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等学校大学英语课程被定位为必修课已经多年，围绕课程的“必修性”是否合理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课程定位当初的五个依据本身存在瑕疵，加之教育教学形势的变化，使“必修型”大学英语课程定位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由此引发的“过度”英语教育造成了我国英语教育教学的异化和教学资源的浪费。将大学英语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并要求高校根据各自的教学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教学要求和评价体系，是保障大学英语课程健康发展的途径。
关键词：大学英语 必修课 选修课 “过度”英语教育
1.关于坚持英语课必修的五种观点
1.1“素质教育”论
不能否认外语特别是英语在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其它国家的生活方式、思维形式、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也不能否认外语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培养心智，为终身发展打下基础”[7]方面的功能，但了解其它国家的情况不一定非得懂外语。对大多数人来说，在西方文化有关信息被大量译成中文的今天，通过学习外语去了解外国文化，从而提高学习者的自身素质，显然不如通过汉语来得更快、效率更高。
实际上，所有人类文化遗产都应该是人自身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由于人的精力有限，所处的环境不同，一个人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无完人”。也正是这样，人与人之间在自身素质方面才呈现出多样性。既然承认这种多样性，那为何独将掌握英语看人们“必备的素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的课程门类a繁多，除了汉语之外，还有哪一门课程课时如此之高并需要学生连续学习至少十二年的？“毫无限制的英语教育，…… 将会严重影响受教育者民族语言文化包括思想意识的形成和健康发展”[8]。由此可见，掌握英语并非每个人必备的素质，过分强调英语语言素养，会影响学生其它素质的养成。
“生存技能”论认为，英语是未来社会中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一项技能；对学习者来说，掌握英语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当下，更体现在他们未来的发展中；用短视的目光看待目前的英语学习不明智，放弃英语学习更是错误的；教师和教学管理者要让学生明白，今天的英语学习实际上是在未雨绸缪，谋划未来。这些观点表面上看很有些道理，可仔细想似乎又不具说服力。学生担心的是当下该学好的专业课是否学好，该掌握的并且在能看得见的未来用以立身的专业技能是否掌握，而不是“未来有可能用到的”知识和技能。将一门必修课的价值建立在看不见、摸不清的“未来”上，是否太过牵强？这种“生存技能”可依赖的程度到底有多大？魏日宁和苏金智经过调查认为，“由于英语在我国是一门外语，民众没有用它进行交际的实际需求，所以学过英语的民众中大部分人平时几乎不用英语”[9]。因此，将大学时光过多地耗费在英语学习上，进而造成更加重要的专业课的学习活动被边缘化，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
1.3“交流工具”论
英语是目前国际上主要的交流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进一步增强，英语在对外交流中的作用将会更加突出，这些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对外交流是否需要全民都来参与？所有的中国人或者说所有接受了学校教育的人都需要和外国人打交道？英语是对外交流的工具没有错，但不是所有的人必须掌握的交流工具，“英语只是一部分人一定程度上使用的交际工具”[10]。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没有对外交流的机会，他们也无需对外交流。相对于对外交流，对内交流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外语（的）…… 用处可大可小，学习内容可多可少，”若过分强调外语，“会使英语教育目的脱离英语外语的定位，导致人们实际上以通用语或二语看待英语，从而主张源自‘以西方为师’之重英轻汉的‘思维定势’”[11]。由此可见，“交流工具”论显然过分夸大了英语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
1.4“国家安全”论
在竭力维护大学英语必修课定位的学者和呼吁大学英语改为选修课的学者中，各有一部分人以外语教育教学关乎国家安危为由，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充分说明了大学英语课程类型定位的复杂性。实际上，国家安全对外语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搞好外语语种规划，即确定关键语言。所谓关键语言“指与我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关联性很大的语言”[12]。另一个是开展国家安全目标的外语教学，即根据所从事的工作种类及其对外语能力的要求，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人员进行不同标准的外语能力的培养与教育。这充分说明，外语语种规划强调多种关键语言并存，而非英语一家独大；国家安全目标外语教学主要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人员，而非全体学生甚至全体公民。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英语课程定为必修课，并且要求全体学生甚至全体公民都投入到英语语言的学习中去，显然曲解了外语对国家安全的真正含义。
1.5“多数需求”论
