正如作者所说，法国大革命与中国当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如此相近。明年是文革开始三十周年，结束二十周年。面临此种时机，我们或许应以本书[《覆灭》]剖析法国大革命中轻怠践踏生命的道德灾变为式例，深刻地剖析文化大革命中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全面轻怠和践踏所表现的道德的血腥，以警示今天和未来的我们。
《覆灭》受到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抓住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促成了20 世纪末中国从革命向改革转变的思想观念变化。虽然它是一部讨论卢梭政治思想、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近代法国政治思想史论著，但它引导读者去关注和反省刚刚发生不久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和重大不确定性，给关心中国社会未来的读者以莫大启迪。《覆灭》试图揭示法国大革命前后卢梭、伏尔泰( Voltaire，1694 -1778) 、狄德罗( Denis Diderot，1713-1784) 等人在政治思想史和私人生活史之间存在的张力，是作者、读者、推荐者和批评者都看重的理论读物。这从以下四点得到了进一步佐证。
( 1) 根据《中国知网》检索数据，截止2015 年3 月23 日，《覆灭》1994 年和2003 年两个版本的引用次数分别为221 次和190次。较高的引用次数表明，这是一部受到相关专业研究重视的论著，研究者不得无视其学术价值。
( 2) 2014 年4 月23 日是世界读书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在读书专题节目中采访了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陈先生向读者推荐了自己喜爱的好书，其中就有《覆灭》。这表明它对像陈丹青这样有着较高鉴赏力的艺术家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 3) 有学者表示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中，制度规范独立于善，独立于道德规范，以不善为大善，以非道德为最道德。这段话是我在中文世界所见到过的关于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最好的叙述。⑤类似评价在其他学者那里一再地引发共鸣:《覆灭》以学术论著中少见的性情文字，为我们揭示了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不断浓炼道德理想而衍化出血腥的道德暴力思想和实践的血路历程。《覆灭》有着很高思想性，能引发人们关注和思考相关问题。
( 4) 作者在《覆灭》初版序中表示，它有以论带史、以史证论的意味，也含有我努力打通从观念到事件、从思想史到政治史这两方面壁垒的尝试。他肯定自己的学术尝试是成功的，以至于再版时在修订初版较多错讹后不无欣慰地表示，但原文未作改动。这既是对自己的尊重，更是对读者的尊重。他非常珍视这个早期作品。
上述几点已经足够支撑起一部学术著作在读者心中的崇高地位和良好口碑。作者有幸因《覆灭》成名成家。但是，这种幸运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隐患。已经有学者对《覆灭》的行文风格提出了严肃批评: 他的文风正像他所批评的法国文人一样，往往是想象大于理性的思考，因此他的文字作为政论或学术批评可能会更有影响，但在客观的学术上却存在不足。令人遗憾的是，那样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说得过于笼统。学术界似乎默认《覆灭》对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基本史实的描述。至少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覆灭》写作方法的细致分析仍然难得一见。
《覆灭》是一个已经深入一整代中国读者内心的政治思想史名著。笔者不否认它在20 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曾经扮演的积极角色。就像当年卢梭曾经深深地打动康德一样，20 世纪的90 年代，作者曾经深深打动过一整代中国读者。然而，这不是其免于批评的理由。假如《覆灭》真的存在某些不足，大家却视而不见，那么，这既是对作者的不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更是对中国学术事业的不尊重。
二、《覆灭》之失: 一个不严谨的学术著作
与其作为一部出色思想读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覆灭》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著作。这一点从其开场白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开场白往往奠定一个著作的基调、风格或特色，对一本著作之论题的逻辑展开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严肃的著作家会严肃地对待其所著的开场白。《覆灭》也不例外，它有一个形象生动且内涵丰富的开场白。它作为全书正文的第1-2 页呈现在读者面前。
形而上学的种种精妙都不能动摇我对灵魂不朽和天意公道的信仰，哪怕是一时一刻的动摇。我感觉到它，我需要它，我为它祈祷，我将为它护卫至我生命的最后一息。让雅克卢梭
题言出自卢梭1756 年8 月18 日致伏尔泰信，一封绝交信。卢梭本人已隐入巴黎郊外四公里处的森林隐庐。此时，城内正在上演狄德罗创作的独幕喜剧: 《孤独者》。幕启处，一个状似卢梭的滑稽小丑，跌滚出场。伏尔泰当即叫好: 卢梭吗? 只不过是个浑身脓疮的乡巴佬。卢梭为此从森林深处发出他的抗议一封绝交信。他以逼人的悲愤语调提醒他的同时代人，注意他与启蒙运动决裂的信仰基础，同时，也为后代读者指出他与启蒙哲学家分别进入18 世纪巴黎思想界的不同入口:我吗，先生，我是信神的!
