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一个争执不下的待解难题。当前学术界围绕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线，形成了国家中心论、政党中心论、宪政中心论和协商民主论的典型模式。然而，这些模式的论争部分程度上忽略了制度遗产、社会条件、价值诉求以及外部压力等影响因素。基于中层理论的研究视角，本文提出将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线设计转为过程设计，通过制度优化，机制创新和程序完善的过程建构，实现制度继承与制度发展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中国政治;政治发展;中层理论;国家中心;政党中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与规范运行研究”
〔作者简介〕陈家喜，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广东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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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讨论话语与蓝图绘制，形成了诸多带有“形容词的民主”，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宏观民主与微观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到参与民主、共识民主、复合民主、组合民主等，不一而足。学术讨论的激烈程度也在一定上影射了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分歧、困境与障碍。不管研究观点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开放与谨慎，几乎所有研究都尝试为中国政治发展设计出自己的“路线图”。然而，细心探究就会发现，上述研究带有过多的理性建构色彩，甚至在一些基本政治价值问题上争执不下。本文尝试建构分析我国政治发展的中层理论，将对中国政治制度建构的研究，转换为对我国政治过程优化的讨论，从制度完善、机制创新和规范运行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可行路径。
一、关于中国政治发展路线的纷争
当下，学术界围绕民主政治发展的交锋与争论，远远大于对其他中国政治议题的兴趣。研究者围绕民主的制度属性与政治属性、民主发展与国家建设、民主与法治、政党与民主，自由与民主，宪政与民主等等问题，形成国家中心、政党中心、宪政中心和协商民主等若干典型的理论模式。理论界关于中国民主发展路线规划的多重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性、迫切性和复杂性。
（一）国家中心论
上述研究对于国家作用的突出强调，一定程度上也立足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对于政治稳定的迫切需求。亨廷顿的政治稳定观提出，离开权威的民主化所出现的无序、衰朽、动荡、失败，成为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失败的陷阱。而由执政党所推动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社会转型所形成的治理危机，也可能成为中国转型的陷阱。〔3〕正基于此，国内研究者提出“治理适应型的渐进式改革”的观点，强调中国之所以避免西方观察者提出的制度瓦解、转型陷阱与崩溃论，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家治理体系对于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危机的有效调控，改革的主导者通过国家制度资源来推动政治改革和调适转型危机，而同时又能够保持政治稳定。〔4〕在应对内外压力，解决政府能力、经济增长、政治参与和公平分配等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发展所采取的策略包括保障“私权”和限制“公权”的治理模式的转型改造，放松政府的管制，赋予个人更多的自由;用良好的经济绩效来缓解民众需求的压力;用基层民主试验来启动民主化的步骤;用制度和政策创新来确立民意的回应机制，最终实现了“治理模式的转型改造”。〔5〕
显然，对于中国这一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而言，保持发展、民主与稳定的平衡关系至关重要，因此制度建设先于民主发展有其现实意义。但与此同时，有意地割裂国家建设与民主发展的关系，并将其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或不同步骤，似乎也陷入了形式化的思维陷阱。中国改革的历程表明，改革从来就是政治、经济与社会混杂在一起的综合改革，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包容。对国家建设的强调不能替代对发展民主的重视，二者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还可以相互支持――国家制度建设有助于民主的平稳推进，而民主发展也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国家制度体系。
（二）政党中心论
与国家中心相比，政党中心论不仅重视“找回政党”，把执政党作为解构中国政治变迁的核心变量，而且还将执政党与民主发展作为分析的中心，与此相关的讨论主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执政资源、执政方式以及党内民主等。从既有的文献分析来看，政党中心论大体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是党执政方式的民主程度，涉及执政党处理与人大、政府、政协等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执政党对宪法和法律的遵从程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它不仅缔造了中国的国家制度，也缔造了中国的民主架构，并在历史的进程中加以健全和完善，从而确保民主参与的程度与民主的制度化程度呈正比，实现良性循环和政治稳定。〔6〕也正基于此，党的领导制度化程度既关系到人民民主，也关系到党的执政与国家运行，从而整体影响国家的民主化进程。〔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