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静仁过去是从事散文创作的。他在散文领域的成就令人瞩目，并被认为是新时期散文界的一匹黑马。我对资水的认识，便来自廖静仁的散文。他对资水岸边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命运的关注，他散文中充满浓郁风情的吊脚楼，以及在渡口、船只与吊脚楼之间来来往往的各种人物，各种人物的生活世相、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等等，都曾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又读到廖静仁关于资水的小说创作，我强烈意识到，廖静仁有一种鲜明的自觉，那就是用文字再现资水世界，用文字再造一个资水世界，用文字虚构一个资水世界，一句话，用文字为生养他的资水写一本资水传记。
这是一个平凡的梦想，每一条河流的儿子都可能曾经萌发过这样的激情与冲动；但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因为这个梦想的实现或许会让资水像酉水、沅水一样，变成一条文化的河流。还因为实现这一梦想的难度，把一条自然的河流艺术化并非易事，它需要超凡的艺术勇气、把握能力以及独到的观念视野。就我对廖静仁散文的阅读和目前接触到的小说作品来看，实现这一艺术理想不是不可能。
据廖静仁先生自己说，他是从2013年开始小说创作的。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读到了他的多部中篇，《圆满》《铜锣》《残烟》《红了桃花，白了梨花》《资水船歌》等，总字数接近20万字。这无疑是丰硕的成绩。而且每一部都独具特色，闪烁着令人炫目的光芒。《圆满》中萦绕的大爱与大善，《铜锣》中高耸的朴实与正直，《残烟》中的压抑、荒唐与真实，《红了桃花，白了梨花》中的欢娱、野性与悲剧，《资江船歌》中简单而温暖的幸福、平凡而伟大的奉献……让人对一条叫资水的河流油然升起神往、热爱、拥抱之情。
廖静仁的题材领域十分宽广，资水两岸的世界他都可以涉足、都可以把握、都可以书写。《圆满》的背景地不仅有作家熟悉的资水、唐市镇，也有一般人不易把握的场所和地域，即寺庙。作品的焦点有慈善山的慈善寺、唐市镇的青石板街巷，慈善寺的圆满和尚一直梦想将慈善山变成葱绿的花果山，青石板街上曾经秀发飘逸、身段窈窕的大夫慕容白一直在小诊所里，不声不响地做着悬壶济世的小事。作家的笔端在圆满和尚和慕容白医生亮点之间来回穿梭。但世事诡谲，慕容白的丈夫在文革中被冤枉致死，而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之后，郁郁葱葱的慈善山被开发商看中，面临被毁灭的厄运。在时代风云捉摸不定的变幻中，清晰而坚定的是，圆满和尚默默的开荒浇灌、化缘树苗，慕容白一如既往地在唐市镇治病救人，更为温暖的是，圆满和尚上街化缘途中总忘不掉对慕容白的探视和关怀，慕容白定期上山烧香祈福。圆满和尚用钟声传递对慕容白的鼓励，慕容白用上香、捐助表示对慈善寺和圆满大师的感激。他们有共同的信念，就是大爱与大善，他们不断给予对方的还是大爱与大善。这是一种“圆满”的交往和来往，避免了一切俗套与猜忌，乃至亵渎。也是一种“圆满”的结局。慈善山保住了，圆满和尚完成了师傅和自己的梦想，慕容白的丈夫也恢复了名誉，她享受着唐市镇和小镇上所有人的尊重，她依然上山上香，并且只有她懂得慈善山和慈善寺。在作品充满诗意的叙述中，我们最终看到，一个和尚与一个大夫达到了圆满的交流，神圣世界与俗世世界达到了圆满的沟通。在这最后一刻，读者会幡然觉悟，如果不是如此构思，如何把一个寺庙与一个小镇、一个诊所，如何把一个和尚与一个女性医生，叙述得如此含蓄、丰沛、唯美、自然。我们不难感受到作家在叙述中所坚持的隐忍和节制，一种精确至极的尺度、一种不急不缓的节奏、一种淡定与激动。
