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反生态的价值观 一种反生态的价值观 一种反生态的价值观
摘 要:“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能够做的就是应当做的”是西方现代发展观的两个基本信念,它造成了现代发展的价值危机和伦理危机。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决定了现代发展观具有反生态性质。抽象的人道价值观是对生存的遗忘,可持续的发展需要一种生存论的价值观的支撑。
关键词:发展的合理性;现代发展观的反自然性质;新人道主义价值观
Abstract: The two principles in modern western development values, “development is necessarily rational” and “we should do what we can do”, give rise to the value and ethical crisis in moder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The primary logic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market economy determines the antiecological nature of modern development values. The abstract humanistic values show oblivion of human, whi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s support from values that take human existence into account.
Key words: rationality of development; antinatural nature of modern development values; neohumanistic values
一、价值的遗忘:发展“天然合理论”
西方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现代发展观最根本的危机是发展问题上的价值观危机。当代世界之所以会出现人的“生存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的发展模式只有动力机制(如追求无限占有、消费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自由竞争)而没有发展的自我评价机制。它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即发展的技术问题),而对于“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的目的论和价值论问题却漠不关心。社会发展的理论被看成只是研究“社会如何发展得更快”的“科学”,却忽视了社会“应当怎样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这个哲学的和伦理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1]。
现代发展观的“发展”概念不同于“运动”、“变化”概念,它是一个包含着价值预设的概念。运动和变化只是表示事物同原初状态不同,无论是位置上的不同(运动)还是性质上的不同(变化)都不具有“方向”的意义:运动和变化既可以是向这个方向上的,也可以是向另一个方向上的。方向对这些概念来说是一个外在的因素。但是,发展概念却不仅具有“与原来不同”(运动和变化)的意义,而且具有 “方向”上的预设:它是向着某种确定方向的变化。这样,在发展概念中就内在地包含了一种价值预设:发展唯一确定的方向就是具有积极价值含义的方向,即“向上的”、“进步的”、“好的”方向。向着这个方向上的变化就是发展,而与此相反方向上的变化就是“反发展”,即“倒退”。因此,发展就是这种确定价值的积累和向这种终极价值目标接近的变化过程。发展概念已经否定了变化方向可以逆转的循环论的“轮回史观”,确立了单向度的、直线式的、无限进展的发展观。具体地说,现代发展观预设的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生产力的高效率、经济的高增长、消费者的高消费。
既然发展本身包含着价值预设的概念,那么,发展本身就是“天然合理的”了:只要发展就是好的;而“不发展”或“反发展”则是“天然不合理的”,天然“不好的”。 因此,建立在“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样一个哲学信念基础上现代发展观就否定了对人的发展实践进行评价、约束和规范的必要性。
当然,传统发展模式也并非排斥一切评价。但是,它推崇的只是“技术理性的评价”(如工业生产中的生产效率的高低、经济增长和消费的指标)。这种评价只是对发展程度的评价,丝毫没有涉及作为手段的发展对人的意义问题。这种评价不仅不涉及发展的目的性价值问题,而且还排斥和遮蔽了这个问题。因此它只与“如何发展得更快”相关而同发展的目的性价值无关。为了保证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消费指标的增长,资源的挥霍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都被看成为了发展而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这种“代价”不仅被看成是“必然的”,而且被看成是“必需的”。这样,物的尺度就取代了人的尺度,本来是作为手段的经济增长本身却被当成了发展的目的。其结果是:发展背离了人,经济的增长背离了发展的可持续性。西方现代发展观因对手段的迷恋而导致对价值的遗忘,直接导致了发展的“价值危机”:我们“做”的越来越多,而“想”的却越来越少;我们探索科学和技术的大脑越来越复杂,而我们思考价值和伦理的大脑却越来越简单。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展观,地狱与天堂的界限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把无止境地追求对自然界的掠夺和对自然资源的挥霍叫做“文明”、“进步”,却没有看到这正是把人类推向悬崖峭壁的罪恶之手。在这种好坏善恶不分的情况下,我们发展得越快,我们就越接近地狱之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醒悟,那么,总会有一天,即使我们侥幸没有踏入地狱的门槛,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也会与地狱相差无几。
这种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价值缺失,直接根源于近代西方主体性形而上学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当笛卡儿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其哲学出发点的时候,他也就在宇宙中确立了“我”的中心地位,同时把自然界的其他存在者都看成了依赖于“我”的存在。从此,人成为主体,成为宇宙的最高存在,而一切其他存在物则被看成是人的客体或对象。人把世界对象化了;世界也只是作为人(主体)的它者(对象)而存在,是被主体按照自己的本性“规划”成的存在,是为了人而生成的存在。在这种哲学中,“人为自然界立法”,而自然界则失去了存在论的根基,成为只有依赖于主体才能获得意义的存在。既然近代主体性哲学已经把自然变为满足人的物质欲望的工具,那么,人无论怎样对待自然界就都是“应当”的,即合乎道德的;对人的发展行为也就无须进行评价和规范了。
在这种行为无忌、价值缺席的境况下,我们亟须对我们的发展观和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哲学的反思和价值的评价,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进行伦理的约束和规范。只有如此,我们的行为才表明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智慧生物,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用自己的智慧拯救我们人类自己。
