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儿童文学的诞生
1690年初版于波士顿的《新英格兰初级读本》，成为接下来的150年间北美地区流传最广的儿童书籍。这本书把儿童视为一种精神存在，同时也是清教徒“儿童生而有‘原罪’”观念的一种体现。为了获得救赎，孩子在很小的时候首先要读的就是《圣经》，而这本小书就成了实现救赎目标的踏脚石。在美国殖民地出版的儿童启蒙读物，从本质上讲多具有宗教性质。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儿童生而有“原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就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儿童是一种发展的、理性的存在。几乎在《新英格兰初级读本》于美国出版的同时，洛克写了一本关于如何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指南书，广受欢迎。洛克指出，孩子的注意力难以持久，好的童书会用有趣的图片来引发孩子的兴趣。即使作者试图教孩子点什么，也会用一种好玩儿而非说教的语气表达出来。
洛克的思想奠定了英美现代儿童文学的基础。不久之后，一些伦敦出版商开始制作和销售一些把洛克思想付诸实践的书。很快，以此理念创作的童书也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独立战争后，儿童书籍成为国家建设过程的一部分。“儿童公民”作为观察童年的第三种视角导致了一种新的童书类型的出现。这种童书为新国家的孩子提供了可供崇拜和效仿的英雄，比如乔治・华盛顿。
乔治・华盛顿的传记在成人和儿童读者中都极受欢迎。他小时候砍倒了父亲的樱桃树，然后在坦承自己的错误时说了一句传颂至今的话，“我不能说谎。”这个故事由于威姆斯的童书而广为流传。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故事是威姆斯杜撰的――尽管他声称这个故事是真的。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儿童文学经常使用一种对比的叙事方式，比如一个是像雅各布・阿伯特书中的“罗洛”一样品行端正、勤奋上进的模范男孩，另一个则是一事无成、不停给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制造麻烦却总是失败的捣蛋鬼。在这些书中，谁是好孩子，谁是麻烦制造者，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些书的重点仍然是孩子的道德或精神本质，但与早期清教徒的书不同的是，这里的重点完全在我们的世俗生活。坏人没进地狱，而是被关进了监狱。
清教徒反对小说，因为小说描绘了一幅不同于《圣经》所设定的世界图景，他们认为小说，特别是幻想文学给孩子带去了错误的想法，因此要让孩子避开它们。美国小说家霍桑在他的名著《红字》中就讽刺了清教徒的信仰，他也写出了第一批富有想象力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品。他本身就是一位父亲，觉得孩子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的好奇心是一种良性的冲动，并与学习能力相贯通。
美国南北战争充满血腥与暴力，鲜有美国家庭没有亲人离世。这之后，儿童文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战争经历让美国人不再像之前那样明确“对与错”的区别。这种文化转变的一个结果是，美国人变得更容易接受描绘人类本性而非理想形象的现实主义小说。马克・吐温就是这样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他笔下的小英雄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都是很容易就被其他孩子理解和认同的“坏男孩”，因为他们做事的动机和冲动就跟身边的普通孩子一模一样。
《绿野仙踪》甫一面世就广受大众欢迎，但之后的几十年里，它对开启美国幻想文学的新传统作用甚微。即便《新英格兰初级读本》的影响早已式微，美国故事书的叙事传统仍继续避开幻想而选择表现现实主义的故事。
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美国出版商意识到，随着美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儿童书籍的市场逐步扩大。他们用尽浑身解数来抓住商机。比如爱德华・斯特拉迈耶尔既是多产的作家，又是精力充沛的商人，自己写了上百本书，也雇佣枪手给他写书。他亲手打造了现代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几套儿童故事书系列，比如汤姆・斯威夫特系列讲述了一个男孩发明家的故事，小汤姆就是实现美国梦的一个缩影，在当时的工业时代，工程师、发明家和商人都觉得这样的书读起来有趣又励志。
二、经典儿童图画书的出现