为了不让有关《覆灭》之开场白的讨论有任何遗漏，我们不妨从其脚注开始。这个开场白有两个直接引用，一个间接引用，《覆灭》对其具体出处在脚注中作了注明: ( 1) 卡西勒: 《卢梭的问题》，P.70 ( 2) 转引自布罗姆: 《卢梭和道德共和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P.78。以及( 3) 罗素: 《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 年下卷，P.233。《覆灭》的开场白看起来句句有来历。作者看起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思维缜密，言语生动，很有文采。一切显得规规矩矩，无可挑剔。读者大多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 《覆灭》的确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场白，它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切画面感，给人想要继续读下去，对卢梭与伏尔泰和狄德罗等启蒙运动者的关系一探究竟的冲动。
然而，笔者发现，这个开场白提到的卢梭与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思想纠葛细节与真实史实存在很大的出入，涉及的人物、地点、时间、作品、言论等要件和情节存在着对原始史料的误解、虚构或任意重构。也就是说，《覆灭》的开场白是一个虚构的法国政治思想史故事，一个严重违背基本史实的戏说。笔者接下来试着展示《覆灭》是如何完成似是而非或若有实无的虚构的。
( 1) 关于1756 年8 月18 日卢梭写给伏尔泰的绝交信。卢梭的确在1756 年8 月18 日给伏尔泰写过一封信，但是断定它是一封绝交信需要确切的证据。为了验证《覆灭》的说法，笔者关注的有两点，一是那封信的内容，二是那封信的性质。《覆灭》在提到那封信时，注明其内容转引自卡西勒: 《卢梭的问题》，p.70 页。我们要想读懂那封信，就先要弄清卢梭给伏尔泰写信的原因，进而了解伏尔泰收到信之后的反应，以及它对两人关系产生的影响。
那么，它真的是一封绝交信吗?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卡西勒在其著作中是如何写的: 在致伏尔泰的信中他写道: 形而上学的一切玄妙都不会让我有片刻怀疑灵魂的不朽或是存在着一位仁慈的上帝。我感觉到它、我相信它、我想要它、我盼着它，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捍卫它。与伏尔泰和狄德罗不同，他的伦理与政治理想并不追求纯粹的功利目标。他并不过问幸福或者功利;他所关切的是人类的尊严，以及确保与实现人类尊严的方式。卡西勒的确提到了卢梭和伏尔泰、狄德罗存在着重大的思想分歧，但是在当时卢梭和伏尔泰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到绝交的程度。我们在卡西勒这里读不到卢梭和伏尔泰绝交的任何信息。
实际上，导致卢梭写那封信的历史背景是1755 年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其缘起是伏尔泰在1756 年5 月出版的一个题为《里斯本震灾挽诗》( Pome sur le dsastre de Lisbonne，1756) 的诗集。由于里斯本大地震，伏尔泰写了一些充满唯物论气息的诗，反对一切皆善( Tout est bien) 传统信念，表达了对神圣正义的深刻怀疑和疑虑。由于其言论过于激进，周边的朋友恳请伏尔泰删除冒犯圣明神意的诗句，但他没有接受劝告，他后来稍作润色仍然发表了那部诗集，并寄了一本给卢梭。卢梭在当年7 月份得到了伏尔泰托人转寄的诗集。作为答谢，在1756 年8 月18 日，卢梭写了那封有名的信。正如古耶评论的那样: 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我收到一本《关于里斯本废墟的诗》，我猜想是作者寄来的。这使我不得不给他写信谈论他的作品: 这就是通常被后人称作《给伏尔泰的信》的那几页论述。人们把这封信从他们之间的书信中分离出来，以便突出卢梭第一次正面论述自己关于我、世界和上帝的哲学思想。