我国高等院校按类型可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办学定位、教学条件、师资力量、专业设置、生源质量、培养目标、就业取向等方面差异很大，研究型院校多数学生的需求不一定符合教学型院校多数学生的，反之亦然。另外，“必修型”课程类型定位是针对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我国外语教育教学水平的现状而提出的，这个“多数”也应该是当时的数据。目前我国外语教育教学已今非昔比，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使得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英语教学的起点相应地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当年的“多数”如今可能不再是“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以很模糊的“多数学生的需求”为借口拒绝对大学英语课程类型做出调整，显然站不住脚。退一步讲，即使今天仍有“多数”学生认同大学英语课为必修课，也不应当成为“多数人暴政”的理由。大学英语课程不仅要关注喜欢学习英语或赞成维持大学英语为必修课的学生，更要关注对英语学习积极性不高或对大学英语课程必修地位持反对态度的学生。将大学英语课程类型定位为选修课程的目的不仅在于回归外语教育的本职，减少教学资源的浪费，更在于彰显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学生自由选课的权利，这是市场经济下高等学校外语教育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数需求论”不能作为拒绝变革的理由。 2.“过度”英语教育的影响
2.1导致英语教育产业化
不能否认英语课程的“必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必考性”多年来对我国学校英语教学的促进作用，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必修性”和“必考性”而导致的“过度”英语教育，给我国的整体英语教育教学造成了负面影响。各级各类英语考试几十甚至上百的报名费，火爆的英语培训机构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培训费，穿梭往来于各中小学校园内的英语辅导资料推销人员，课内应付差事而课外收费办班的教师，网上和手机短信中常常能看到的出售考试作弊专用设备和试题答案的广告等等，这一切充分说明了英语教育在中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产业，许多与英语教学有关的活动均已变成了“生意”。沈骑在呼吁制定国家外语教育标准时指出，我国英语教育存在“……发展失衡的状态，……各种不顾教学规律，不负责任，只顾谋取暴利，歪曲外语教育本质，背离外语教育价值的‘过度’外语教育、江湖外语教育和疯狂的传销式的外语培训”等现象，而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英语课程“必修”和“必考”的规定。
2.2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英语在我国是一门外语，但由于外语政策的作用，英语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均被设置成“主课”。学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而收效甚微，即或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很多职业无须使用英语，导致前期的人力物力的投入都化为乌有。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明确提出，“让极少数人专攻英语成为专才，让大多数人远离英语免受其累，……学而无用则虚耗国人的生命……”。
由于“过度”英语教育造成的乱象和对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使人们对于大学英语课程的“必修性”多有非议，这同时也成为“力挺派”屡遭质疑的缘由----“过度”英语教育所蕴藏的巨大商机和利益。著名学者顾海兵认为教育部把大学英语规定为必修课“既不符合高等教育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的法人自主要求，既浪费了教师资源，又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因此，与其说是学生与社会需要大学公共英语，还不如说是政府与英语教师需要大学公共英语”。这个看法一针见血，直指大学英语教学“顽疾”长期得不到根治的深层次的原因。
3.结语
高等学校大学英语课程被定位为必修课已经多年，围绕课程的“必修性”是否合理的争论也从未停止，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课程定位当初的五个依据本身存在瑕疵，加之近年来教育教学形势的不断变化，使“必修型”大学英语课程定位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由此引发的“过度”英语教育造成了我国英语教育教学的异化和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重新定位大学英语课程类型，将课程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迫在眉睫。重新定位大学英语课程类型，不能再搞“一刀切”，以免重走老路，而应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英语在我国的需求情况为依据，对课程做出合理的定位。在此基础上，充分尊重各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使各高校按照自身的办学定位、教学条件、师资力量、专业设置、生源质量、培养目标、就业取向、学生需求、以及学科发展等情况，制订相应的教学要求和教学评价体系，体现课程教学的个性化、本土化和多元化特点，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保障大学英语课程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