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是“80后”作家中的“现代派”，在他的小说中，始终走动着一些面目不甚清晰的古惑仔们。马泰・卡林内斯库的名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作者认为美国现代性的三重对立终将走向危机：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本主义文明，最后对立于其自身。与之相似，手指的小说实际以先锋之姿态终结先锋。小说描述了“我们”这代人冲破了“土地”，在城市轴心思想的边缘晃动、焦躁、进而突围，就是在这种不稳定性里，先锋的面影出现了，如毕加索的画像。我想，手指在有意无意间触及到了所谓“现代”的面影，那也是逐渐趋近于城市之心的痛的边缘的东西。
一、从“寻找”到“研究”
始终觉得手指小说的名字像摇滚歌曲名，充满了即将撕裂的质问，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欲破不破时的创作灵感中介点。如果说，一个小说的开头就决定了小说的一半成败，那么篇名起码占到了四分之一小说的成败。手指小说的名称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我们为什么没老婆》《疯狂的旅行》《我们干点什么吧》《我们为什么不吃鱼》《寻找建新》《去张城》等等。这些名字全部都是悬疑的，更多时候是直接疑问句，而整个小说就成为了婉转回环的叙事解答或者说圈套。《我们干点什么吧》《我们为什么没老婆》都是以饭局始，以饭局终，插叙前事，而展现暴虐的当前事，读者甚至经常忘记这个小说是在一个设问句之下的创作。《去张城》里的主人公最终也没有到达张城，这不是王子猷的“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从出发的被动目的，到主动的归来，一切都笼罩在灰蒙蒙的摇滚色彩中。在小说题目的提醒下，那种似乎呐喊但并不通透的“80后”代际创作特色已浮出水面。《研究一段来源不明的情感》的一个变化是，呐喊不在却转而“研究”，来源不明，去处可追。诸种词语迹象指向了一个“80后”先锋派的“成熟”况味。
古惑仔们变成了中年情感危机的男人张旭和王凯，他们共同遭遇了李丽。同一个李丽在王凯是艳遇，在张旭却是“甜蜜、空虚、幸福、痛苦”的百般滋味。故事似无惊艳之处，但在先锋派作家手指那里，设计满溢了叙事的乐趣。小说开始于倾吐的欲望，张旭始终怀疑自己为何会遭遇一段前所未有的强烈情感，于是他向王凯不断地倾诉和求证。“当时张旭觉得，自己遭遇了一段热烈的情感，这情感前所未有，最主要的是，女方也表达了对他同等的热情”，这个开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大话西游》的经典对白，《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和孙悟空永远不能在“当时”解情之滋味，而倾诉和开导又一再被以唐僧为代表的唠叨派解构，小说“后现代”的情感危机已经一目了然。小说中的王凯除了能看出是张旭的同事外，似乎性格不明，但王凯无疑是小说一个重要的功能人物。情感的来源必须由王凯来确定，但是张旭的求证心与王凯的否定无谓形成强烈的对比：“恨不得和王凯谈到天亮”“事后回想起来，张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当自己给王凯讲述所有事情时，王凯其实一直在阻止自己。”“张旭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王凯，这些天他一直避开他。”“唯一的不同在于，自己跟王凯谈了这段感情。”这类“功能人物”是手指小说的特色，在其代表作《寻找建新》里，建新就是一个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扮演向导的人物，还有在小说中时时一飞而去的“老鸟”等。那么，王凯这个功能人物的意义何在呢？表面看来，“两男一女”的模式在手指的小说里不是第一次出现，例如《曹胖子，咱们就此别过》讲述了“我”对梦中情人李小染一直止于单相思境地，但我却一边观看她和曹胖子的暧昧关系，一边和曹胖子干些坏勾当。但细究就会发现，手指的指向之变，如果说此前的功能人物扮演的是“焦虑与寻找”的角色，而王凯的角色就是“验伪、化简进而消失。”必须指出，手指小说里“功能人物”的精神掘进力量在弱化，结合近年来众多“80后”的“情感创作”遭遇“中年危机”，我们就不能不思考整个创作群体的走向问题。
手指似乎不情愿把一段来源不明的情感就此否决，于是小说的高潮出现在第二部分的搜索当中。“百度百科”是当代社会一个十分有趣的存在，它以“正确答案”或者说是“真理”的姿态影响到每一个人，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人人皆可修改，一切网上著作、言论的拼凑大狂欢，但张旭在必须与王凯“和好”之后，转而求证于“百度百科”。更为精彩之处在于张旭以何为检索词，小说给出的答案是三个：除了李丽的名字生日外，还有“一段强烈的情感”和“爱情是一种病”。百度搜索的任何结果只能是在他人的故事里，在信息的超级爆炸中，越来越疲惫。在手指的小说中，最为理想主义的一幕却出现在搜索之中。在搜索中，爱情的意义被确定：“李丽对此有概括，她说，爱是折磨，让两个人都受苦。而张旭的看法是，爱是拯救，爱是意义，爱是力量，他在日记本上写了许多累死的话。当陷入爱情中时，整个世界都会得到重新排列。张旭当时觉得自己如同得到了新生一般。”可能正是新生的渴望唤起张旭持续不断魔怔般地继续搜索。对于爱的意义讨论，这在手指的小说里极其少见，在《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曾有结论：“爱是一场嚎啕。那时候我想念过你。”从“寻找”到“研究”只是小说的表壳，而从“嚎啕”到“意义”，这可能才是“80后”的中年危机的求解之道。
