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概括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史，它实际主要是由两个文学运动组成的。首先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它扭转了从《诗经》到晚清文学的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方向，赋予了中国文学适应变革时代的现代化特征；另外是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它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却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五四”新文学的价值目标和思想选择，而转向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我们现在称之为50～70年代文学的“当代文学”，实际是此前左翼文学思潮在新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的一个发展。它的发展方向、文学原则和政策，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就已经初步具备了，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艺观，早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就翻译和传播到了中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规范了从解放区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根本特征。值得提出的是，虽然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在“文学接受”的方式上，又有着显著差别：五四文学革命的眼光是全球化的，它所受的影响是多元的，因此它始终不以一种统一的理论为目标，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其发展中发挥了直接而显著的作用。左翼文学一开始就是以寻求和确立统一的文学指导思想为目标的，因而“批判”和“论争”成为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标志和特征，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明显要大于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本文无意对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作比较，也不着眼于对左翼文学思潮进行考察性的清理。它感兴趣的，是居于左翼文学思潮核心地位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与中国现代性是什么样一种关系；思潮“传播者”的社会身份与思想认同，它又是怎样把这些因素带入当代文学中去的；当代文学核心概念中的“左翼”特征，以及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决定作用，等等。
一 “批判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有人把50～70年代文学概括为“战歌”和“颂歌”的文学，根据在于它对“旧社会”和“旧文化”所持有的批判色彩。实际上，“批判理论”正是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潮中的“核心理论”。“批判理论”在其特定意义上，是指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理论。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在整合了精神分析、存在哲学等现代思想后，扩充为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批判。它植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核心而又敏感于时代的重大问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姿态。但广义的批判理论，就是德国思想家反省文明历史、批判现代社会的思想学说。席勒对恐怖政治和机械分工的美学否定，青年黑格尔对古典哲学的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哲学的分析，尼采对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吁，弗洛依德对被文明压抑的人性的关注，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研究和对“技术”的敌意等，都属于批判理论的家族成员。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它不仅选择了思想领域，而且明确坚持将阶级斗争作为推行剧烈社会革命的主要理论。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左翼文学的主要的结合点。
如果深入到当代文学的内部，会发现，左翼文学的批判理论与现代性本身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也可以说有某种“分裂”和“错层”的现象。比如，毛泽东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对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国家工业化)进行了非常热情的展望，然而又呼吁人们警惕“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必要时应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五六十年代在对当代文学进行“理论规范”和评论的时候，周扬一直沿用着毛泽东这种权威性的意见。