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我为“人民公敌”，至少公审公判吧？至少面对广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摄像机一启动，即用那滔滔不绝、极富号召力的口才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腹稿都准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出来，他走进的是一间由兵营临时改造的审判厅。
对手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3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为何会发生这种极端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于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已像弹簧一样绷到了极限。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错愕的呢？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台词不都是您耳熟能详的吗？当气急败坏地下令向游行青年开枪、当督令坦克不顾一切冲上大街时，您想过“法治”“人权”这些字眼吗？当在镇压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此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毫无异议，竟无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一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45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意大利预演过了。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牲口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等待怨毒的鞭子来抽打。单就这一场面，确称得上恐怖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恐怖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办法来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们听见你的名字就哆嗦，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得表现得比你更决绝。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独裁者坐以待毙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是：若是这些人奉行法治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人权理念，简直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儿没机会生长那东西――直到最后一刻你才怀念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酝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二
靠暴力维系的权力，如果没有和平演进，最终埋葬它的，不会是别的，唯有暴力的掘土机。
长期恐怖的社会氛围，往往招致的反恐怖手段也是恐怖的。“恐怖导致与恐怖做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路易斯・博洛尔）。而理性――即使尚剩一点残渣的话，也早被仇恨的浓烟熏得睁不开眼。真实的情况是：长期的政治高压，对人权信息的封锁，对自由文化的防范，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使得这个国家的臣民和其家长一样头脑鲁莽，缺乏公民精神滋养，缺乏民主教育，没有合法审判的经验和参照，没有诉诸理性的习惯和宪政遗传――除了以恶惩恶、以暴抗暴的本能，他们头脑中就再没输入过别的。
那么，是否仍不乏一支试图阻止施暴的力量呢？比如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位记者或律师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向同胞大声疾呼――再罪孽深重的人也有权得到合法审判？或许确曾有过这可能，但现在没有了。因为，那些高尚的充满理性和不计私利的头脑，那些最早鼓吹民主政治和程序正义的人，早已成了独裁的牺牲品，早已被不容异端的权力提前绞杀了。剩下的，唯有对民主的无知，对人权的冷漠，对武力的效仿。如今，已没有谁出来拦截冲向独裁者的拳头和棍棒了（假如他们活着，本来最有希望这么做的。也就是说，那些被独裁者提前杀死的人，恰恰是唯一可能在未来使独裁者免遭非法侵害的盾牌）。
不宽容导致新一轮的不宽容，暴虐衍生新一茬的暴虐。在将最优秀的政敌（比如法国大革命中恳赦国王的“吉伦特派”）斩草除根、格杀勿论之后，迎接杀戮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施暴和反打。当把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温和派”和“理性派”推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独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身体上看见自己尸首的影子――因为那些罹难者，本是唯一主张以正常方式审判自己的人――在未来，在仇恨的烈焰冲来时，本应由他们为奄奄一息的独裁者筑起“防火墙”和“隔离带”。 消息公布，少有人感到意外。并非习惯了政治舞弊和官官相护，而是大家清楚，像韩国这样一个步入稳定民主期的社会，无论人道考虑，还是政治理性，对两位前总统执行死刑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韩国“世纪大审判”的意义和历史诉求，并非一定要将谁送上绞架，而在于彻底告别一个武力威胁人权的时代、一个黑金垄断的时代。
一个政治宽松、性情温和的社会，秩序的紧张程度、法律的负担都会大大减轻，惩罚将受到最大约束。进一步讲，如果一个社会废除了死刑（许多国家基于人道原则和宗教文化等习性，已废除了死刑，比如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芬兰等），所谓的“性命之忧”又从何而来呢？那时，对犯罪嫌疑人来说，就只剩下“不自由之忧”。
四
在一块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上，不同精神文化和信仰必然意味着斗争和彼此征服的企图，其历史，亦必然伴随着人头涨落的潮汐，包括各式独裁者的人头……那么，怎样缓解信仰多元造成的政治矛盾？怎样降低意识形态冲突带来的社会消耗与历史成本？