因此，那不是一封绝交信，而是卢梭从正面讨论自我、世界和上帝的一封答谢信。那封信可以清晰地看出卢梭和伏尔泰在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当时，卢梭和伏尔泰产生分歧的焦点是对待圣明神意( Providence bienfaisante，《覆灭》译为天意公道) 的态度，或者对待上帝的完备性或万能性的态度。伏尔泰因为那场大地震产生的灾难而对上帝的圣明产生了怀疑，但是卢梭仍然对上帝的圣明深信不疑。因此，两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确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但还没有到绝交的程度。卢梭寄给伏尔泰的信是一封答谢信。
他并没有猜错，的确是伏尔泰请杜克洛转寄的:所以回信致谢理所当然。它也是一封求教信。卢梭的那封信由友人特隆善医生转交给伏尔泰。伏尔泰收到卢梭的信之后在同年9 月12 日作了热情洋溢的回复。在他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请相信，在所有读过您的人中，没有比我更欣赏您的; 虽然我有时喜欢说几句尖刻的玩笑话，在所有您遇到的人中，没有一个会像我这样真心地喜欢您。
古耶也提到了伏尔泰的那个回信对卢梭的影响: 9 月17 日，卢梭写信给德比内夫人说: 昨天，我收到伏尔泰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四个月之后，他在给特隆善医生的信中说: 伏尔泰的回信非常令我满意。他还解释说: 能像他这样接受我的那封信的人配得上哲学家的称号; 我一如既往地比任何人都钦佩他的作品，而且也更增加了对这个人的欣赏和友情。卢梭写给特隆善医生那封信的时间是1757 年1 月25 日。伏尔泰当时已是名声显赫的大文豪，卢梭只是后起新秀，伏尔泰的肯定是对卢梭的最大奖赏，以至于古耶评论说: 他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伏尔泰先生在看他、听他、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渴望被高高在上的伏尔泰所承认，是青年卢梭的夙愿，他怎么会想着与对方绝交呢?
因此， 1756 年8 月18 日《给伏尔泰的信》不是一封绝交信。无论卢梭，还是伏尔泰，都没有因为这封信而绝交。《覆灭》作者没有看清楚伏尔泰和卢梭通信的前因后果便匆忙下结论。绝交信之说实在错讹大矣。《覆灭》把致谢信解读为绝交信，两人似乎处于势不两立状态，从一开始就误导了读者。
( 2) 关于狄德罗的独幕喜剧《孤独者》以及狄德罗和卢梭的关系。《覆灭》开场白给人的印象是，伏尔泰和狄德罗合谋陷害卢梭。的确，卢梭曾经参加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部分章节的写作，他们一度有过良好的关系，保持着表面的友谊。但卢梭和狄德罗不是同路人，最终同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分道扬镳，被排斥在百科全书派之外。
《覆灭》对卢梭与狄德罗关系的叙述，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其中的一些重要细节有待澄清。一方面，作为百科全书派主编和法国启蒙运动领袖，狄德罗曾经因言获罪。他在1745 年匿名发表沙夫茨伯里《论美德与德性》的译本，其中批评了教会的不宽容，由于其言论攻击教会，败坏社会良俗，在1749 年被判入狱4 个月。狄德罗入狱期间，卢梭曾经去探监并给予道义支持。另一方面，青年卢梭能够在法国思想界脱颖而出，也得益于狄德罗的积极鼓励和竭力提携。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 Si le Rtablissement des Scienceset des Arts A Contribu purer les Murs， 1750) 正是在狄德罗鼓励之下完成的。
狄德罗迅速成为当时欧洲文化沙龙的明星，被称赞为一个伟大的全才，一个真正博学的鸿儒。狄德罗著书立说，创作戏剧，首创文艺批评，改造剧场，对戏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剧作家，狄德罗一生写过不少剧本，主要有《私生子》( Le Fils naturel，1757) 、《一家之主》( Le Prede famille，1758) 、《拉麾的侄儿》( Le Neveu deRameau，创作于1761 年或1770 年，发表于1821年) 和《修女》( La Religieuse，创作于1760 年左右，以著作形式最初发表于1796 年) 等，后两个剧本没有确定的写作日期，都在他死后发表。如果以《覆灭》开场白提到的1756 年8 月18 日为确定的时间，那么作者显然把狄德罗那时创作的剧本搞错了。狄德罗在当时创作的剧本只可能是《私生子》而非其他剧本。