廖静仁当然不只是会写青石板小街与寺庙，他也擅长刻画资水岸边的基层干部。《铜锣》和《红了桃花，白了梨花》都是典型的代表。《铜锣》中的“黄铜锣”从教师、宣传部专干、教育局长等一步一步成长为县长，与中国很多基层干部的成长轨迹没有多大的区别。这样的干部的职业生活并不容易写出艺术感和艺术特色。《铜锣》的引人注目便在于，作品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黄铜锣的职业生活上，而是在黄铜锣与妻子雪红梅不冷不热的婚姻生活中，穿插叙述黄铜锣的职业生活，并反复将祖先传下来的铜锣作为符号和象征不断强化。因此使得一个以刻画基层干部为开端的作品，演绎得更像一个带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婚姻题材类作品，更令人惊奇的是，作品中没有婚外情、没有二奶三奶、没有三角恋等等常见的虚构。黄铜锣与雪红梅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黄铜锣地位的变化，不是因为家长里短的家庭矛盾，不是黄铜锣贪污腐败也不是因为雪红梅年老色衰，而仅仅是因为无论黄铜锣的职务怎么升迁，在雪红梅的眼里，永远是一个老土，如同他的那面祖先的铜锣。雪红梅的强势和高傲不会因为黄铜锣当了县长而改变，黄铜锣不会因为当了县长而放弃铜锣，而铜锣代表的是黄铜锣的血液，代表的是从井湾遗传的本分、善良、朴实、正直。因此，可以说，是两种不同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冲突，导致黄铜锣与雪红梅的矛盾始终不可调节。把黄铜锣，把一个县长，置于一个井湾男人、一个永远不会放弃铜锣、不会背叛铜锣的农民的位置上来刻画，是《铜锣》超出一般基层干部题材作品的关键之处。同样的是，在《红了桃花，白了梨花》中，作家把女县长陶花红也放在井湾社会里来写，把陶花红当做井湾的一个女人来写，尽管作品花费了不少篇幅描写陶花红在政治进步上的努力，作品也事实上写了陶花红对官场语言和套路的老练和熟络，但外面更多的感受到陶花红是一个有欲望的女人，与井湾的普通女人一样，她渴望疯狂地做爱、渴望被郭阉匠一次次征服，她也会像普通女人一样温存和柔情似水。这是真实的人性，但却很少被真实地描写和刻画。这在同类题材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
也许廖静仁更熟悉或更擅长讲述的，是资水两岸普通人的世界。《残烟》和《资水船歌》就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残烟》讲述了一个家庭悲剧，一场火灾夺去了岩爹一家三口的生命，但外人很难明白火灾的缘由，也很难知晓火灾发生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很难彻底辨别三个被烧死的人的姿态和身份。这个从头到尾充满压抑氛围的作品，极其隐晦地暗示，在群山莽莽的老山界，人们有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系，比如岩爹与他的儿媳山伯母、岩保队长与他的儿媳。少女枣花看出了这一可能被冠以“不伦”的习俗，并认为“龌龊”，但正如岩爹所说“一地一乡俗”，这种公公儿媳之间暧昧的关系也许是山村接受、认可并延续了无数代人的习俗。从作品中看不出儿子的警惕和不满，比如山宝是否知晓父亲与自己老婆之间的暧昧、是否充满警惕或不满，岩保的儿子是否知晓父亲与自己年轻老婆之间的关系，等等。岩爹担心这一古老或不伦的习俗为外界不解或不接受，所以特地提醒篾匠“就怕你们平地人在我们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也有少见多怪的时候哩”。意味深长的是，岩爹提醒篾匠是以德高望重的长辈，是以大山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身份开场的。他的威严、深奥、锐利，让平地来的篾匠毕恭毕敬，同时也让我们明白，在老山界公爹与儿媳之间的关系是公开的或正当的或被默认的，不是一个家庭如此，是一座山都是如此。这一叙述逻辑发展，突然让我们陷入空白、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并疼痛无比。所幸廖静仁并不总是讲述令人压抑的资水世界。《资水船歌》就是一个阳光、温暖、酣畅的资水世界。一个依靠摆渡的驼子，一个不敢奢望爱情和婚姻的男人，一个只能用资水浇灭滚烫欲火的男人，却意外因为救人获得了寡妇王翠娥的爱情。