精神面貌与政治形态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癫狂、严苛、狠厉、激烈、偏执，不仅是独裁者的个人气质，也是所有威权政治的共征，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和平与温厚，作为一种精神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检验一部制度“共和”与否的砝码。
在此，美国人做出了榜样――
有史以来，美利坚即是一个信仰多元、文化自由的国家。200多年里，除一次不得已的南北战争外，几无内战发生，更无血腥的权力之争。而南北战争最直接的起因，并非农奴问题（林肯政府本欲通过经济和文化方式逐渐解决），而是南方诸州脱离联邦的分裂行为。最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尤其胜利方）在经历了同室操戈后所表现出的政治文化上的宽容态度，因最初对立燃起的仇恨，竟在最短时间内被双方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场死伤百万人的鏖战（战争历时4年，北方伤亡63万人，南方伤亡48万人）几乎没留下精神后遗症。美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或许，有一些细节最能说明问题：在美国的国会大厦里，陈列着众多雕像，那是国会让各州送来的本地英雄的雕像，每州两座，结果，弗吉尼亚州呈送的竟是南北战争中赫赫有名的两位“叛军”领袖――南方临时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和南方军事统帅罗勃特・李的雕像，谁知，国会毫不犹豫地照单全收。（按我们的经验，确有点儿匪夷所思：这“送”不是一种公然挑衅和不服吗？这“收”不是自辱自侮的妥协吗？）另外，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冲突事件，南北战争在各地竟矗立着不同的记忆姿势：在南方，随处可见南军纪念馆，且以各式纪念活动公然赞美他们的子弟兵，“叛军”竟有滋有味地享受着英雄礼遇；即使在北方，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古战场遗址，也如实地诉说着当年双方的战绩与英勇，李将军立马抽刀的铜像威风凛凛，气势上甚至比南方自己的雕像还威猛，你真是看不到半点厚此薄彼的意思。
这体现了美国人的一种主流精神：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对不同价值形态的包容与宽待――拒绝观念垄断和权力化。
曾有问卷调查：美利坚200多年历史上，最引以为傲的“国家成就”是什么？绝大多数回答竟是“联邦制的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分裂”。众所周知，在文化、宗教、法律与政策等方面，联邦制是一种极为松散和疏离的组合，世界上那么多中央集权的国家都常面临分裂危险，而美国竟然不忧于此，为什么？
奥秘恐怕就在其自由主义的国家精神上，亦即孟德斯鸠标榜的“和平与温厚”。这在南北战争上表现尤为充分，战争一结束，林肯就颁布了大赦令，免除全部南方军将士的战争罪。那位投降的李将军，既没有因叛国而遭到北方的审判，也没有因降敌而招致故乡的唾弃，相反，由于他放下武器，避免了更多生命的牺牲，且敢于牺牲个人的军事荣誉，而同时赢得了南北方的共同尊重……在如此温和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里，战争伤口是很容易愈合的。
想想如今仍有多少国家――为内战宿怨和信仰冲突，其仇恨绵延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而不得和解，再看看美国土地上那些巍峨的“李将军”塑像，不得不让人对其政治胸襟和精神能力而生敬意。愈是价值多元、文化多元、信仰多元，其社会结构和国家基础反而更稳定，愈是强调一致，却适得其反，秩序混乱，根基虚弱。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其受益者是大众，是国家和历史。或许有人担心，诸如李将军雕像那样的记忆符号，会不会给国家带来文化和价值上的反动？其实多虑，对于后世的美国人来说，是完全将之作为史志文化而非政见立场来供奉的，说到底只是一种历史性、地方志式的审美活动，其情形就像今天的中国人游览万里长城――只赞叹其壮观雄阔而不追究工程背后的民生灾难一样。如今，赞同奴隶制的美国人早已绝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怀念自己的乡土历史。
正像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中所说：“（在美国）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是政府吗？政府没有这个权力，它也没有教育部，因此也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是历史学家吗？他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同样没有权力规定一个统一的记忆版本……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终不同意北方的记忆，却再也没有冲动要第二次分裂出去的原因。”
剥夺别人的记忆，也就是剥夺自己的记忆；剥夺别人的自由，即等于剥夺自己的自由。尽量营建一个宽容、妥协、温和的政治气场，使每一个生活成员都有安全感和稳定感，尽一切力量化解仇恨、消弭裂痕，减少政见纷争给社会带来的消耗，降低矛盾斗争的历史成本，是200年来美国政治文化的最大特点。
200年间，美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政变”“革命”的记载，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党派纠纷和集团之争，但这些竞争基于理性，且按一套缜密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你见不到那种“你死我活”“仇人相见”的冲突，没有硝烟血腥和牢狱之灾。其党派团体的成员之间、成员和首领之间，基本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没有绝对的意志服从可言，没有思想和人格上的隶属，亦无所谓“背叛”和因之而起的党内迫害与清洗了。尼克松“水门”案中，指控他的人里，不就有很多自己的同党成员吗？
所以在美国，失败的政治家基本上是无性命之忧的，既无被诛的总统，亦无遇弑的将军，连逃亡和流放的都没有，无论犯下多大过失，他们都信任“美国”这个巨大掩体所能提供的安全，都信任“公民”一词所意味的权利与公正。“和平与温厚”，除了体现在它的国家精神和政治文化上，还折射在对一些特殊群体的态度上，比如战争中的己方被俘人员（甚至是主动缴械者），他们不仅没有遭遇歧视和迫害，反而在生命价值上被给予了充分尊重与呵护（正是基于这种对母邦文化的信任，历次战事后，美国战俘几乎没发生过拒绝返乡的事）。对待外敌，也基本是同样的态度。二战晚期，大批的敌军士兵宁愿被盟军俘虏也不愿为苏军所获，至少暴露出了他们对不同意识形态的一种选择、一种信任度的投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