例如，他把“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思想观念上的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严格地加以区分，认为社会主义文学精神上的“纯洁性”，与这种文学对物质层面的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歌颂”和“表现”，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1949～1976年间，提倡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指责某些作家、作品并以此为突破口频繁发动政治运动的交错进行，几乎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1949年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号" 召广大作家用“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去表现新的时代，一年后却接连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和“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1953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呼吁人们“为创作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但仅过去半年，就破坏了刚刚培育的良好的创作环境，把以胡风为代表的另一批左翼作家人为地置于死地；“双百方针”的实施还只起步，暴风骤雨式的“反右运动”便接踵而来；60年代初，文艺界的“纠左”恢复了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热情，然而，“两个批示”的严厉指责又把文艺带入到文革的深渊当中。最耐人寻味的是都对“城市化”表现出羡慕与向往，“命运”却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夫妇之间》最初发表在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的副刊《人民文艺》上。进城之后，革命者“我”与出身农村的妻子对城市的态度发生了分歧，丈夫感受到都市“强烈的诱惑”，而妻子却反应木然，变得愈加“狭隘、保守、固执”。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羡慕城市生活的战士与坚持乡村朴素生活方式的“哨兵”作为“对立面”出现在人们面前，前者还成为被作品讽刺的对象。与《霓》剧受到赞扬的情形相反，《我们夫妇之间》被指责为“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反映了在进城之后，“特别容易引起旧思想感情的抬头”的不良倾向。(注：参阅陈涌《也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李定中(冯雪锋)《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1951年6月20日，第4卷第5期，《文艺报》。)从农村包围城市”被认为体现了革命斗争的高超策略，而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城市化”所展现的现代化前景却受到了猜忌和怀疑，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物质的“现代化”与精神的“革命化”之所以构成当代文学发展中一个“分裂性”的主题，实际反映了左翼文学思潮进入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阶段后，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与困惑。它在世界性的左翼文学现象中，实际也具有不可否认的普遍的意义。值得追问的问题是：既然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它为什么却把“反现代性”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系列价值目的之上?并把它确定为当代文学的审美理想?左翼文学思潮究其根源，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而是西方现代文化的直接产物，既然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什么却把作为现代化标准的市民革命(消费性、娱乐性)、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化)等等，冠以资产阶级“腐朽性”、“小资情绪”等含有歧视性和等级性的命名呢?显然，以此思路观察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战歌”与“颂歌”显然不只代表着它基本的审美特征，战歌/颂歌还深刻蕴涵着某种“断裂”的“不谐调”的声音。在这里，“批判理论”恰恰反映了批判者对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焦虑与虚妄，它构成了对并非“莺歌燕舞”的文学现实的一种巧妙的遮蔽。
二 思潮“传播者”的社会身份及其表现
左翼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并且发展为当代文学的思想主脉，有其复杂原因。但是，“传播者”兼“实践者”的社会身份所导致的人生选择和文化选择，为人们的研究着实提供了一个不失“合理”的逻辑。为便于说明问题，特别列出下面表格：
姓 出生 籍贯 社会出身 学历与经历
名 时间 科。创造社主要发起人。回国后没有正式职业 商人家庭 治部副主任，30年代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沫 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9年后，先后任中华人
若 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中国
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成 为军械制造。创造社主要成员。职业一直不固
仿 1897年 湖南新化 定。参加过长征。延安时期任陕北公学校长。
吾 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东北师大和
山东大学校长等职。 校教育系。创造社会主要发起人。回国后，在
田 1898年 湖南长沙 农民家庭 上海从事戏剧活动。解放后，任文化部戏曲改