确切地讲，在1756 年，狄德罗没有创作过《独孤者》，也没有其他剧本问世。他创作《私生子》的时间是1757 年。《私生子》出版后，狄德罗曾经寄一册给卢梭。狄德罗在出版《私生子》不久发表过一个著名谈话《关于〈私生子〉一剧的谈话》( Entretiens sur le Fils naturel，1757) ，它成为狄德罗阐明自己美学思想的名篇。孤独者是《私生子》讨论的话题，但不是当时狄德罗完成那个剧本的标题。《私生子》导致狄德罗和卢梭关系恶化。卢梭发现，《私生子》攻击偏好过着孤独生活的人，而他当时正好在巴黎郊外过着孤独的隐居生活。《私生子》中有关只有罪人才渴望与世隔绝的说法尤其令卢梭无法容忍，他视为对自己的人身攻击，感到了极度伤害。虽然狄德罗表示，那些话不是有所指的，但是卢梭不这样看，他认为狄德罗就是含沙射影地说着自己的。
因此，与卢梭和伏尔泰的关系不同，在1756年时，卢梭和狄德罗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张，但是也没有到要决裂的程度。卢梭后来通过主动与狄德罗的交往，一度修复了彼此的友谊。但是正如他同伏尔泰的关系那样，他同狄德罗的关系最终还是破裂了。不过，其原因不是因为在宗教信仰上的分歧，而是卢梭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激起了狄德罗的不满。卡西勒对此有过清晰解析: 对狄德罗来说，卢梭在退隐庐的离群索居，好像是一种兴奋过了头的病态表现，而且一提到这件事，他就忍不住怨尤和嘲讽。即便是在写给卢梭的企望言归于好并重建信任的信札中，这种怨尤也还是溢于言表。比如，在1757 年3 月10 日狄德罗写给卢梭的信的附言上，他加了一句充满轻蔑的话: 别了，公民，一位隐士该是何等卓跞冠群的公民啊。所以，至少在1756 年8 月18 日，当卢梭向伏尔泰写信时，卢梭和狄德罗保持着一种虽有分歧但仍算朋友的友情。
关于卢梭和狄德罗的决裂，卡西尔( 勒) 有生动的解释: 卢梭的气质善感性、偏激和带有病态的猜忌卢梭的孤独感，导致了他的离群索居，而这就连他最亲近的朋友都不能理解或宽容。从一开始，他们就在他的茕茕孑立中看到了一种转瞬即逝的冲动，而且还把他那执着的信念判定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偏执。正是这种品性，造成了卢梭与狄德罗的决裂。
( 3) 关于伏尔泰在巴黎观看狄德罗创作的《孤独者》独幕戏的真实性。为了说明《覆灭》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笔者不妨重述《覆灭》开场白的相关内容: 卢梭本人已隐入巴黎郊外四公里处的森林隐庐。此时，城内正在上演狄德罗创作的独幕喜剧: 《孤独者》。幕启处，一个状似卢梭的滑稽小丑，跌滚出场。伏尔泰当即叫好: 卢梭吗? 只不过是个浑身脓疮的乡巴佬。依作者的描述，那个城内当然指巴黎城内，因为与之对应的短语是巴黎郊外。可实际上，1756 年8 月18 日，伏尔泰本人并没有住在巴黎。从1754年开始，伏尔泰住到了日内瓦城外一个叫做喜庐的别墅里。只是因为天冷，他会在冬天到洛桑的另一个别墅小住。在1755 至1757 年之间冬天总到那里住几个月他就这么在日内瓦和洛桑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因而结识了瑞士。所以，整个1756 年伏尔泰都呆在日内瓦或者洛桑，他不曾在巴黎呆过。即使狄德尔《私生子》( 而非《孤独者》) 独幕戏当时真的在巴黎上演过，除非有超自然的特异功能，那年夏天身在日内瓦的伏尔泰不可能看到《孤独者》或《私生子》在巴黎的演出。实际上，伏尔泰自1750 年离开巴黎，一直到1778 年才第一次回到巴黎。他回到巴黎的确切时间是1778 年2 月10 日，同年5 月30 日病逝于巴黎。所以，1756 年8 月18 日或其他任何一个时间伏尔泰在巴黎看狄德罗《孤独者》独幕剧之事，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这完全是《覆灭》的杜撰。
( 4) 关于卢梭吗? 只不过是个浑身脓疮的乡巴佬这句话的原始出处、地点与时间。虽然《覆灭》对卢梭吗? 只不过是个浑身脓疮的乡巴佬那句话做了一些艺术加工，但它的确是伏尔泰说的，不过《覆灭》把伏尔泰说话的时间、语境和原始出处都搞错了。作者在引用短语卢梭吗? 只不过是个浑身脓疮的乡巴佬时有一个脚注表明了它的原始出处: 转引自布罗姆: 《卢梭和道德共和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p.78。但是，作者完全重构了伏尔泰说出那句话的具体语境。实际上，卡罗尔布罗姆( CarolBlum) 对此是这样解说的: 由于卢梭有过很多私生子，这件丑闻影响到了卢梭的道德圣徒形象，1764 年，一本匿名小册子在世上流传，伏尔泰把卢梭描述为浑身脓疮的乡巴佬( pox-riddenclown，意为染上风流病的小人) ，并透露了其有五个私生子的丑事。不过，伏尔泰说这句话的时间不是1756 年，而是1764 年。那本小册子就是伏尔泰在1764 年匿名发表的《公民的情感》，书中披露卢梭遗弃亲生子女，做人冷漠无情，不敬神灵，沉溺酒色，交往娼妓，一时间让他成为千夫所指的道德堕落的罪人。
