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经济所以前
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根据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毛泽东取代张闻天当了总书记。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公开点名批判“王明、博古、洛甫教条宗派”，打击张闻天，并通过调整和精简中央机构，让刘少奇和任弼时进入书记处，把张闻天排挤出中央决策层。在中共七大上，张闻天当选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但实际工作是只管四五个人的中央材料室。特别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注1。从此，人们只知有毛（泽东），不知有张（闻天）。
抗战胜利后，国共在东北展开争夺，张闻天主动请缨，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他撰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实际上成为解放初期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方针。
在经济所的学术研究
从1961―1969年，张闻天在经济所待了近10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1―1964年，张闻天参加了一系列研究活动，写了大量笔记文稿；第二阶段从1964-1969年，在经济所“四清”和文革中，张闻天受到批判斗争，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张闻天在经济所的学术研究活动主要有3个方面：
一是参加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的香山讨论会
孙冶方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办所方针规定，经济所“要系统地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各种重要的经济问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特别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我国实践中的运用”。为了贯彻办所方针，孙冶方把《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作为全所工作的中心，一方面出人才，培养研究人员，另一方面出成果，提升经济所的理论水平。
在讨论会上，张闻天有多次精彩的发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学习和借鉴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这也是讨论会取得的重大进展之一。在“《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二稿的初步设想”中明确指出，对《资本论》的结构和方法要采取“学而不套”的原则。全书结构就是按照《资本论》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再生产总过程来设计的。研究方法要采用马克思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社会化经济过程的两重性的分析方法。所使用的经济范畴，也采取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办法。后来，张闻天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记述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中。他写道，“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当然人们在运用时要反对硬套。应当指出，体现于《资本论》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苏联学者反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他们要从一般到具体、到个别。国内也有人在反对硬套《资本论》方法的借口下，反对马克思的方法论”注2。
二是进行调查研究
三是读书、写读书笔记和文章
在《包产到户》一文中，张闻天首先肯定了包产到户的集体经济性质和经济责任制的实质，认为从产品和土地所有权来看，包产到户还是集体经济，是单干，但不是个体经济。他说，“这是一个经营管理问题，劳动组织问题，不是两条道路问题。这是‘个人责任制和产品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是‘从个人计件、小段包工演变出来的，是经营管理中必然出现的形式’”。这一界定，就同把包产到户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观点划清了界限，也为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但却超前了20年。
张闻天认为，包产到户有扩大的趋势，地区扩大，拥护的人增多，干部参加的多，议论也多，有中农、贫雇农等。其原因在于，一是对过去“左”的错误的反动；二是《六十条》对如何组织劳动，如何按劳分配等许多具体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三是群众对现有饥饿的生活不能忍耐，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四是群众对党、对干部能否真正搞好生产信心不足。
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张闻天提出的解决办法有：一是不去强扭，不同他们对立，而同他们一起，不去空洞指责，而是实际帮助，要根据群众多数意见办事。二是切实加强对生产队的领导，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使生产队增产、生活改善得比包产到户更好；只有这一条能够扭转包产到户的趋势。三是切实教育干部，整顿干部作风。四是不要惊惶失措，要积极工作，同时要善于等待。斗一斗，辩一辩，解决不了问题。包产到户不只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要在经济问题上拿出办法来”注5。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张闻天的看法不仅在当时比较切合实际，是可行的，而且有相当的预见性。
在1963年，张闻天写了《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的读书笔记，集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这个似乎没有问题的基本问题上取得了突破。他明确指出，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说成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既有正确的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只强调了二者的差别性，而没有指出它们的同一性，更没有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忽视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不能深入了解这一矛盾的发展规律，也不能完全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张闻天认为，“一切生产都是社会的生产，一切生产力都是社会生产力。脱离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没有的。……不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是不存在的，没有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割裂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外部，而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内部。所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不是脱离生产力而单纯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在研究生产关系中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即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张闻天把生产关系分为两个对立的方面，即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和所有关系方面，前者是依照生产技术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它直接反映出一个社会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其特点“第一，它的永久性（或“继承性”，或“连续性”）。