1911年，纽约公共图书馆主楼开始设计，计划里还包括一个中央儿童区。美国是第一个向儿童提供免费图书馆服务的国家，而纽约公共图书馆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范本。安妮・卡罗尔・摩尔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第一任儿童服务主管。她与出版社、作家和插画家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尽其所能提高儿童图书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
摩尔坚信，童书不应该摆出说教的腔调。她认为，―本好的童书应该是真正的文学与真正的艺术的综合体。她把儿童视作文化的个体，而图书馆的儿童中心就是通向文化的大门。摩尔还是一名国际主义者。她收集各种语言的图书，并聘请了会说尽可能多种语言的馆员。儿童图书馆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纽约数以千计的移民孩子适应他们新的家乡。
1919年，图书馆馆员和出版商合作创立了儿童图书周，旨在通过这个一年一度的盛会帮助更多家长认识到儿童阅读的重要性。在图书周的海报上，插画家N.C.魏斯特意突出了给男孩子们的冒险文学故事。当时，美国的男孩通常在青少年阶段就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对于那些希望降低文盲对青年人未来影响的人士来说，男孩是重要的目标群体。
1922年，图书馆馆员为表彰儿童文学创作设立了纽伯瑞奖，希望借此激励一流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品。第一届的获奖作品是《世界历史》。
图书馆和出版社都期待着美国图画书事业的发展繁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出的一批图画书让他们的梦想逐渐成真。其中，婉达・盖格的《一百万只猫》被视作图画书创作的里程碑。此外，还有玛乔丽・弗拉克的《安格斯和猫》。
这些图画书被一代又_代的读者所喜爱，有时候不只在自己的母语国家备受欢迎，甚至受到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读者和听众的喜爱。
这些值得传承的童书具有哪些特性，使得它如此与众不同，成为永恒的经典呢？
这些有趣的书，往往被设计成特定的开本或形状，比如费奥多尔・罗杰可夫斯基的《鹅妈妈高书》，就比一般图画书高而且窄；再比如彼得・纽厄尔的《斜坡书》，呈独特的平行四边形；还有多莱尔夫妇的（（动物大书》，整本书是一幅长卷，展现地球上从两极到赤道宏大的动物生活全景。 而有些书，就不仅仅是画面看起来可以动，而是真的可以移动，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翻翻书”或者“立体书”的一种童书，书中的画面的确可以移动，呈现出鲜明的3D效果。
以上这些经典图画书的特点――图书的开本、尺寸等外在形式，其实都是在为一个核心服务――故事的主角，它让故事有了灵魂，也是一本图画书真正成为经典、保有持久生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故事的主人公能够搭建起故事与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将孩子们带入书中的世界，并促使孩子们从中找寻自我，引起互动和共鸣。
图画书的主人公和书的形状一样，大小各不相同，可以是动物。在有些经典图画书里，主人公是一种机器，一般来说形状非常小，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这样的机器都非常坚韧和努力，通过勤奋地工作实现它们的价值。在工业革命时代，像《迈克・马力甘和他的蒸汽挖土机》（Mike Mulligan and His SteamShovel）这本书就是通过小挖土机拯救世界这样的故事来告诉小孩子：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他们也能够在这个充满机械的大都市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拥有一席之地。《拖船小嘟嘟》（The Little Toot）这本书也是一样的主题，小拖船挽救了一艘大船的生命。
图画书的主人公也可以是简单、抽象的形状，比如―对圆圈或正方形，或者任何小孩子认识的形状。不管主人公的形象是什么，最主要的是孩子们在阅读的时候，能设身处地和主人公一起去感受故事的发展，并和自己产生关联。《小蓝和小黄》就是这样一本经典的图画书，带领孩子了解多元的世界、认识身边的事物、感受自己的成长、体验并接受挑战。
最常见的情况是，图画书的主人公往往是和小读者年龄差不多的小孩子。比如多莱尔夫妇的这本经典作品《太大了》（Too Big），故事以小男孩自身的感受来讲述他的成长，他长得特别快，所有他喜欢的东西都不能再使用了。
威廉・史塔克是最伟大的图画书创作者之一，他在创作故事主角上有一种天赋，拥有挑战读者预期的魔力。这本《老鼠牙医生》的主人公是一个牙医。在看到这本书之前，我不知道还有哪本成人或者儿童图书的主人公是一个牙医。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位老鼠牙医并不是被作为小孩子来刻画，而被设定为一个成年人。史塔克非常清楚地知道，虽然孩子们在读书的时候希望主人公也是差不多大小的孩子，能和他们产生直接的情感关联；但同时，孩子们也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想知道他们成年后将要面对什么样的世界。在这本书里，老鼠牙医被放到一个只有成年人才会面临的境地：它必须决定要不要给狡猾的狐狸看牙。孩子从故事里可以感受到老鼠牙医的弱小，但同时也会崇拜它的成熟和冷静，以及成功处理了生死险境的智慧和高超技能。