二、从“我们”到“呕吐人”
手指曾经是一位坚定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不同于“五四”狂飙突进之下的“大我”，也有异于近年来青春期故事中的“小我”。 另外，最为明显的，手指小说的发问通常都采用集体性质的叙事人称：“我们”。 第一人称复数，在苏珊・S・兰瑟那里，被称作集体叙述，具体来讲就是“以字面的‘我们’为形式的第一人称复数叙事，各种不同的声音统一发出一个声音。”她又进一步将这种叙述形式划分为，同时型集体叙述，顺时性集体叙述。
在笔者的观察里，中国采用“我们”叙事的小说作品数量不是很多，而且手指这种类型更是稀有。像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里采用“我们”叙事，那可以说是同时型集体叙述，是“我”的代替品，更进一步是69届初中生的代言人。而手指小说里的“我们”通常是指老鸟、麻子、李东、老正等朋友的聚合，作者不但在小说的开头就指出这一聚合体的类型，而且还彰显他们的分野，更是让他们的声音产生暴力的张力，然后走向频临毁灭的迷醉、阵痛和无奈。如此的“我们”的组合是不同于王安忆那种代言式的50后作家的集体主义影响，而同时具有了顺时型集体叙述的特点，即让“我们”在一系列互相协作的“我”中诞生并发言。需要知道，这在小说的叙述构型中是非常艰难的，它将会对个人的叙述权威构成威胁，可能是因为80后作家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与独立并行的文学经验，能大胆挑战这种方式的小说是难能可贵的。与撕裂的“我们”相对应的是，配合以第二、第三人称的诘问、又一次像摇滚副歌部分那样的此起彼伏、新潮难平。例如《我们干点什么吧》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的连续质问：“我们都干了点什么呢？”“干球什么呢？啥球也没干。打麻将？”“你想干啥？”“啥也不想干，你说干啥？我们总得干点什么吧？”这是多声部的顺时集体叙述，完全展现了成长的迷乱状态。 《研究一段来源不明的情感》设计了第三人称主人公张旭，曾经的暴力青年们此时似乎变得温情脉脉。小说的第三部分“反刍”显然开始咀嚼自我的半消化物，而扮演这个半消化物的角色就是二十年后张旭的朋友“呕吐人”。此时的张旭已经单身，朋友聚餐后他成为别人情感的倾听者，被称为“张老师”的他，似乎依然没留住该留住的，没想明白该明白的：
“时间真快啊，张旭也端起了茶水，一边喝一边想，一眨眼的功夫，我就成了快退休的人了。继而他又想到，成熟是多么扯淡的事情，现在的自己和这个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和自己八岁时候，又有什么区别？该害怕的还是害怕，该恐惧的还是恐惧。唯一的感觉就是，时间太快了。”
手指就这样继续把别样的纯真寄托给成熟了的“我们”身上，依然使用手指式的狂躁语言：“成熟是多么扯淡的事情。”时间永是快速流逝，思考未及，却故作成熟地观看另一个自我的镜像――呕吐人。张旭的年轻朋友同样遇到了情感危机，开始搜寻情感的来源，在朋友大醉呕吐之机，自己和李丽的一幕幕却在脑海中重放。二十年后的反刍回顾，依然不能清晰辨明来源，最后借呕吐人之口谈起理想爱情的处理方案就是“不谈论她，也不要靠近她”。
自在《收获》发表处女作《去张城》开始，手指的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城乡结合地的问题青年。多年来，他精益求精，作品数量不大，但每一发表就透露出一种浓重的氛围感和真诚的求索精神。如今，在一个短篇小说里，他更横跨二十多年，研究一段来源不明的情感，其中“成熟”的况味是值得深究的。第一，李丽在手指的小说里，不是个新人，她甚至直接出现在年初的新作《李丽正在离开》中。李丽们似乎不总妖娆，却总是代表着不能到达和正在离开的理想。此篇《研究一段来源不明的情感》中，没有涉及到生存的焦虑，没有任何烟火气息，而直指人的灵魂。从之前的现实焦虑到灵魂忧思，这是写作深入所必须经历的过程。第二，从第一人称复数到第三人称，甚至出现了第三人称的镜像“呕吐人”。这一方面说明手指与过渡泛滥的“80后”中产阶级想象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小说人物只不过是从原始的生命形态过渡为破碎的先锋面影。作为专业读者，我们也许更希望看到手指小说里更为欣喜的觉醒，这种觉醒也许可以命名为战胜虚无。
过分抒情和自我宣泄的年代终将过去，幽闭的自我圈子等待着突围。城市恢宏的变革是文学的不竭动力，特别是人性与城市现代性的紧密结合书写。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大胆接近城市之心的伟大作品，在恢弘的巴黎圣母院一角，还拥有着吉普赛人艾丝美拉达生存的虽然肮脏但却张力十足的社区。手指的小说还没有自觉性的恢宏叙事，仅仅是小说的现代叙述偶遇城市先锋的面影，但是作品中的面影无意间参与了80后的历史叙事。从西方的城市史中可见，每一次革命将引起城市的重新表达。在笔者看来，城市生存与乡村相比，其更具有不稳定性，而“我们”这代人独特的城市心路史正是时代历史的最好表征。城市书写，这种死火重温的种子，到了该复苏的时刻。唯有大胆接近城市真实生存的面影，才可能给“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以真正的表达和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