确切地讲，浑身脓疮的乡巴佬一语说话的时间是1764 年12 月27 日前后，说这句话的地点也不是在巴黎，而是在瑞士的日内瓦。在那个小册子里，伏尔泰的确说了一些有失体面的恶意中伤卢梭的话。比如，下面的话正是出自伏尔泰之口: 我们怀着沉痛和羞愧的心情承认: 这个人身上遗留着放荡的肮脏; 他扮成江湖郎中，拖着一个可怜的女人在山村里游荡，眼看着女人的母亲死去; 他把自己的孩子抛弃在孤儿院门前，却拒绝一个好心人将他们收养; 公然与一切自然本性为敌，与人类尊严和宗教的情感为敌。
这是一些极其过激的言辞! 这当然是对卢梭的公开谴责或直接羞辱。到了那时，伏尔泰和卢梭的关系已经彻底决裂。1765 年1 月6 日，卢梭在收到小册子《公民的情感》不久，给巴黎出版商寄去一本自己加了批注的《公民的情感》，请求把它公诸于世，并且表示，在我生活过的地方，人们能够正确评论来自日内瓦的指控。请注意，卢梭明确地指出了那种指控是来自日内瓦，亦即来自住在日内瓦的伏尔泰，而不是正在巴黎城内看狄德罗创作的独幕喜剧《孤独者》的伏尔泰。
( 5) 关于卢梭和伏尔泰关系破裂的确切时间。卢梭在世之时，伏尔泰就已经称他为叛逆之徒( the little rebel) ，说他是反社会契约论( unsocial contract) 的始作俑者。 叛逆之徒和反社会契约论的始作俑者两个说法分别出自1766 年11 月6 日和12 日伏尔泰写给特隆善医生和友人达米拉维尔( tienne Nol Damilaville，1723-1768) 的信，言语之中流露出对卢梭的不屑。不过，卢梭和伏尔泰决裂的确切时间，既不是在1756 年，也不是在1764 年，而是在1760 年。起因是卢梭在1758 年写了一封《关于戏剧致达兰贝尔的信》。在那封信中，卢梭对达兰贝尔批评日内瓦当局颁布条例禁止话剧院的做法表达了不满。由于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主张艺术会对社会产生危害，他支持日内瓦当局查封话剧院。在那封信中，卢梭逐条反驳百科全书派有关剧院具有积极价值的主张。然而，伏尔泰既是剧作家，又是导演和演员，他喜爱戏剧和剧院。在伏尔泰看来，卢梭的做法无疑于自绝于启蒙运动者的圈子。结果，卢梭在1760 年6 月17 日写信给伏尔泰时，既有《关于戏剧致达兰贝尔的信》里的哲学思想，也有爱国激情和对伏尔泰的怨恨。以至他在信的最后一段，写下了这样偏激的言辞: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先生! 你断送了日内瓦你使我的同胞和我离异我恨你!这封信才是绝交信，它标志着两人关系的终结。
( 6) 关于卢梭与启蒙运动圈子决裂的信仰基础。宗教信仰的确是导致卢梭与狄德罗、伏尔泰等启蒙运动者决裂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宗教异端，狄德罗、伏尔泰等启蒙运动者受到了宗教迫害。而卢梭却站在了牧师或宗教传统一边。
1752 年，百科全书派正式遭到镇压，牧师们开始以更大的热情攻击非传统观念。他们长期拒绝为演员和哲学家举行宗教葬礼仪式。任何人支持百科全书派声名狼藉的编辑狄德罗和阿尔伯特，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通过攻击狄德罗、阿尔伯特和法国戏剧，也通过保卫宗教传统，卢梭似乎把自己的命运抛给敌人。那个时候，法国革命的热潮已经开始酝酿。踩死败类是伏尔泰这个时候的革命口号踩死在宗教特权掩蔽下的臭名昭著的特权。卢梭对伏尔泰来说，变成了败类的一部分，需要被反抗者当成敌人踩扁。因此，在卢梭和百科全书派之间，存在着宗教信仰上的根本分歧。卢梭做事怪诞，言行不一。其所言和所行形成极大反差，个人道德品行令伏尔泰和狄德罗等启蒙运动者敬而远之。卢梭成为进步的敌人，最终成为启蒙运动的陌路人。所以，当卢梭说出，我吗，先生，我是信神的!这句话的时候，如果只从字面理解，那么卢梭想要扮演道德圣徒的形象，实际上是同自己的敌人站在了一边。这一点为卢梭同伏尔泰、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 7) 关于我吗，先生，我是信神的!这句话的确切语境。这句话的出处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卢梭有神论态度的评论: 他的有神论态度是十分断然的。