二、背离自然:现代发展观的“反生态价值观”
在上述意义上,发展概念与进步概念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即他们都是指向某种价值预设的,因此,发展就意味着“进步”。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概念的价值预设就是生产力越来越高,经济的规模、范围越来越大,经济效率越来越高,人均消费越来越多。这种价值预设被说成是“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幸福指数的增长”。
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现代发展观是工业社会的发展观。工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是“制造”,而“制造”的基本逻辑是:首先把某些自然物从自然界的整体联系中割裂出来,消除它与自然界整体之间的“自然联系”,然后再按照人的欲望和目的,以文化的、文明的“非自然形式”重新“组装”,其结果就是工业生产制造出来的“产品”。这种产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化自然”或“为我的自然”。支配着这个过程的逻辑,就是用人的“文化秩序”、“文明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逻辑。这是一个通过发展实践对自然界实行的“去自然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品中的自然秩序被打乱、消除,代替它的是一种“非自然的”、“反自然的”世界秩序。
因此,工业生产的过程是以破坏自然秩序为前提的活动过程。当人们在制造产品的实践中把自然对象从自然界的整体联系中割裂出来时,本来的自然秩序就受到了人为的破坏。因此,工业生产的实践方式在本性上就是反生态的。诚然,在生产规模较小、生产力较低的条件下,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还能够消除生产实践造成的恶果。但是,当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规模无限度扩大时,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将无力回天。个别的、少数的实践后果长期积累,就必然造成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自然平衡,造成生态灾难。可见,有限度的工业生产并非必然造成生态破坏,但如果工业生产无限度增长,造成生态系统的瘫痪就是早晚的事。
工业生产的基本经济形式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正是这种经济形式使得现代社会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成为无限度的。单就推动经济增长来说,市场经济具有其他任何经济形式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巨大优越性。这是因为它有一种推动经济无限度增长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不是来自经济外部的推动,而是来自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机制。在市场经济下,经济的增长既是快速的,又是没有极限的。为什么市场经济自身具有高速增长的内在驱动力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不仅对经济主体的能力进行了系统的培植,有利于人的主体能力的提高,而且也为人的主体能力的充分发挥创造了优越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以及自由竞争的机制都为经济的无限度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动力。“拒绝限度”——增长的无限度,是现代西方发展观的基本观念,也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共同特征。[2]市场经济具有一种推动经济无限度增长的内驱力,却不具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内在机制。由古典经济学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基础性的规律。劳动价值论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实际上就是把商品的价值完全归结为劳动的价值。这样,生产商品所耗费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就被排除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之外。在经济学的计算中,自然资源被作为无价值的东西而不予考虑。这种“资源无价值”的错误假定又根源于“资源无限”的错误假定。自然界被看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仓库。既然资源无限,那么,生产多少商品以及商品的价值就与自然资源无关而只与人的劳动相关。这种经济学不可能关注资源的节约而只能关注时间的节约;它的基本规律就是节约时间的规律;时间成为这种经济学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财富”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科玉律,资源的节约始终不能成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内在机制。
通过我们对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的分析,现代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质已经昭然若揭。
三、生存的遗忘:抽象的人道价值观的危机
以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的《新发展观》为代表的发展观,强调发展是“以促进该共同体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即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这种以人为目的的发展观,对于那种“发展天然合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因为在这种发展观中,发展本身已经不再被看成目的,而是被看成手段,人才是发展的目的。这就为对发展本身的反省和评价提供了一个价值论的基础。
但是,“发展是为了人”的口号本来就是西方传统的、抽象的人道主义的一个口号,因而它不能回答和解决当代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西方现代发展观正是以“一切都是为了人”为理由开展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都可以被冠冕堂皇地冠之以“为了人”的理由。因此,说“发展是为了人”是没有错的。但这个判断没有解决任何当代问题。因为它所说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说发展是为了人,关键是为“什么样的”人?是为了人的“什么”?它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人类?是为了穷人还富人?是为了人的眼前利益还是为了人未来的长远利益?是为了人的健康的可持续的生存还是为了挥霍性享乐?这才是解决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关键所在!