……第二，是它的易变性（或“灵活性”，或“进步性”）”。作者借用马克思“生产一般”的思想，将其称为“生产关系一般”或“一般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般只有在生产关系特殊中才能存在，并借助于后者才能表现出来。后者即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所有关系，是“所有生产关系的总和”，其特点“首先，是它的暂时性（历史性）。……其次，是它的相对稳定性（保守性）”。所有关系的暂时性和相对稳定性，与生产关系一般的永久性和易变性相对立，生产关系一般的永久性在所有关系的暂时性中表现出来，前者的易变性也在后者的相对稳定性中表现出来。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这种矛盾，表现出了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实际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具体表现。“生产关系内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关系的两重性”。
在这个基础之上，张闻天不仅用《资本论》中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以及劳动过程的二重性加以论证，而且说明了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机械地分开来，认为政治经济学只研究所有关系，不研究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思想混乱，同时又从多个方面揭示出斯大林把生产关系归结为三个方面造成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不了解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对立统一关系”注6。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这是一篇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文。据笔者所及，在现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著作中，至少是在国内，笔者还没有发现这样精辟的分析和新颖的论述。虽然孙冶方等也提出来要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但都没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来讨论。所以，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的观点，的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
在经济所“四清”和文革中遭受批斗
关于经济所“四清”是怎么搞起来的？现在有两种说法，很多正式出版物，包括《张闻天传》和《孙冶方传》等，都说是陈伯达、康生派工作组批斗孙冶方，但都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和史料，有的将其与孙冶方对陈伯达起草的文件提出批评意见联系起来，陈伯达曾说，孙冶方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有的提到解放战争时期孙冶方在山东和苏北解放区与康生的关系不睦。笔者在访谈杨世英时，听到另一种说法。此事与张闻天到经济所有关。
前已指出，张闻天到经济所后并未赋闲，而是积极工作，特别是他的《意见》在经济所公开讨论。秦柳方一向以打小报告告状见长，他经常把孙冶方的言行报告给中宣部，参加《意见》座谈会后，他打报告给中宣部，揭发张闻天的《意见》和座谈会的问题。陆定一看到以后，在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文教单位的社教运动时，对于光远说：“经济所张闻天和孙冶方还在活动，你不去解决，难道要我来解决你的问题吗？”于是，于光远主持科学处开会讨论，决定把北大和经济所作为社教试点。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关于秦柳方打小报告的事在运动中传播很广，工作组在组织批判张闻天的集市贸易报告时，没有印发《意见》全文，而是宣读秦柳方的笔记，秦也因此而成为经济所唯一的大“左”派。陆定一还提出让秦进所领导班子，因于光远等不赞同而作罢。文革中，在经济所批斗于光远和林涧清，问为什么重用秦柳方，把他封为唯一“左”派？于光远说，“孙冶方被撤职以后，在一次中宣部的部务会议上，陆定一说，既然孙冶方是修正主义，秦柳方是‘左’派，为什么不提秦柳方当所长”？于光远、林涧青回答说，“秦柳方的市侩作风太严重”。
工作组到所后，曾确定了三个工作重点：一是批张闻天的《意见》书，二是批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三是查清孙冶方和张闻天的政治联盟关系以及张闻天在湖南的活动和里通外国的问题。前两点有1964年8月中共经济研究所总支委员会编《孙冶方同志主要错误的批判》（发言汇编）为证，后一点工作组曾多次召开揭批大会，集中追查两件大事。一是张闻天在湖南调查时，有人在饭桌上告诉他，彭老总也在这里，暗示彭张有勾结。其实，在工作组进所前，曾经把跟随张闻天的秘书张天心叫到学部谈话，要张天心详细汇报和交待张闻天去南方调查的经过，张天心据实做过汇报。运动中追查张闻天和彭德怀在湖南的活动成为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二是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平衡问题专家索波里访华，孙冶方接待，索波里问中国的大跃进是怎么回事。孙冶方回答：“热昏”。当时，董辅做翻译。这两件事情都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在经济所曾多次遭到批斗，甚至外单位也通过经济所把孙冶方和张闻天拉去批斗。很多群众组织也通过经济所找张闻天写交待材料。尽管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但张闻天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向任何压力屈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关于所谓61人叛徒集团一事，不管外调的人多方逼迫，他始终坚持是中央同意的，他经手办理的。
致歉和忏悔
在文革中，从1967年1月到1968年8月，本人是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经济所支队的队长。由于受极“左”思潮的裹挟，自视年轻、出身好，忘乎所以，犯了严重错误。1968年四五月份的一天，学部联队电话通知我带人去查抄张闻天的家。我不假思索，立即带了四五个人去，到达张闻天家时，张守一（学部联队队委）已经等在那里。我们要张闻天打开柜子，拿出材料，从中查检。抄走的材料有张闻天的读书笔记、文稿，毛泽东写给张闻天关于枚乘《七发》的信。当时张闻天提出把信给他留下，我们商议后没有同意。全部查抄材料开列清单，由我在上面签字，由张守一带回学部。
尽管抄家过程中没有打砸抢之类的暴力行为，但违法、侵犯人权的性质是明显的，给张闻天及其家属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尽管此事已经过去了40多年，张闻天逝世30多年，我仍然要向张闻天真诚地道歉、认错。后来我被打成516反革命，隔离审查多年。这是一种报应，从这个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它也说明了一切政治运动的逻辑：整人的人必然被整，无人可以幸免。
注释：
注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注2《张闻天文集》（四），第31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注3中共经济研究所总支委员会编：《孙冶方同志主要错误的批判》。
注4《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载《张闻天文集》（四），第288～29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注5《包产到户问题值得研究》，载《张闻天文集》（四），第285～2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注6《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载《张闻天文集》（四），第296～30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注8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3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