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水浒传》中，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只有三处――高俅的发迹史，玉兰陪酒唱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朝四绝苏、黄、米、蔡的所指。但三处描写中两处存有诸多错误，一处则有争议。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分析，三处描写漏洞明显，经不起推敲。然而从文学虚构的角度来看，三处描写却是成功的，至少与作者的美学观念和表达的主题以及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致。由此观之，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真实与虚构之间“度”的把握，值得认真探讨。
关键词：《水浒传》；苏轼；历史真实；文学虚构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水浒传》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只有三处。三处描写都是作为故事的背景出现的，初看似乎寻常，深思却让人诧异：三处描写中两处存有诸多错误，一处则有争议。究竟是作者粗心所致（历史戏说），还是有意为之（文学虚构的需要）？笔者认为，实有对其作一番探究的必要。
一、《水浒传》中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
在《水浒传》中，涉及到苏轼的三处描写分别如下：
第一处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出现在第二回叙述高俅的发迹史时。闲汉高俅因勾引王员外儿子赌钱，被王员外一纸诉状告发，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流浪到淮西临淮州；又被闲汉柳世权收留，后因得了赦宥罪犯的机会回到东京；柳世权将高俅荐给东京开药铺的董将士，董将仕又将其转荐给小苏学士：
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罢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欢这样的人。”当时回了董将仕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一见小苏学士差人驰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便喜，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1] 17。
第二处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出现在第三十回的玉兰陪酒唱的词曲上。张团练买通张都监设计陷害武松，中秋之夜，张都监设家宴宴请武松，张都监的养娘玉兰陪酒唱的词曲是苏轼最为著名的曲子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那张都监指着玉兰道： “这里别无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头在此。你可唱个中秋对月时景的曲儿，教我们听则个。”玉兰执着象板，向前各道一个万福，顿开喉咙，唱一只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唱道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高卷珠帘，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万里共蝉娟。”[1]399
第三处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出现在第三十九回和第四十回的关于宋朝四绝苏、黄、米、蔡的定义上。在第三十九回，梁山英雄为救宋江，需要戴宗给江州知府蔡九送一封假信保住宋江的性命：
在第四十回，因这封假信本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信却错用了蔡京的名讳图章，以致被无为军通判黄文炳识破。作者通过黄文炳的嘴再次明确苏、黄、米、蔡的蔡为蔡京，黄文炳告诉蔡九道：
“这封书被人瞒过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谁不习学得？况兼这个图书，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学士时使出来，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1]549
上述三处有关苏轼的描写，都是背景材料，谈不上对苏轼的褒贬，作为苏轼研究者，大可一笑置之，而且小说家言，似也没有较真的必要。但《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仅仅三处涉及苏轼的描写就出现诸多错误，似又有辨证和分析的必要。
二、对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的辨析
《水浒传》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可以说漏洞百出；而从文学虚构的角度说，作者这样处理又体现了艺术的真实。
从历史角度看，《水浒传》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中两处与历史真实存在较大差距，一处存在争议。
第一处叙述高俅发迹史时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处描写玉兰唱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同样出现了三处错误：一是将“又恐琼楼玉宇”改成了“只恐琼楼玉宇”，二是将“转朱阁”改成了“高卷珠帘”， 三是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改成了“但愿人长久，万里共蝉娟”[9] 。从艺术角度看，三处改写与原作有霄壤之别。
第三处描写关于宋朝书法“四绝”的所指存在争议。宋朝书法“四绝”， 又称“宋四家”，一般指苏、黄、米、蔡。 苏、黄、米指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不存在争议，而蔡，按《辞海》的解释，指蔡襄[10]而非蔡京。由于声名狼藉，蔡京一般被排除于“宋四家”或宋朝书法“四绝”之外。第三处描写将蔡指为蔡京，与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并列，与通常流行的看法有别，是存在争议的。
综上所述，不能说《水浒传》三处与苏轼有关的文字一点根据都没有，但大都张冠李戴，虽然有历史的影子，但都严重变形。
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水浒传》描写苏轼的文字存在明显的历史错误，那究竟是因作者粗心，还是其有意为之呢？笔者认为，虽不能完全排除作者因粗疏造成的错误，但更可能与作者的美学观念、表达的主题以及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关，也就是说，极有可能是作者对历史的有意改写。
