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榜”的推广，对出版业的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在“数据化”的阅读时代中可以起到标杆、灯塔的效应，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每逢岁末，必是各个行当最繁忙的时刻。近年来，“盘点”几乎成为出版业及其专业媒体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在盘点的过程中，因为角度不同、专业程度不同、目的不同甚至数据来源、统计方式不同，所总结出的“年度图书排行榜”（以下简称“图书榜”），也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读榜”也成了出版业人士与专业媒体的嘉年华。
曾经有学者认为，“图书年度榜单是大众阅读的风向标”。笔者窃以为，此说在当下有可商榷之处。仅就笔者所见而言，各类媒体、网站乃至个人微博、微信公众号的“图书榜”何止成百上千？风向标无非辨识风向的标尺而已，现今各种风向标摆出不同造型，让读者如何来一一辨识？
在大数据语境下，“图书榜”实质上反映的是“大众阅读”这一本质。所谓受到大多数人青睐的“好书”，它既要在市场上有较好反响，又要有一定的阅读价值，但就当下中国出版业的现状而言，前者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无论什么样的排行榜，实际上都不能僭越大众阅读的选择底线，一言以蔽之：金杯银杯，不如读者的口碑。
因此，作为“特选”的排行榜，它必然与“群选”的大众阅读世界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前者基于评委的眼光，而后者则基于大数据的海量筛选――时至今日，因为渠道的复杂、销售层次的多元化以及中国庞大的地域面积与流通人群，以至于没有哪个机构可以拿出准确的、全国范围内的大众阅读数据。借此，我们只有因地制宜，结合“大数据”这一特殊的时代语境，从各大“图书榜”中管窥2014年中国大众阅读的一些特点，进而探索出中国出版业在未来短期内的发展规律与市场前景。
本文力图解答三个问题求教于诸位方家：
一、在大数据语境下，“特选”的排行榜与“群选”的畅销书究竟有何种的差异？
二、结合特定的时代环境来看，“图书榜”究竟反映了当下出版业的哪些指标？
三、“图书榜”的不足之处又在哪里？
一
我们必须正视，当下是一个“数据化”的时代，而出版业是数据化程度最深的领域之一。毋庸置疑，经历了互联网与个人通信终端二十余年的发展，数据化的社会正在逐步建立，而人类获取知识的习惯，也正在从单一媒体的纸质阅读向多媒体阅读缓慢转型。在这样的语境下，以“图书榜”为研究对象，讨论传统阅读的发展路向，显然有着非常现实的学术价值。
四大“图书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除却“畅销书排行榜”之外，其余上榜图书皆由评委投票所决定，而非单纯依赖于市场销量或图书馆的借阅排行，这有点类似于体制内的奖项评选。因此，评委的个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图书能否上榜。“图书榜”真正所反映的，是“特选”而非“群选”。
经典究竟是“特选”，还是“群选”，这是困扰世界文化史的一个老问题，其思想背景就是精英与民粹的二元对立。长远来看，在大数据时代下，只能代表“人文社科”以及“纯文学”的“图书榜”，似乎显得有些孤立。
在这些榜单中，如《路遥全集》《王鼎均回忆录四部曲》《邓小平时代》《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与《陈独秀全传》等有一定深度与较高文化价值的人文著述屡见不鲜。平心而论，这些书未必畅销，也未必比网络小说更有影响力，但它们共同呈现出一个特征：数据化社会下纸质图书的存在意义，并非在于简单的阅读愉悦，而是在于文化的传承。
“图书榜”相对应的是“畅销书排行榜”以及各大公共图书馆的借阅排行榜，在后两者中，如《王牌宠妃》《木槿花西月锦绣》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网络文学作品几乎占了相关数据90%以上的份额，而在“图书榜”中，这些事关段子、穿越、青春、宫斗、玄幻之类被“群选”而认可的作品，却难以寻见。
毋庸置疑，在大数据时代下，“图书榜”所弘扬的，更是一种坚守与传承，是对文化出版的认可。这是对“数据化”、市场化阅读的一种批判或反抗。更准确地说，有些畅销书是可以通过电子阅读（如手机、Kindle与网络阅读）来完成，甚至本身就是来自于网络的――如段子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与网络小说《王牌宠妃》。因此，这些书不但畅销，而且还是图书馆与电子书下载网站的宠儿，但如《路遥全集》《陈独秀全传》等，显然不适合电子阅读，必须依赖纸质阅读才能完成。
尽管大数据催生了各种文化著作以电子书的形式存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开放下载的，但是纸质的著述依然有着电子出版物不同的生命力。“好书”二字似恰能概括大数据语境下“群选”的尴尬与“特选”的珍贵――畅销书固然在出版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就现状而言，文化类的图书似乎更值得珍惜。
二
“图书榜”实际上还包含了好作者、好编辑乃至好的出版机构，这些共同构成了“图书榜”的组成。顾名思义，“好书”意味着引导人类社会向善、求真、爱美的书籍，是社会精神生产的正能量，是人文精神的推手。正因其可贵，所以才会被表彰、肯定。大数据给整个时代带来“群选”可能乃至“狂欢”的心态，而民众对于“好书”的期待，以及“图书榜”受到关注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出版业存在的客观问题。