汉 进局局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
主席等职。
钱 20年代在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
杏 系就读。太阳社发起人。没有正式职业，以文
ｃū 1900年 安徽芜湖 农民家庭 艺批评为生。1930年参加“左联”。建国后
，ｎ@① 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李 学部哲学科。后期创造社骨干。没有固定职业
初 1900年 四川江津 。1930年参加“左联”。1948年后，任中共中
梨 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联部副部长。
北大预科肄业。1916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
茅 1896年 浙江桐乡 中等商人家 ，长期任普通职员，文学研究会主要发起人之
盾 庭 一。从事左翼文学创作及批评。解放后，任文
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光 1901年 安徽霍丘 小商人家庭 学习政治经济学。发起太阳社。无正当职业，
慈 以文艺创作为生。 系，均未完成学业。1931年留学日本，入庆应风 国。一直没有固定职业，主要编刊物和从事文
艺批评。1945年，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蒙难。
瞿 1917年入北平俄文专修馆。1931年起，在
秋 1899年 江苏武进 破落家庭 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在苏区受到排挤，后
白 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冯 大旁听。1930年，受命筹备“左联”。无正式
雪 1907年 浙江义乌 农民家庭 职业，以批评、翻译活动为生。新中国成立
峰 后 。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文艺报》主
编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被划为“右派分子”" 。 本。1930年辍学回国，参加“左联”。无正当
周 1980年 湖南益阳 地主家庭 职业，以文艺批评、翻译为生。抗战开始后
扬 去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鲁艺副院长
。建国后，任中宣部和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
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光 1931年 湖北光化 生活一直处在动荡之中。1939年去延安。解放
年 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等。荃 1906年 浙江慈溪 ，长期从事左翼文艺活动。1953年起，任中国
麟 作家协会副主席。树 1906年 山西沁水 农民家庭 曾一度流浪。做过小学教员。1937年参加革命
理 。建国后，任《曲艺》主编、《人民文学》编
委、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
柳 1916年 陕西吴堡 农民家庭 1934年入陕西西安中学。1938年去延安。1
青 952—1966年在陕西长安县长期安家落户，任县
委副书记。
郭 抗战前夕，随父母逃亡北平。中学期间参
小 1919年 河北丰宁 教师家庭 加学生运动。1937年去延安，曾在马列学院学
川 习。1954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
秘书长，后被撤职。
贺 抗战爆发后，随所读中学流亡湖北、四川之 编辑和领导工作。80年代，任中宣部副部长。准 河南省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然 北京市文联主要负责人。
姚 中学毕业。解放后，曾长期在上海卢海区
文 1931年 浙江诸暨 作家兼书商 、《解放日报》任职。文革中发迹，在北京担
元 家庭 任要职。
李 50年代就读于山东大学。因“批判”红学
希 北京郊区 家俞平伯受到毛泽东欣赏，毕业后到北京工作
凡 。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20～7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传播者主要是两类人：一是二三十年代的日本留学生，曾受到晚清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左翼社会思潮极深的影响。归国后，他们与另一批由破败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青年汇合，通过上海这个新文化中心，把左翼激进思潮传播到中国的广大城乡；一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和解放后培养的工农作者，他们人生的选择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某种“同步性”，在他们身上，折射出左翼文学思潮的本土化走势和文化心理特征。
左翼文学思潮的传播者大多来自中国的中、下等社会阶层，例如“中等地主兼商人”、“破落官绅”、“中、小商人”和“农民”等家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急剧动荡之中，社会的中、下阶层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受害者，这一“人生境况”对出自其中的左翼作家们性格气质的发展和思想定型产生了极大影响。由于“家道中落”，茅盾1916年不得不中断在北京大学预科的学业，入商务印书馆做了一位普通译员。田汉在长沙读师范时，他母亲在丧葬用品店扎过“喜花”，在织布厂当过“过纬纱、打锭子”的临时工，摆过茶摊子、杂货铺，“母亲这种挣扎自立、为儿子牺牲的精神，使懂事的田汉又感激又难过、给他心灵上的撞击是沉重的。”[6](P
6
7)因无家庭资助，钱杏ｃūｎ@①、蒋光慈一直在经济拮据的状态中从事文艺创作和批评。据周扬夫人回忆，30年代的“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7](P
5
