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共中央出台“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鼎革以来倍感压抑的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希望，思想界活跃起来。五六十年代美学争论由是而起，美学热在80年代重又复活，做了文化热的先锋。历史似乎遗忘了另外一场争论：五六十年代的逻辑大讨论。
逻辑大讨论的国际背景
1956年，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在《新建设》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主张形式逻辑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本身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没有阶级性。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也发表了三篇探讨形式逻辑的文章，立场与周谷城相近。毛泽东读后，约了学界的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于中南海怀仁堂纵论逻辑，提出形式逻辑有其不可取代之作用。谈论逻辑蔚然一时风尚。逻辑争论为政治张目，逻辑学界的鼻祖金岳霖先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同毛主席一共吃了四次饭。并领衔主编“形式逻辑”教材，该书后来迅速流行于神州大地。本来过了时的形式逻辑，因为政治力量的介入，一跃而成为主流、正宗。这一政治导向，让现代数理逻辑在中国胎死腹中。参与讨论的诸先生都力图在学术的层面上展开争论，不过这场争论的学术价值是极低的，西方早已经在19世纪末，自弗雷格开始就已经跨越了这种争论。如果不是政治的原因，恐怕很难形成如此规模的讨论。
当时的背景是苏联学术界主张逻辑二重制：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并存；在形式逻辑内部，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并存，并认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观念和国际逻辑学界主流观点是冲突的，在主流学界看来：一方面，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可以是一种好的或坏的哲学，但却绝对不是任何一种好的或坏的逻辑；另一方面，传统形式逻辑应该为当代数理逻辑所取代。学术争论清清楚楚，争论的动因却大有玄机。当时中苏关系已现争端。其潜流虽未进入纯粹思想领域，但以思想家自任的领袖自然不满足于苏联专家对逻辑的主导立场，于是他另辟蹊径提出逻辑讨论，把形式逻辑提到甚至比辩证逻辑还要高的位置。私心揣度，也许在当局看来，苏联搞辩证逻辑，英美帝国主义提倡数理逻辑，我们就重视形式逻辑，三分天下有其一。
其实，在这次著名的会见中，毛泽东的几句话已经点明了主题：“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搬照抄苏联的，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子。”“学术问题不能搞一花独放，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要反的是苏联一枝独秀，这场争论要编织在中苏关系以及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大历史叙述之中，方能获得理解。不过毛公所谓的百家争鸣很快就演变成了两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变成了香花和大毒草的对决，历史以自己的方式背书了这场逻辑争论。
康宏逵成为众矢之的
在美学论争中，高尔泰因发表《论美》被打成右派，令人扼腕的是，逻辑论争里头也有个像高尔泰一样的人，卷入逻辑争论的旋涡，因提倡数理逻辑，反对传统形式逻辑，而成为众矢之的。他执拗地坚持逻辑天才哥德尔的论断：
“数理逻辑不是别的，就是形式逻辑的准确和完备的表述。它有很不同的两面。一方面，它是数学的一个部门，处理着类、关系、符号组合等等，而不是数、函数、几何图形等等。另一方面，它是先于一切科学的一门科学，包含着位于一切科学底层的观念和原理。”（哥德尔：《罗素的数理逻辑》）
他为这种坚持付出了代价，先被打成右派，后来又从体制出走。他就是被业界视为一流的逻辑学家，被外界称为奇人的康宏逵先生。
这个论点既反对了苏联的逻辑二重制，又反对了形式逻辑有作用的观念，一竿子打倒两船人。当时这些逻辑争论背后的政治较量岂是一介书生的康宏逵所能明了的？本来为了抵制苏联专家的一枝独秀，才有形式逻辑讨论，岂料斜刺里杀出一个不识时务的康宏逵釜底抽薪，认为形式逻辑过时了，数理逻辑可取而代之。路人皆知，金岳霖、沈有鼎、王宪均、康宏逵这些卓越的逻辑学家都秉承了国际数理逻辑主流（弗雷格、罗素、希尔伯特、哥德尔、塔尔斯基）传统。但形势比人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康宏逵说了大实话，捅破了天窗，为此受到了严厉批判，学生时期即被打成右派。据说有一次北京大学哲学系课堂讨论马克思聪明还是牛顿更聪明的问题。同学争执不下，适逢康宏逵进教室，众人遂索问于康，康想也不想，即答：“当然是牛顿更聪明！”凡此种种，康宏逵成为右派也是势所必然。
概而言之，五六十年代关于逻辑的争论大致有三派：老派认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有高下之别，存正邪之分，辩证逻辑是高级的，在意识形态上是正确的；形式逻辑是低级的，有阶级性，这是苏联学界的流行观点，一大批跟随苏联学界的中国学者也持此观点。新派认为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和辩证逻辑是主从关系，甚至有不可让渡之地位。毛泽东、周谷城、王方名等持这一观点，可称之为少数派。横空出世的是康派，提出辩证逻辑不是逻辑、形式逻辑需要革新、数理逻辑作为正统的逻辑观念，于今看来是大白话，大实话，不言而自明。在当时，却石破天惊，闻所未闻。
回顾20世纪逻辑历史，弗雷格在《概念文字》（1879）和《算数原则》（1893）创立了数理逻辑，罗素在三大卷的《数学原理》（1901―1910）中以系统的方式将数学还原为逻辑，建立了基本完全的数理逻辑系统，1931年哥德尔发现一阶算数系统的不完全性，至此数理逻辑已经成为逻辑学的基本范式。以后的发展多在此框架内修修补补，或以此为基础另辟蹊径创设模态逻辑、三值逻辑等。而我们的逻辑讨论还停留在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这并非因为闭关锁国不了解国外学术动态所致。当时的逻辑学家如王宪均、胡世华等人对国际逻辑学界进展了如指掌。只可惜，最重要的逻辑成果和逻辑学家都在资本主义国家，都在铁幕的另一边。于是乎，一个纯粹的学术争论和学术问题被罩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难显本色。等到三十年后，我们需要迎头赶上国际学术界要和国际学术接轨，却发现首要的工作是补课。如此现象并非孤例，近年以来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重述学术传统，都会提及鼎革三十年来的学术空白或断层。
一生秉持数理逻辑传统的康宏逵在《两篇处女作的反响》回忆金老，康称金岳霖是“老恩师”，但他秉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传统，坚持己见，认为金老名满天下的“形式逻辑”教材和《论所以》这篇名文是对现代逻辑的完全抛弃，背叛了金老民国时期所撰《逻辑》一书中追随罗素数理逻辑的基本立场。康宏逵在《吾师宪均》回忆王宪均先生；王乃清光绪帝帝师王懿荣之孙，求学清华，追随金老；负笈欧州，师从哥德尔，执教北大，乃当代著名逻辑学家。在宪均师的教导下，康宏逵学了哥德尔、塔尔斯基的重要学说，放弃了早期偏好的概率逻辑方向。康宏逵回忆说：“1961年夏秋，我们一起学哥德尔。他要我给他讲哥德尔完全性定理的亨金证明，讲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莫斯托夫斯基证明，他很满意。对语法编码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抠得很细，搞得我‘浑身冒汗’的事是常有的。”然而，这些细致而微的学术点滴，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批判掩盖了，被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军对垒叙述遗漏了。
一百多年前，韦伯撰《以学术为业》，至今读来仍然可感，启人深思。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学术为业不过是一种奢望。2014年酷夏的一天，康先生悄悄走了。在某种意义上，那场五十年前的逻辑争论似乎仍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