首先，可能与作者的美学观念有关。人物类型化是中国传统小说塑造人物所遵循的基本美学原则――好人与坏人泾渭分明，好人从小都好，从头到脚都好，而坏人从小都坏，从头到脚都坏。从《水浒传》作者秉持的美学观念来看，高俅发迹史中存在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作为贯穿水浒全书最重要的反派角色，高俅一出场就被完全定型：出身不好――“浮浪破落户子弟”；不务正业――“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球”“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品行不好――“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有犯罪前科――勾引王员外儿子赌钱“断了四十脊杖”；人缘很差――“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收留他的人是“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这样的社会闲杂人员。一般人对高俅是避而远之的，故董将仕将高俅推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又将高俅推给小王都太尉。董将仕、小苏学士是不喜欢高俅这类“帮闲的破落户”的。因此，历史上是大苏（苏轼）还是小苏（苏辙）将高俅送给小王都太尉并不重要（小苏或者大苏在小说中的作用实际上与董将仕相同，只是为了反衬高俅为人的不堪；作者用小苏代替大苏，更有利于对高俅形象的塑造，也更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对小王都太尉辈分的改动。王晋卿与苏轼同年，生于仁宗景三年（公元1036年），如果王明清记叙“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将高俅送给王晋卿属实，时间当在元八年（公元1093年），王晋卿是年57岁。接近花甲之年的王晋卿，即使如小苏学士认为的“喜欢这样的人（帮闲浮浪的人）”，与高俅、小舅端王（后来的宋徽宗）在一起厮混，辈分上不合适，年龄上差距过大，作为玩伴多少显得牵强，反不如“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更为合情合理。
总之，不管作者是有意改动历史还是无意出现的知识错误――小苏大苏身份的混淆、高俅身份上的错误以及小王都太尉辈分上的错误――这些都更符合中国传统小说塑造人物所遵循的基本美学原则。换句话说，小苏大苏身份的混淆、高俅身份上的错误以及小王都太尉辈分上的错误，是小说塑造人物时“必须的错误”。《水浒传》中的高俅必然也必须是彻头彻尾的邪恶――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先决条件，也是作者美学观念导致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水浒传》三处与苏轼有关的描写，从历史真实的角度上说可能经不起推敲，但从文学虚构描写的艺术真实的角度上看却是非常成功的，至少与作者的美学观念、表达的主题及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致。
三、《水浒传》叙事美学的启示
从叙事美学角度分析，《水浒传》中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关系问题，二是人物描写的类型化问题。这两个问题对文学创作都很重要。
不但古典小说面临着处理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现代小说如《李自成》《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特别是现当代小说，由于与历史真实存在不小的距离，常常遭到人们的质疑与非议。劳伦斯・勒纳认为，“对于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最好描述，是柯林武德作出的……‘历史学家的图画意在真实’”[14]。而文学就其本质来说，是虚构的叙事艺术。在《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中，尽管与历史真实多有不合，但一直雄居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之列，关键在于人们把《水浒传》《三国演义》当小说看，而不是当历史教科书看。人们对现代小说如《李自成》《康熙大帝》《雍正王朝》质疑或者非议，其实与今天的时代思潮有关：“在一个务实的、追求‘真实’而非崇尚想象力的时代”，“叙事尤其是虚构叙事正在迅速地没落。这是一个论证和论争的时代，而不是叙事或讲故事的时代……因为虚构叙事既不能提供论证也不能提供信息”[15]。直白地说，今天的人们对小说虚构已经缺乏审美的从容，在小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之间，更看重后者。这当然不是正确解读小说的方法。正确的解读方法是回到文本，这也是胡塞尔现象学运用于文学作品的方法：“由于胡塞尔排除‘真正的客体’，所以文学作品真实的历史背景、它的作者、产生的条件和读者都不受重视；现象学批评完全重视的是一种完全‘于意识之内’的对文本的理解，丝毫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16]这为我们解决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回到文本。
综上所述，《水浒传》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虽然都存在历史错误或者争议，虽然从中寻找其历史上的瑕疵是容易的，但文学不是历史，从文学角度看，三处错误或者争议与作者的美学观念、表达的主题以及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致。因而，可以认为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总之，文学与历史、虚构与真实之间存在相当复杂的关系，类型化描写也自有其长处和短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这是《水浒传》中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留给我们最重要、最深刻的启示。 注释：
① 苏轼与王晋卿的关系，张荣国在《王诜与苏轼之交游》曾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参见《 荣宝斋》2010第5期、第9期）。在《苏轼诗集》中保留了数量不少的诗文往来，根据笔者统计，仅苏轼写给王晋卿的和诗就有30首（参见王文诰、冯应榴编辑的《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见二者关系非同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