9)选择左翼激进的文学立场，并不是出身寒微、对社会不满的青年必然和唯一的选择，某些与他们经历相同而加入自由主义作家阵营的青年，如沈从文、废名等走的却是相反的道路——但这种人生“境遇”确实易于与抨击现代社会、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翼文化思想不谋而合，在心灵的深层次上产生孤愤、失衡、扭曲、反抗的心理和社会情绪，与前者发生强烈的感情共鸣。
从该表提供的情况，还可以看出：
(二)这些出身社会中、下层，实际也从未真正有过“学院”和“书斋”体验的作家，对中上层社会抱的是敌视的态度。当时代激流涌来时，它便容易作出告别都市走向乡村、告别个性而选择大众、告别幻想而投身革命的抉择。郭沫若、成仿吾和茅盾曾有投身北伐革命的经历，其它30年代作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更年轻的一批作家后来也都有过“参军”、“土改”的人生实践。在他们的作品中，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形象越来越多地与“腐败堕落”、“风花雪月”和“资产阶级”等说法联系在一起，相反，下层的工农和士兵则成为被歌颂、赞美的对象。这也决定了，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解放后走上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后，仍然会按照此类社会情绪、思想模式来制订和执行符合这一标准的文艺" 政策与管理方式。
(三)这批作家中，年轻的一代基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资深的一代虽然留学日本，或上过大学，所学专业却是医学、工科、英语俄语、政治经济学等偏于“实用”的学科，这些学科不属于文、史、哲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这使他们在与社会实践结合时，往往采取一种“实用”、“直接”、“迅速”等急功近利的态度。也使他们不那么满足“边缘”，而向往和羡慕“中心”的文化地位，对文化“霸权”和语言“强势”情有独钟。比如，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成仿吾、钱杏ｃūｎ@①曾指责鲁迅等人是所谓“封建”和“落伍”作家；在“第三种人”和“两个口号”争辩中，胡风、冯雪峰、周扬、瞿秋白等为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发表了许多批评文章；茅盾、周扬、邵荃麟等
40、50年代参与过对胡风思想的严厉批判；李希凡50年代敢于向俞平伯等“反动学术权威”挑战，姚文元60年代则直接对周扬、邓拓、吴晗等身居“高位”的人士发难，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的过程中，左翼文学表露出它鲜明的“反传统”性格；在它的反现代性中，又包含着消解传统秩序(上层社会、等级制)、人格修养、尊重学识和与传统文学“断裂”的现代性的人文特征。这使他们的文学实践，成为一种典型的“斗争”实践：斗争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斗争；但斗争又意味着人格的某种分裂，由人生的失败而怀疑自己原来的追求。田汉、钱杏ｃūｎ@①、茅盾、周扬、胡风、冯雪峰等都是如此。左翼文学思潮的“斗争”哲学，一直贯穿在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当中。
三 当代文学的双重性格
由于如此，当代文学在其发展中，又体现出一种双重性格，和两个相互矛盾的主题：正面与反面，审美与反审美。
当代文学的“释义”，其根据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真理性”的解释。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9](P6
9
8)“新”与“旧”的甄别，实际已包含了审美的体验，所以，当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揭示中国革命历史选择的正确性，这段论述已不单单是一个“政治范畴”，它还是一个“审美范畴”。作为对中国革命的形象演义和历史叙事，当代文学本来就负有使之美学化的特殊任务。比如，在关于当代文学作品评价中，人们经常可以读到诸如“史诗般的”、“革命历史画卷”、“民族气魄”、“民族色彩”、“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纪念碑”、“血与火的考验”、“英勇斗争”、“雪山草地”、“井岗山的烽火”、“朝霞”、“红日”、“延安窑洞的灯光”、“暴风雨般”、“可歌可泣”等经过审美化处理的政治性修辞。正如周扬强调的那样：“文艺发生作用的范围比过去是大得多了。作家、艺术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题材，利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来服务于这个伟大的时代。”[2](P4
7
5)因此，当代文学的“审美内涵”被确定为：一用新的、“朝气蓬勃”的文学形象，替代旧的“腐朽没落”的文学形象，以实现批判旧文化和封建主义“糟粕”的目的；二使思想和文学作品发挥“震撼人心”、“形象生动”的审美作用，成为一部“影响”、“规范”人民群众生活的“教科书”。 正像政治目的驱策下的“内容和形式”不能真正“统一”一样，当代文学的双重性格在本质上实际也是矛盾的、分裂的。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卓越的诗词创作与文艺论述在审美观的对立上，也表现在以周扬为代表的一大批左翼作家的文艺修养与文艺观的分裂上。这种矛盾不断激化和自我冲突的特征，可以用于对左翼文学思潮与当代文学的关系，以及当代文学文化性格和审美倾向的广泛考察：信奉“矛盾/统一”的思想原则，使当代文学在特定时代充满了对自己的浪漫主义想象；而想象与现实的剥离，则使当代作家陷入到虽然被认为表现了“时代”，但这个“时代”却又不是真实的“生活”的二难境地；激进的文化要求可能孕育的，恰恰是陈旧、封闭与落后的社会内容，等等。在今天，难以超越自己时代的“矛盾与分裂”，也许是我们观察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一个富有历史深度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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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屯右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