首先，大数据带来的“浅阅读”甚至“审丑阅读”潮流，使得大家渴望具有人文精神与深度的出版物，这是时代所迫、大势所趋。
自2003年以来，中国出版业进入了体制改革的快车道，但与此同时，图书市场开始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乱象。缺乏审查而又看重“点击率”的网络文学大行其道，与之同步的悬疑、宫斗、盗墓乃至色情、凶杀等有违社会公德甚至违法的出版物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上。不少出版社奉行“渠道为王”“销量为王”的价值观，甚至有些作者以写禁书为乐，以被封杀为荣。在这样的语境下，许多作者一夜爆红，不少垃圾渣滓出版物风靡全国街头巷尾，一定程度上造成全社会价值观的混乱。 这些以“媚俗、恶俗、低俗”为美的“审丑”阅读，实际上是读图时代、网络时代的“浅阅读”产物。大数据时代下，人类的一切走向了数据化传播，包括知识的载体――文本。在这样的语境中，读者开始从猎奇到“审丑疲劳”，需要有人文价值、唤醒心灵的读物。许多“好书”或许在短期内无法匹敌穿越、宫斗类作品的印数，但是却可以在有影响的人群中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加上“图书榜”的推广，更能让“好书”绽放出其应有的生命力。
其次，“图书榜”未必是“畅销书排行榜”，但却可以对大数据时代“群选”的民粹主义文化有所抑制，以正确的价值观与舆论导向来引导社会的意识形态。
不宁唯是，当下中国出版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是由“群选”占主流，许多出版社迫于生存压力必须奉行“畅销为王”的策略，以至于不得不向大多数读者妥协。以此为前提，自然会出现“畅销书”与“好书”的博弈――要么在夹缝中诞生出非常少的“好畅销书”，要么劣币驱逐良币，品位低俗的“畅销书”大规模侵占市场份额，让许多出版社不敢出不畅销的“长销书”。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群选”很容易沦为一种民粹主义文化。即认同于一种“泛民主化”的大众选择。一些格调不高、价值观有问题乃至内容不健康的读物，会因为在网络上的走红，而成为书店或电子阅读库里的畅销书。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好书”明显可以起到矫错纠偏的引导作用。简而言之，专家们的“特选”实际上是为读者开了一份书单：哪些书值得一读，哪些书有收藏的价值。
由是可知，“畅销书排行榜”是自下而上的，根据读者的选购、偏好（包括下载、点击率）所形成“大数据”的提炼，而“图书榜”则是自上而下的，由业内人士，向读者推荐一些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好书。“图书榜”的推广，对出版业的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在“数据化”的阅读时代中可以起到标杆、灯塔的效应，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三
“图书榜”自21世纪初开始兴起，持续至今，已蔚然大观。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笔者个人认为，“图书榜”存在着仍需改进之处：内容偏单一。这也是束缚今后“图书榜”继续发展、前行的桎梏。
“图书榜”的评委几乎都是人文社科类学者、知名作家、记者或出版人，背景比较单一，较少拥有理工科、政界、医疗卫生界与宗教界等其他行业的人士，缺乏对科普著作、危机自救等应用性书籍的推广。
“图书榜”面对的是整个中国的阅读市场――这个市场由几十万种图书与十几亿人所组成。而在四大“图书榜”上，上榜的图书多是人文、政治、艺术、历史类的图书，其中不乏艰深晦涩的学术著作。
这些“好书”固然有一定价值，却大多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柏拉图虽是经典，但不可能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去读柏拉图。我们应该主动拓宽“好书”的意义，譬如老年病的防范、心脏病的救治、车祸骚乱中的自救等内容的图书。事实上，相对于大多数“好书”而言，这些书也是市场中的“畅销书”，而且对于社会发展、稳定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但是之于不少人文学者或出版人而言，这些书实际上是“下里巴人”的出版物，既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稀缺的史料，更没有独特的学术创建。但是这些书却可以具体地服务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然它也是广义上的“好书”。这正如著名学者何其芳先生所言：“马列主义要读，养猪指南也要读，它们都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是一个全面、开放的现代社会。借此，“图书榜”的评委更应该增加一些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扩大“特选”的对象与主体，进而使得“好书”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都有所扩大，这是“图书榜”在大数据时代下的必然举措。“好书”二字，意味深长，它既需要引导舆论，又要服务于不断数据化的社会，为这个急速发展并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