1938年，纽约公共图书馆馆员创办了专门面向图画书作者的凯迪克奖，作为纽伯瑞奖的补充。该奖项以19世纪英国著名插画家伦道夫・凯迪克命名。凯迪克对图画书有革命性的贡献，他的画通过捕捉充满动感的动作和气氛，让画中的一切都似乎是活的，真的会动。在他的代表作、1878年创作的《骑马的约翰》中，我们仿佛感觉马儿从书页上奔腾而出。美国图书馆协会为纪念和表彰凯迪克为图画书创作带来的活力和创新以及由此开启的新的阶段，特意以凯迪克为全美图画书最高荣誉奖项的命名，并以这幅奔马图画作为奖章的主图。
罗伯特・麦克拉斯基凭借他的第二部图画书作品《让路给小鸭子》获得了首届凯迪克奖。图书馆馆员钦佩麦克拉斯基扎实的绘画功底，流畅的叙事能力和对典型美国城市波士顿的深情描述。麦克拉斯基的创作受到了伦道夫・凯迪克的极大影响。
图书馆馆员创立凯迪克奖，既是表彰优秀作者，也借此给那些希望为孩子买最好的书的家长们提供指导。对于好书的指导需求看起来非常急迫，因为市场上出现了新的竞争者，吸引父母和孩子的注意。
20世纪三十年代，漫画书在美国的报摊上首次亮相。这种漫画书价格便宜，每本只要10美分，孩子们用自己的零用钱就买得起。但在图书馆馆员看来，这些漫画书是一种可怕的出版物：文字和图画粗糙，内容不切实际――简单来说，是彻彻底底的浪费时间。但孩子们喜欢看，每个月能卖出上百万册，在家长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就看漫画。
在图书馆馆员与漫画书的斗争中，罗伯特・麦克拉斯基站到了图书馆这边。在《霍默・普利斯》中，麦克拉斯基让书中的主人公不理睬他那些容易上当、花时问和精力去读漫画书的朋友。
沃尔特・迪斯尼是图书馆馆员眼中的另一个文化反派，有时他被比作发明了汽车装配流水线的享利・福特。迪斯尼把所有经典故事都改变成大众娱乐。以安妮・卡罗尔・摩尔为首的那些最坚决的图书馆馆员们相信，迪斯尼剥夺了孩子们的文化传承。
1942年出版的《世界上最慢的小狗》是12本小金书之一，也非常受欢迎。但是图书馆馆员反对这本书使用的廉价纸张，以及出版社为了占领市场，在食品店、火车站等地方以低于一般图画书的价格倾销的做法。图书馆馆员相信，小金书系列是对这些年来他们努力争取的高品质童书的威胁。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小金书是他们能给孩子买得起的第一套图画书，正因如此，小金书进入了数百万美国家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新的专家引起了图书馆馆员的警觉。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创立了班克街教育学院，试图以孩子更感兴趣观察现实世界而非童话世界为基础，打造一种新型图画书。1921年，班克街的创始人露茜・米切尔创造了一种“Here and Now”（与生活经验高度契合的故事）模式。若干年后，经她培养和鼓励，一位年轻的天才诗人玛格丽特・怀斯・布朗将她的理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布朗的第一个尝试是《吵闹书》。它鼓励孩子们模仿城市里的各种声音，想多大声就多大声。根据班克街的观点，新型图画书的关键是要让孩子能够在讲故事中有积极参与感。布朗还制作了第―本纸板书，用硬纸板印刷的书让喜欢通过咬东西来探索世界的幼儿得到满足。在《晚安，月亮》里，布朗创造了不以讲故事见长而重在营造睡前仪式氛围的图画书。不用教，无数孩子就从这本书里学会了在睡前向房间里的物品道晚安。 三、美国童书的新阶段
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扩大了美国人的恐惧。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在阅读方面不如苏联孩子做得好。研究发现，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启蒙读物对刚开始阅读的孩子来说太无聊了。西奥多・盖泽尔（苏斯博士的真名）决定接受这一挑战。令人惊讶的是，他根据一个236字的词汇表写出了有趣的《戴高帽的猫》，让可以独立阅读的孩子首次阅读时就能一下看明白书中的故事。
冷战引起的第二个恐惧是美国人在技术方面落后于苏联人，1957年苏联发射的两颗人造卫星就是证明。美国的出版商出版了许多儿童科普读物，努力填补这一可见的鸿沟。美国政府更是向图书馆和学校提供充足的资金来购买这些图书。
20世纪50年代初，莫里斯・桑达克开始了他历史性的职业生涯。就像在《洞就是用来挖的》里看到的一样，桑达克从一开始就在他的图画书里努力呈现情绪的多样化。他的书里，孩子永远不会是完美的，往往也不够漂亮，他们只是自然地经历各种情绪。桑达克在他职业生涯的前几年频繁地拜访班克街教育学院，并且可能在那里绘制了本书的一些图画。
莫里斯・桑达克的《野兽国》首次出版于1963年，是有史以来结构最为成熟的图画书。在这本书里，文本代表儿童有意识的思考，图画则代表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无意识的梦境经历，而这种经历远非文字可以表达。桑达克的图画书使儿童心理学的意识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在美国儿童文学当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呈现。
