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有无语法学涉及到研究内容归属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很多人将虚词等相关研究归入小学，认为中国古代并无语法学。笔者认为，应同时将这些研究视为汉语语法学的萌芽，即中国古代是有语法学的，只是尚未成熟。
一、汉语本身和社会生活对汉语语法学成熟的影响
汉语是孤立语，属分析型的语言，缺乏形态变化，主要靠语序和虚词来表达语法意义。但是很多情况下，虚词等研究被归入小学，而不是语法学，因此尽管汉语语法研究出现很早，但汉语语法学的确立却相对较晚。
此外，汉语方言众多，但其差别却主要体现在语音和词汇上，语法差别相对较小，发展演变的速度也相对缓慢。具体到日常交流，语法发挥的作用则更为隐性，甚至有的语句虽存在明显的语法错误，但人们依旧可以感知它的大概意思。因此对于古人而言，研究语法的实用性并不明显，这也就限制了古汉语语法学的形成发展。
同时，语言具有约定俗成性，一个民族的语言符合该民族的思维习惯和审美趣味。又因语法具有稳固性，更容易习焉不察，所以如果没有对外交流等实际应用的需要，也就很难自觉研究。
而中国古代长期自诩“天朝上国”，很多情况下都是对方“入乡随俗”，所以研究汉语语法的需求产生较晚，同时这种姿态也会妨碍其他国家语法研究成果的传入。此外，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其生活方式并不利于语法资料的搜集梳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古代的社会制度以及政治环境，客观上也使得某些学者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做学问中，提高了汉语研究的整体水平，对语法学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二、民族思维习惯对汉语语法学成熟的影响
相对而言，我国古人更加注重文科具象思维的培养，文史哲的发展领先于自然科学，而语法相对于语音和词汇来说更加理科化和抽象化，不符合主流学者的兴趣点。语法是“一种语言中由小的音义结合体组合成大的音义结合体所依据的一套规则”①，由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构成②，呈坐标结构，或者说存在一种类似于数学中排列组合的“运算”关系。
同时，也许由于古人更加注重培养全才，因此在教学研究时，建立学科的意识较为薄弱。很多情况下，古人虽对很多现象早有发现，但却并不习惯于归纳总结，使其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例如，儒家经典《论语》中蕴含着多种学科的知识，内容极其丰富，但是其呈现形式却是语录体，难免显得比较松散凌乱，体系性较弱，很多彼此间有联系的知识却散落在了书的不同章节，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即，在论述的时候并没有将不同学科体系的知识分门别类。而儒家的思想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中国的小学大多情况下也是在为儒家服务，为阅读经籍和日常交流服务，故此小学中并无语法学这一项。
此外，古人的革新精神相对薄弱，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故步自封的现象，客观上限制了学术的发展。因此，也许某个问题古人由于他当时的局限性并未涉猎或者研究得比较浅显，而后人虽摆脱了古时的局限性，却依旧没有去突破它。落实到语法问题上，很可能先贤学者由于一些原因没有研究或者研究得较为粗浅，而后人虽摆脱了古时的局限，但在实际需求产生之前依旧没有研究的自觉性。
三、宗教哲学对汉语语法学成熟的影响
宗教的传播可以扩大语言学的视野③，为了传播宗教从而研究语言的现象也可见到，例如一些传教士曾对汉语进行了研究。基于这一点，可以说宗教的传播促进了汉语语法学的发展，但时间上相对较晚。
另一方面，观之希腊，很多哲学家亦是语言学家，这些学者比中国的先贤们更倾向于研究自然科学，倾向于构建系统或者诠释概念。哲学思想可影响的领域极其广泛，而中国的哲学对汉语语法学的影响则相对较少。
结语：
汉语自身的特点，和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民族思维习惯以及哲学的发展，没有为汉语语法学的产生发展提供明显的有利条件，对汉语语法学的成熟并无明显促进作用。而古代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对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此外，宗教的传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语语法学的发展，但是时间上却相对较晚。因此，尽管早在元代就产生了中国第一部虚词专著《语助》，亦不乏其他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也拥有著名的古代语言学家，但汉语语法学的成熟却相对较晚。
注释：
[2]叶蜚声 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三版，第89页。
[3]注：例如佛教的传入促进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2]叶蜚声 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