王翠娥的性感、年轻，桂驼子的佝偻、年老，让资水岸边、让井湾所有的男人都充满羡慕、嫉妒。贫穷得只有一条船的桂驼子在船上随着波浪做爱，在无人偷窥的江水裸泳嬉戏，他们以船为床、以天为被，过着简单而幸福的摆渡生活。但在挽救一条被山洪冲走的货船的过程中，驼子与老婆双双被洪水卷走。两个从不被人重视和注意的普通人，在危急时刻义无反顾的牺牲，让井湾和资水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这是我能读到的廖静仁小说的概貌。这是一条河流的概貌。对资水，我相信，很多人与我知道的一样少、一样有限。对自然的河流，有一套规范、准确的科学语言来描述，对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命意义的河流，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描述，从成长、从记忆、从情感、从人生、从命运等等的角度来叙述，因此让我们对河流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而居，人类依赖河流生息繁衍，生存发展，因此，从小说的角度书写一条河流，无疑要刻画生活在河流两岸的人民，无疑要深入河流两岸人民的命运和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审视廖静仁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作家的追求和努力。
首先，廖静仁的小说建构了一个资水人物画廊。在我所读到的几个作品中，有技术精湛、身材魁梧、面宽额阔、双目有神的阉匠，有在女性与女性领导双重角色之间压抑挣扎的基层干部，有由农民脱胎而成县长的“黄铜锣”，有美丽而不幸的小镇医生，有善良执着的和尚，有残疾的船夫，有风韵火辣的寡妇……这一个个资水岸边不同时代不同命运的人物，行走在资水两岸的山间小路或青石板小巷，让在他们身后亘古湍流的资水成为有生命的河流，有意义和价值的河流。这些人物中的大多数都带有资水的烙印，有鲜明的地域特征。郭阉匠的闻名不仅因为他阉割手艺和长相，更因为驯服女人的手段和功夫。郭阉匠经不住陶主任和干部体制的诱惑，一步一步被陶花红束缚走上机关和干部的人生轨道，但此种改变命运或身份的方式因为建立在陶花红对欲望的贪念上，因而注定会酿成悲剧。这样的人物在山村或农村并不鲜见，他们比一般男人精明能干，但面对命运的重要时刻又表现出特有的老实和憨厚。郭阉匠是井湾的能人，是井湾女人眼里的英雄，面对要阉割的动物，他胸有成竹，是个训练有素的艺术家，但对井湾以外的世界和生活，他就是一个不及格的小学生。公社干部陶花红也是作家刻画得较为成功的女干部。对女性干部的塑造，作家们要么回避她们欲望和本能的那个世界，要么把她们作为更为强势的男性干部的附属品来描写。而在廖静仁的笔下，陶花红既不是某个领导的相好，也不是为了事业而拼命压抑自己的女强人。她是既追求事业又保持着旺盛欲望的真实女人。她默默倾听山村妇女对郭阉匠的议论，想象郭阉匠是一个什么男人，她悄悄观看郭阉匠艺术表演式的阉割，她利用握手的机会勾郭阉匠的手心，她主动支开周围的人安排与郭阉匠的幽会，她把郭阉匠调进单位、控制郭阉匠的社交……无论是规划人生进步还是满足欲望冲动，陶花红都做得周密、隐秘，不露丝毫痕迹。这是一个内心丰富而真实的女性干部，如果这样的女性干部穿梭在平原或城市或郊区，你难以相信的话，那么说她行走在资水，也许你会打消疑虑，因为资水是独特的，资水的女人也是独特的。黄铜锣这个县长也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县长，他是资水养育出来的县长。黄铜锣一出生就刻上了资水的历史和姓名。他的父辈祖辈世代在资水岸边的山村里履行着值更的职责。铜锣与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他的名字记录着家族的职业和命运，也铭记着母亲的品行和遗嘱。母亲以铜锣为镜梳妆打扮并教育他常常对着铜锣照照自己，这一常年累月的潜移默化最终雕塑了黄铜锣的秉性，成为影响他命运的决定性依据。当然，桂驼子更是资水的驼子。他的人生和命运与资水融为了一体。他依靠资水的渡口谋生，资水给他送来美艳的寡妇和儿子，最后资水也带走了他的生命。其它的人物，如风情、野性、大胆的少妇吉冠英，懵懂的光弟，村支书光先，倔强的少女枣花，队长岩保，等等，都带着资水的波光闪烁在作品的文字之间。这些人物共同托举出一条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河流――资水。
