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我在《当代》上发表了《沧浪之水》。小说写的是环境对人温柔的强制性同化。在我的理解中，市场的力量太强大了，权力的力量太强大了，功利主义的力量太强大了，因此，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跟随着功利主义的召唤选择人生方向，那不但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别无选择的。
市场经济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它不但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水银泻地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决定了功利主义的合理性。一个人站在它的对立面，不但是无法生存的，同时也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功利主义是不是就有了其全部的合法性？在我们的生活中，功利主义展现着自身强大的力量，并以生存的理由拥有着道义的合法性，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
这都是生活的正常状态。我不否定功利主义，想否定也否定不了。问题是，功利主义的合法边界到底在哪里？仅仅是法律吗？法律其实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底线，他们勇于做任何不违法的事情。这种状态，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形成了大片的灰色地带，这里是潜规则纵横驰骋的地带。在我看来，在这个法律之外的地带，还要有一种力量的制约，否则我们的社会就太令人沮丧了。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写作《活着之上》的。我这时的心情，与写《沧浪之水》已有所不同。我理解功利主义，人要活着，不可能没有功利主义。但我又不能承认功利主义的无限合法性。总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这就是良知。
我在小说中设置了以曹雪芹为代表的历史上的文化英雄群像。他们以自身的血泪人生，证明了超越功利主义的价值选择的存在。“这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不论有什么理由，我们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我们不是文化英雄，我们跟小说的主人公一样是平凡人，可平凡人也需要有一种信念。有了这种信念，我们才能够保持一种正常的人格，并提升做人的底线。
有一位朋友看了小说之后说，功利主义的力量太强大了，你设置的那些文化英雄的力量，平衡不了现实的力量。这就像一杆秤，货物太沉重，秤砣不够大，这秤平衡不了。他的话说到了我们生存状态的核心问题，生活现实就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承认自己的小说还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这是主人公的困扰，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困扰，也许还是更多人的困扰。
（附：对话）
问：您一直在高校任教，三十多年您对于教育界的诟病肯定有更深刻的认识，能谈谈吗？现实生活中，您是怎样的老师？
答：我1984年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高校教书。比我们长一辈的老师，他们的思想可能比较保守，视野也比较狭隘，但在为人师表方面，总体上说做得比我们要好。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种功利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氛围中，对现世的自我看得更重，几乎成了核心价值观。如果说教育界有什么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价值观的扭曲。这是一切教育乱象的根源。至于我个人，基本上还算一个对学生有爱心有责任感的教师吧。但是对学生投入的精力，是很不够的。
问：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您笔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作为医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从最初的“迂”到后来“与时俱进”当上卫生厅厅长;而《活着之上》中的聂致远，却能在生活的种种艰难中依然选择了坚守。这部作品背后，我想必然隐含着您本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可是，聂致远的选择，是否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您是真的对这个世界充满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吗？
答：在写《沧浪之水》的时候，我的基本想法，就是功利主义的力量太强大了，生活中诱惑太多了，一种精神力量是无法抵抗的。但后来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功利主义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它的合理性合法性不是没有边界的。它的分量非常沉重，但总需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活着之上》表现的就是这种平衡的力量。这种力量虽然不够强大，但有它或者没有它是不一样的。有了这种力量，人们至少可以找到坚守生活底线的依据。聂致远并不是一个文化英雄，他的选择也只是努力坚守良知的底线，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人物并不是凭空想象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而且没有生活得那么纠结。对这个世界我不敢说有多么乐观，我的小说也没有那么乐观，但世界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么悲观。
问：在写作中，您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小说中一些人物或事件是否有人对号入座？
答：写作中最大的障碍，或者说最困扰我的东西，就是怎么才能写出一点儿原创性。当然我也很担心有人来对号入座，幸运的是，这种事到今天还没有发生。
问：您是有些方言口音的，这会影响您的写作和教学吗？作品的语言风格，是顺其自然还是有些刻意追求？您希望达到一种怎样的风格？