“发展是为了人”的口号之所以不能解决当代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念。文艺复兴所张扬的人文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近代的主体性哲学更是把人的地位推向了顶峰,使人成为绝对的主体,使世界成为围绕人旋转的、没有存在论根基的世界。这种“以人为本”的哲学正是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正是这种时代精神,为现代发展观所体现的“征服自然”、“改天换地”、“无限增长”、“无限进步”的价值观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因此,抽象地说“发展是为了人”和“以人为本”,是属于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还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观念,对于解决当代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离开了对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关注,“发展是为了人”和“以人为本”就仍然是一个抽象的口号。
人这个物种的“可持续生存”应当是发展的终极目的或终极价值。合理的发展,应当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之上的发展。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认为:“任何生命都把自己的生存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这是生命世界里的原则。肉体的一切机能,都是为了维持生命的目的而组成的;心灵的活动也是为了能够本能地逃脱生命的威胁,甚至是为了能够事先觉察并逃避这种危险而巧妙地形成的。”[3]同其他一切生命一样,人作为一个生物体,生存也应当成为他一切活动的最高原则或终极原则。生命是人的一切活动的载体,离开了生命,人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虽然作为人特有的生存方式的社会历史与一般生物的生存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但“活着”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始终是基本的、首要的和终极的。
从生存论的价值观出发来评价发展的合理性,对于当代面临生存困境的人类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当代人类在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造成的。而我们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主要的原因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健康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人的挥霍性消费。这种挥霍性消费并不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它或者是为了获得一种物质消费的快感,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相互攀比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为了满足“非必需”的、“非生存”的消费的发展,本身就不具有“生存的合理性”。根据生存的价值原理,个体生存的“必要消费”是必须满足的,但个体的“非生存消费”则是不必要的;在生存利益同非生存利益发生冲突的条件下,必须以牺牲“非生存利益”来保证“生存利益”,而不是相反。但是,西方现代发展观正是以牺牲种的生存利益来保证个体的非生存利益。这种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就是对生存的遗忘和背离,特别是对人类种族生存的遗忘和背离。根据生存论原理,我们的发展必须以满足个体和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基本需要为目的,反对以个体的非生存利益取代人类种族的生存利益的价值取向。
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和挥霍,人类已经陷入了资源匮乏和环境危机。这些危机说到底是人类的生存危机。既然是生存危机,那么这种危机的解决,也只有依赖于生存论的原理,而不能依赖于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原理。我们不能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贪婪和享乐,无限制地挥霍掉子孙后代用来满足他们的健康生存基本需要的自然资源。我们应当节约自然资源,把我们的生产和消费限制在满足我们的健康生存需要的限度内,以便使人类这个物种能够在地球上持续地生存下去。
把生存论作为评价发展的合理性的终极价值尺度,要求发展必须以下面两点作为它的价值目标:
第一,发展要以保证所有个人的健康生存的需要为目的。为此,发展必须遵循“基本需求战略”,优先生产和发展那些满足人民大众健康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贫困的消除和所有人的健康生存应当成为评价发展的好坏和发展程度的价值尺度。
第二,限制那些为了少数富人的挥霍性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我们之所以必须限制为了少数富人的挥霍性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的生态系统能够承受人类对它的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为了少数富人的挥霍性消费和享乐而进行的生产,无疑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丧失掉他们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从而使人这个物种(人类)失去可持续生存的机会。
生存论的价值观应当包括个体的生存和人类物种的生存两个方面。如果说,生存的原则是生命的最高原则,那么,种的生存则是生存原则中的最高原则。在个体和种族的关系中,种族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在许多物种中,都存在着为了保存物种的延续而牺牲个体的现象。当然,一般生物并没有明确的目的。生物个体为物种的延续所作的牺牲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物种长期进化的结果,在生物个体表现为一种本能。
人作为生命体也不能违背一般生命的基本原则。“种族生存利益的满足”也应当成为人的最高价值原则,否则,这个物种就会灭亡。但是,由于人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生物本能,表现为文化的、文明的、历史的生存方式。这就为人类行为以个体利益取代物种利益提供了条件。我们看到的人都是个体的人;个体的利益是时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现实的利益。而物种的利益却离人们的生活那么遥远,以致被文化、文明所遗忘,被个人利益所遮蔽。特别是当文明的发展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取代了群体本位的价值观,人的生存利益就完全被个体利益所取代,物种的生存利益早已退到了被人类遗忘的角落。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意识形态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意识形态,因此,在“个人本位”支配下的一切人类行为,都必然表现为对物种的生存利益的遗忘,甚至为了追求无限膨胀的个人利益的满足而不惜以牺牲物种的生存利益为代价。
为了满足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贪婪追求,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造成了资源匮乏,并使得地球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这正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人的种族利益的典型表现,因为足够的地球资源和稳定的生态系统是人这个物种生存的基本条件。种的生存利益的实现之所以成为人的生存的最高原则,是因为种的生存是个体生存的延续,只有保持物种的生存,才有绵延不断的个体的生存;如果失去了种的生存条件,也就意味着个体的生存失去了延续的可能性。因此,在种族的生存中就内在地包含着个体生存的持续性。要实现人的个体生存的持续性,就必须把种的生存利益的实现作为生存的最高原则。
要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我们就必须超越西方传统人道主义,确立一个以人类种族生存利益为核心的新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93.
[2]刘福森.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发展伦理学[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103.
[3]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