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因为圣朗贝尔( Saint Lambert) ( 客人之一) 对神的存在表示了怀疑，他威胁要离席。卢梭怒声高叫: Moi，Monsieur，je crois en Dieu! ( 我吗，先生，我是信神的! ) 。虽然作者在《覆灭》脚注中注明了它的出处，但他置换了它的实际语境，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做法。我们从罗素那儿可知，纵使这句话的确出自卢梭之口，但是他怒吼的对象是圣朗贝尔，而不是伏尔泰和狄德罗。圣朗贝尔( JeanFranois de Saint-Lambert，1716-1803) 是法国军人、诗人和哲学家，百科全书派成员。1757 年，卢梭疯狂爱上了一位名叫索菲亚( Sophie dHoudetot)的女子，把她写进了1761 年发表的小说《新爱洛伊斯》之中，使之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并且，他在《忏悔录》里对这段感情有过清晰记录。然而，索菲亚早在1752 年就已同圣朗贝尔相恋。最终，索菲亚离开卢梭，选择了圣朗贝尔。两人此后终生相守，直到圣朗贝尔在1803 年去世。笔者没有查出罗素提到的卢梭那句话的原始出处，它大概是因为争风吃醋两个情敌中的一个即卢梭所发的牢骚。如果以此推断，那么，卢梭说出那句话的时间，不会是在1756 年8 月18 日，因为卢梭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遇上索菲亚，没有疯狂地迷恋上索菲亚，他当然没有理由在一个宴席上说出如此无礼的话来。
无论卢梭说出那句话的确切时间是什么，它都不是针对伏尔泰或狄德罗说的。实际上，在情敌圣朗贝尔看来，在伏尔泰和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看来，其实也在法国知识界看来，卢梭的我吗，先生，我是信神的!都只具有反讽的意味。因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不可能做出疯狂爱上有夫之妇，做出伏尔泰在《公民的情感》中指责的公然与一切自然本性为敌，与人类尊严和宗教的情感为敌等伤风败俗之事来。一旦我们还原了它的真实语境，我吗，先生，我是信神的!这样一句自欺欺人的话蒙骗得了谁呢。但是，如果读者不明所以，不知道它的真实语境的话，他肯定会被作者重构之后的卢梭给吓住。
因此，作者在这里替卢梭的宗教信仰作辩护的托辞，使得《覆灭》正文开头引用的那句斩钉截铁的话形而上学的种种精妙都不能动摇我对灵魂不朽和天意公道的信仰，哪怕是一时一刻的动摇同后面的宣誓我是信神的形成呼应关系，以凸现卢梭凛然不可犯的高大道德圣徒形象。这样的布局设计产生了双重后果。首先，这是一种误导读者的做法，尽管从思想传播意义上讲是非常成功的。其次，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从学术研究意义上讲，其后果是极其糟糕的，甚至极其恶劣的。
《覆灭》以此立意开展卢梭与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程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个错误就是作者刻意营造出卢梭在道德上的崇高和宗教信仰上的真诚，但是卢梭个人生活史一再地呈现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所以，当《覆灭》在著作接近结尾的地方引用一长段布罗姆书中提到的引文来证明，卢梭像伏尔泰一样，被并列入选先贤祠时，作者发出了这样的评价就不足为怪了: 卢梭落葬于先贤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旁边就是伏尔泰的灵位。
这就意味着通向美德的道路，就和通向知识的道路一样。也许是那句话读起来朗朗上口的缘故，《覆灭》在同一页即第302 页的上下段落里重复引用了出自拉卡纳尔的这同一句话。《覆灭》第一次引用它用来解释《爱弥尔》的精义，第二次引用它用来解释卢梭和伏尔泰同进先贤祠之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而是直接引用另一段比较长的话来给卢梭的道德圣徒形象作辩护。只是这一次，卢梭已经不再被人看作是道德圣徒，而被看作了道德的英雄。用一个叫让雅克-坎巴塞累斯的话来说: 这样一个道德的英雄应该进入道德殉教者的祠堂!这样的话当然是一种赞美，但它决不会出自伏尔泰和狄德罗之口!