其次，廖静仁在探索影响资水人民命运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困境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廖静仁所写的人物诚然都生活在资水两岸，但影响这些人一代又一代生存发展的并不是资水，或者说不仅仅是资水。在《红了桃花，白了梨花》中，无论有多少女人喜欢，无论自己在井湾活得多么滋润，郭阉匠都难以克制自己对成为机关干部的冲动。这一心理正是陶花红可以成功控制郭阉匠的奥秘。尽管最终郭阉匠的命运以悲剧结束，但一直以来，渴望走出山村、走出农村，渴望摆脱农民身份的，岂止是郭阉匠？岂止是一个郭阉匠？农民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进入、分享、把握更大的世界，这是一个千百年来就存在的梦想，但历史和社会为此提供的方式、手段和机遇几乎没有，或者说微乎其微。这是农民命运的宿命。某个角度讲，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发展，正是为了向包括农民在内的每一个人提供更加公平和更加丰富的机会和手段，而不是像郭阉匠那样只有凭着身体的原始本能。在《圆满》中，欧阳青因为曾经接触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地下党负责人李正，而被抓走，并被错误地枪毙。这一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突然变故，改变了年轻慕容白的一生，也让唐市镇失去了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从而让慕容白不仅仅是一个继承和完成丈夫职责的女人，更是一个试图普渡苍生的虔诚的居士。在《铜锣》中，黄铜锣因为被诬陷，不仅住进了医院，而且错过了再次当选县长的机会。但他也因此获得了反思自己人生的机会，并做出与雪红梅离婚、回到井湾的决定。黄铜锣看似顿悟的选择，其实是对官场不健康生态的无可奈何。超越官场生态困境远远不是黄铜锣的个人努力能够企及的，它需要政治文明的进步和成熟。这些人物所遭遇的历史和现实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虽然在资水以外的世界也存在，但一旦它们与生活在资水的具体的人物相联系，便成为了资水的历史细节和社会内容。
其三，廖静仁的小说成功地创造了资水地域符号。在上述所提及的作品中，都涉及唐市镇、井湾。作品在不同的地方，对唐市镇和井湾的地形地貌、气候物产、社会风情，等等，都给予了细腻而丰富的描写。这些地域背景是圆满、黄铜锣、郭阉匠等资水人物活动其中的空间舞台，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是他们活动的时间轴，由此得以构造出资水社会的立体空间。可以想象，唐市镇、井湾这些资水符号将随着廖静仁的不断创作、不断丰富和深化，最终将成为寻找、阅读、理解资水的文化符号，如同我们今天理解湘西与沈从文创作之间的关联。这是一个小说家最大的贡献和荣耀。
廖静仁有自己熟悉的资水，他出生和成长在资水，并与资水一直往来；他有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追求，这就是写出资水的前生今世；他也有不可否认的对生活的把握能力以及讲述资水世界的实力。目前廖静仁的小说作品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他的艺术实践是极有成效的，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他能写出一部引人注目的资水传记；我也相信资水会超出它在河流层面的价值和地位，而成为一条文化的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