《野兽国》赢得了凯迪克大奖，这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争议：这样一本充满怪兽的图书，是否适合作为给小孩子在睡前阅读的故事？
而事实是，很多（虽然不是全部）孩子都喜欢有一些“吓人”的感觉，喜欢徘徊在有所控制又难以预估的领土里。这也是过山车如此受欢迎的原因。这本书将生活中无形的害怕放人_个有形的形体里。在现实生活中，在孩子的想象中，这样的恐惧产生于无形，会完全失控。但是桑达克的这本书使这种害怕担忧被普遍理解，且容易被孩子控制。这也难怪《野兽国》会被世界各地的孩子喜欢。
在儿童文学史上，这是最精彩最具有魔力的情景之一。迈克斯的房间变成了神奇的野兽国，在这个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的想象力具有神奇的魔力，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情感将世界进行各种各样的转换。
一年后，《小问谍哈瑞特》面世，该书讲述了一个11岁的小女孩的故事。她像桑达克书中的迈克斯一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情绪体验。人们甚至觉得哈瑞特就是迈克斯的姐姐。这两本书都由哈珀出版社富有远见的编辑厄苏拉・诺德斯特姆出版。同经她手的还有《晚安，月亮》《夏洛的网》《阿罗有支彩色笔》等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美国童书经典，以及更多从儿童心理角度出发创作的童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商发现了婴幼儿图书的潜力。图书馆通常不向太小的孩子提供服务，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高学历的美国父母吵着要给他们很小的孩子看书。广告画家艾瑞・卡尔的插画作品应运而生，在恰当的时机满足了新的需求。
艾瑞・卡尔的《好饿的毛毛虫》出版于1969年。这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图画书。通过讲述动物而不是人的故事，卡尔避免了提到主角的种族或种类。也许部分因此，他的故事从一开始就被广泛接受。而他所选择的拼贴艺术，通常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都会使用了，这是让他的书能够被大众广泛接受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卡尔作为海报设计师和广告艺术设计师的早期经验帮助了他，让他在一页一页翻动时，知道如何定位形象，去除不重要的细节，保留核心故事情节和对核心人物的处理。
像玛格丽特・怀兹・布朗一样，艾瑞・卡尔非常知道小朋友们是通过感知和触摸了解世界的。在《好饿的毛毛虫》里面有很多洞洞，还有不同大小的页面，都在邀请小朋友们用手去感知。卡尔将“书”和“玩具”的概念融合在了一起。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很多艺术家对这种呈现形式表示不满，给予很多批评。如瓜，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学习和玩耍的结合对小朋友的重要作用。艾瑞・卡尔的这本《好饿的毛毛虫》，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种设计，小朋友们通过阅读这本书能掌握一些知识，比如说颜色的名称、不同的食物、一周有哪些天，甚至是毛毛虫的生命周期――所有的主题知识都可以囊括在这样―本简单的图画书里。
艾瑞・卡尔是幸运的。创办于1964年的博洛尼亚书展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读物出版商，像艾瑞・卡尔、迪克・布鲁纳、海伦・奥克森伯里、露丝玛丽・威尔斯和安野光雅等插画家创作的童书很快就为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儿童所知。
在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仿照日本的美术博物馆而建的艾瑞・卡尔图画书艺术博物馆获得成功。这表明艺术的文化理解和童书的重要性正在增长，并且可能会持续增长。
今天，基于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的《给小鸭子让路》而建的雕塑是波士顿最有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而在30年前，受童书影响创作的艺术作品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是难以想象的。儿童图书比以往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和更广泛的认可，也是时候如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