通过上面的追溯和比较，就谁更配称作道德圣徒和道德英雄而言，如果在卢梭和伏尔泰之间进行一个选择，每一个明智的读者在今天肯定会选择伏尔泰，而不是卢梭，这本来是《覆灭》作者应当有所明示地方，但是作者在这个关键的立场点上却退却了。究其原因，是因为作者在骨子里偏爱反对启蒙的卢梭，而害怕推崇启蒙敢于同封建传统包括传统宗教决裂的伏尔泰。因此，拉卡纳尔的那个话应反过来读，虽然卢梭和伏尔泰一起进了先贤祠，但是卢梭代表蒙昧，而伏尔泰才代表启蒙。至少在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期间，通向美德的道路是一条通向愚昧的道路的代名词。通向美德的道路和通向知识的道路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卢梭和伏尔泰、狄德罗等其他启蒙运动的先贤们是势不两立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覆灭》开场白史实的考证，笔者的结论是，1756 年8 月18 日，卢梭写给伏尔泰的信不是绝交信，相反，它更像一封青年卢梭寻求得到高高在上的大文豪伏尔泰肯定、赞赏或关注的示好信;1756 年8 月18 日，狄德罗没有创作过独幕喜剧《孤独者》，后来也没有创作过《孤独者》，在狄德罗的著作清单中，《私生子》是有的，《孤独者》是真的没有;1756 年8 月18 日，巴黎城里没有《孤独者》的演出，也没有《私生子》的演出，因为狄德罗还没有写出《私生子》，《私生子》的发表至少要到1757 年;1756 年8 月18 日，巴黎城里的任何一个剧场都不可能演出没有被写出来的名叫《孤独者》的剧本，因为《孤独者》是一个莫须有的剧本;1756 年8 月18 日，伏尔泰不可能在巴黎城里看演出，因为他当时正住在瑞士日内瓦郊外的一幢名叫喜庐的别墅里，并且当时正是夏天，而在那几年，他只有冬天才会躲到洛桑的另一处别墅去御寒;1756 年8 月18 日，伏尔泰没有说过卢梭吗? 只不过是个浑身脓疮的乡巴佬这样的话，确切地讲，伏尔泰在匿名小册子《公民的情感》里才说出一句内容相似的话的，而那个小册子要到1764 年底才由伏尔泰写出来，并且即使他说了那样的话，也不是指名道姓的，而是指桑骂槐的，毕竟伏尔泰还寄了一册《公民的情感》给卢梭，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乡巴佬讲的就是卢梭;1756 年8 月18 日，卢梭没有说过我吗，先生，我是信神的!那样的话，因为他还没有认识索菲亚，即使他后来说了那句话，他怒吼的对象既不是伏尔泰，也不是狄德罗，而是圣朗贝尔，圣朗贝尔是索非亚的恋人，也是卢梭的情敌，卢梭和圣朗贝尔至少要几年之后才会有那一场争吵，那句话与其说是卢梭对虔诚信仰的宣誓，不如说是卢梭向情敌的示威
笔者实在不好意思继续往下罗列了。我们的结论是，在《覆灭》的开场白里，几乎没有一句话是经得起认真验证的。
三、《覆灭》之后: 我们如何书写他者的历史?