答：我从小在长沙长大，口音中方言的意味很重，哪怕在北大读了四年，还是乡音难改。这对我的教学效果可能有一点儿影响，所以我从来不参加教学竞赛。我小说的语言风格，从来没有去设想过，基本上是顺其自然。我在叙事中追求的第一是好看，第二是耐看。
问：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在加拿大留学，当时出国是什么原因？在国外的经历是怎样的？为何回国？
答：我读小学是在“文革”中，那时很偶然地读到了《红楼梦》《贵族之家》，很有感受。也许那时候就爱上了文学吧，但是没想到自己会跟文学产生职业性的联系。1979年，我在工厂当工人，准备考理科，一次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湖南省建国30周年青年文学竞赛，写了个3000字的短篇，得了奖，这让我下决心改考文科，从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我的大学同学还在文学中坚持的已经不多了，十分之一吧。
问：最初走上写作之路，顺利吗？经历过退稿吗？哪些人给过您最初的鼓励和帮助？
答：没有谁走上写作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退稿是每一个作家都经历过的。《沧浪之水》还被退过稿呢。具体的过程在这里就不说了，怕当年的编辑不高兴。很多人都给过我鼓励和帮助，比如《当代》的编辑周昌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杨柳。我最想提到的就是北大的马振芳教授。我北大的毕业论文就是一个中篇小说，是他同意我用小说代替论文，并推荐发表的。
问：您的小说一直手写？与网络的关系是否不够密切？现在教学中也广泛使用电脑，为什么写作上如此“原生态”？
答：我的四部长篇小说都是用手写的，也是有手稿的。我也能够用电脑写东西，但是很慢，像捉虫一样。也许是对新事物不够敏感吧。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在教学中也不用多媒体。
问：《活着之上》先后修改了十一次，修改多是哪些方面？
答：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先写出手稿，请打字员录入，然后在打印稿上修改，再录入，再修改，如此反复，最后定稿。《活着之上》就是这样反复了十一次，基本上是修改了一年，每个月修改一次。修改一方面是改错别字，另外不断地完善艺术和思想表达。小说原稿理性的东西比较多，因为写作时间很长，有重复表达的地方，后来删了很多，也补充了一些自认为很生动的细节。赵平平的形象也往好的方面调整了。
问：能否说，网络对您的生活基本不构成影响？您利用网络都做些什么？
答：可不能这样说。我每天都上网，看新闻、收发邮件等等。偶然也关注一下八卦。我觉得网络真的太神奇了，一个邮件在全世界各地都能够收到，那么在没收到之前它到底在哪里呢？
问：写作于您，意味着什么？像您这么慢的节奏，在网络作家看来是难以想象的。您对于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愿意作何评价？
答：写作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还是我的信仰。它对我意味着事业和梦想。我写得很慢，但是我一点儿都不遗憾，因为我想表达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如果没有那么多，而努力去写，那就必然会有水分。鲁迅一辈子还没写过长篇，只写过一个中篇呢，但我觉得他想表达的东西都基本上表达出来了，如果他有遗憾，那么遗憾也不会很大。对于网络文学，我真的没有读过，也就没有资格评价。
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让人看了心酸、悲哀。尤其是赵平平，经历了那么多心理的身体的折磨，对于人生的哲学也很通透，能够想到诸如“想一想人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意思，地球诞生都有几十亿年了。我长寿活一百年，还没有活够它生命的最后一秒……想一想自己的一辈子就那么一点儿，一瞬，心里就坦然了，淡定了，无所谓了，有什么可哭的？”想那么多，明白那么多，最后也依然一头扎进滚滚红尘。这就更让人觉得悲凉。这种种人生体悟，您怎么能把握得如此细腻真实？
答：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感觉，也可以算作我的一个情结吧。我的小说都有这种情结渗入其中。因为这种心情，我可能往时空意识方面体验得更多一点儿，感想也多一点儿，就写到小说中来了。时间真的太伟大了，我用我第一部长篇中的一句话来作为这次采访的结尾吧：“一个人一旦意识到了时间，他就与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我二十年前写下的句子。
反响
荣获2014年首届路遥文学奖
2015年3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文艺出版共同主办的“阎真长篇小说《活着之上》研讨会”在京举行
荣登2015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好书榜”
荣获《当代》长篇小说2015年度论坛 “五佳小说”
阎真试图告诉读者的真相――生活的本质可能就在于“主流”之外，活着的意义很大程度也并非是为了理想，人们坚持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一些根深蒂固的简单道理，但坚持总归是被磨损和伤害，这倒成了活着的基本定义：暧昧、腐蚀、妥协，以及微不足道的挣扎与抵抗。
――云界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书评人 袁复生
活着之艰之难，阎真给予了充分理解――并以细致具体深入之笔触，充分写出了生活的痛感――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召唤：必须扼守内心独立人格，精神上有坚守。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阎真的《活着之上》与之前的《沧浪之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次的主人公――历史学博士生聂致远，遭遇的是弥漫于当下高校的学术腐败。由此显现出来的，则是当下高校的行政干预学术、资本侵蚀权利的体制、规则与风习。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白烨
《活着之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捉摸不定的时代，这是一个缺乏诗意的时代。它，应该隐含着作家对中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化批判和非常矛盾的情绪。
――怀化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郭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