首先，《覆灭》的开场白的确吸引人，然而，作者把当时发生在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狄德罗、伏尔泰等人身上的事件经过所涉及的时间、地点、言论、著作等要素几乎全都搞错了。《覆灭》对一些重要事件、人物、话题、作品的随意拼凑或断章取义，对狄德罗莫须有作品《孤独者》的杜撰，严重误导了读者。《覆灭》是一部具有后现代风格的政治思想史作品，完全符合如下后现代创作的定义: 后现代主义者质疑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文学之间做出严格学科划界的可能性，质疑在几乎每一个人类行为中对文化和生活、虚构和理论、图画和现实做出严格学科划界的可能性。《覆灭》的作者没有接受黑格尔的忠告: 真正的思想史是精神英雄们的展览，不应当给私人生活留下任何空间，却接受了罗蒂的建议:停止使用寻找和制作、发现和发明、客观和主观的区分。黑格尔的忠告未必合理，但是，罗蒂的建议充满着巨大风险。诗意想象毕竟不是实际实在，刻意杜撰替代不了实有历史。精确的史实是我们解读、批评或总结人类历史的前提，真实的史料是我们了解人类过往历史之真相的基础。保留那样的区分对我们开展学术研究非常重要。也许，同宏大目标相比，这些细节不足只是重现历史的细枝末节，可以忽视不计。但是，史料不是史学者随意拿捏的玩物。只有尊重历史，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 只有真实地书写历史，才能深刻地反省历史。
其次，面对同一个作品，根据不同的参照系，人们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斯金纳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特价值概括为三种洞察力的培育: 改变社会信仰和理论的洞察力; 改变社会认知和意识的洞察力; 改变社会价值观念和态度的洞察力。如果按照斯金纳的独特价值标准来评价《覆灭》，那么它或许是一本出彩的理论读物。然而，洞察力的培育是以我们对政治思想基本史实的尊重为前提的。历史学家或政治思想史家无论如何写专题史，都不得违背其涉及专题的基本史实。历史是严肃的，历史的叙事是认真的。还是Isaiah 说得好: 我可以容忍这个虚假的结果，但是不能容忍虚假伪装成真实，反而指斥真实为虚假。后现代创作的狂欢毕竟有悖于真实的历史书写。无厘头拼凑、嫁接、杜撰、重构的东西，哪怕再讨人喜欢，都改变不了简单的史实。就此而言，《覆灭》杜撰了一个莫须有的剧本《孤独者》，一段莫须有的故事，其作者对待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等人思想争论和私人关系是不严肃的、令人误解的。《覆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违背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等私人生活和社会关系之基本史实的情形。如果按照一本合格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必须是一本尊重历史的著作的标准来评价《覆灭》，那么，它是一本不合格的学术著作。
第三，关于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历史和书写历史的问题，笔者完全赞成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的见解: 历史是一种写在时空中、写在大地上的特殊存在，是记录在天地之间人类的实践。对历史是不能假如的、不能若是的，也是不能随意诠释的。历史不能荒诞地戏说，更不能任意地涂鸦、篡改、编造。这种忠实于史实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政治哲学史或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著述。并且，笔者完全赞成王学典先生的如下见解: 客观的学术史叙事的终极可能性，归根结底不是主观或觉悟问题，更不是史家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要建立起一种公正的交流、评价和比较机制的问题。笔者既不是史料学派，也不是史观学派，而是求是学派。求是是一种科学求真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是基于史实的科学解读，而不是无视史实或曲解史实的任性解读。在历史研究中，任何有意识的遮掩、无视、夸大或扭曲都是不允许的。历史可以有多种写法，但是尊重史实是第一位的。我们只有尊重前人创造的历史，才能希望自己因为可能创造新历史而在将来得到后人的尊重。
总而言之，法国启蒙运动是一场群星璀璨的思想解放运动，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是其中耀眼的明星，每颗星都值得我们抬头仰望。为了让一颗星显得格外光彩夺目而故意遮挡其他星的光芒，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最后，我们用罗尔斯转引密尔评价西季威克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 一套学说倘若未以最佳形式得到评判，便是未有定论的( A doctrine is not judged until it is judged inits best form.)。一本书，一件事，一个人，又何尝不如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