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代是汉民族完整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当时的政治制度、专业学科、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等，不但互为影响、互为利用进而共同发展，也影响着后世几千年的整个中国社会。其中与社会人息息相关的民居建筑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它不但对整个中国的建筑史影响极大，也影响着人类生活中的另一种特殊建筑――墓葬。汉代人们不但注重阳世生活的质量，也同样在意肉体死亡后的归宿。对生命的眷恋使得视死如事生的观念在当时十分受推崇，这一思想也真实的反映在对阳宅与阴宅的建造上面。
[关键词]建筑；汉代民居；汉代墓葬；影响
汉代是继秦以后一个疆土辽阔、历时较长的大王朝。秦王朝对全国的统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汉代也是汉民族完整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许多当时的政治制度、专业学科、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等，不但互为影响、互为利用进而共同发展，也影响后世几千年的整个中国社会。其中与社会人息息相关的民居建筑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它不但对整个中国的建筑史影响极大，也影响着人类生活中的另一种特殊建筑――墓葬。
建造地点方位和时间的选定
汉代民居建筑与墓葬建筑虽然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建筑形式，但由于根深蒂固的视死如事生的观念影响，民居建筑与墓葬建筑在建造地点、建造方位以及时间选择的原则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民居建筑的营造地点和时间的选择主要以日常生活习惯和对生活中不祥事物的规避为主要原则。而墓葬建筑的择时择日，除盼望逝者入土为安的原因之外，更多的是希望趋吉避凶、泽被后世。从实用性上来说略有差别，但两种建筑类型隐含的辟邪功能却异曲同工。
农耕社会的土地，对居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审其土地之宜”自然成为择宅的首要条件。建造时间的选择更是与农耕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吕氏春秋》中记载有不能兴土木的季节与树木生长的旺季相一致，比如：孟春、孟夏、季夏；可以修建或动土时间又与农忙结束的时间相吻合，比如：孟秋、仲秋。《四民月令》中也曾记载，修缮房屋的时间一般是集中在每年的九月和十月。秋季对于农家而言，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空闲时间相对宽裕的时候。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来讲，都十分适合在此时进行各种大型繁杂的工程。
关于墓葬的建造时间，在《论衡・讥日》篇中记载：“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葬历》记载：“葬避九空地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耦相应，乃为吉良。不合此历，转为凶恶。”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择时、择日对于墓葬的建造来说，不仅重要且需要按照阴阳五行为原则，刚柔相合。
另据《论衡》记载，汉代流行的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创立的五音相宅法，不仅适用于阳宅的方位确定上，在选择阴宅方位中，也有很多人使用这种方法。两种不同性质的建筑使用同一种选择方法，无疑证明了汉代先民，对于阳宅和阴宅同样十分重视，也是对视死如生观念的充分诠释。
建筑结构
一堂二内的格局，在汉代时期可能是比较普遍存在的民居形式。证据来自于《汉书・晁错传》中的记载，汉文帝时晁错曾在关于迁徙北方边地百姓的提议中，建议政府为百姓修建“一堂二内”的住宅作为安置房屋。虽然不能作为汉代民居的统一模式来理解，起码应该是当时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从现已出土的汉代明器中的房屋模型综合来说，当时的建筑形式还是比较多样的，一字型、曲尺型、二进式都有确切的实物出土。如河南陕县刘家渠出土的东汉陶屋就是前后两进式平房。[1]
院落是民居重要的组成部分，比较讲究的家庭，院落一般由筑墙将四周围起，并在院中会栽种树木美化环境。如《汉书王吉传》中曾记载西汉时长安的王吉家中就种有枣树。《艺文类聚》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长安刘向家的院中植有大榆树。越来越多的汉代考古资料不断为这些记载做了证明，比如，四川新都汉代桑园画像砖中，住宅院落中明显可以看到有大片的桑树。德阳汉画像砖中宅院里种植的不但有柳树还有榆树。[2]
经济条件更好一些的富人商贾居住的民居，不仅规模更大，建筑结构也更为复杂。其中，除了包括起居室、卧室、厨房、厕所之外，还有饮酒设宴的专门场所、马厩、车库、仓库等。河南郑州南关159号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砖，画面描绘的既是一座大型庭院。结构为前后两院，前院临街，院内种植有花木，后院为两层楼房系主人日常起居使用。建筑整体规划合理且颇有气势。[3]
汉代民居的这些基本模式，在后代仍然被不断的模仿和沿用。它们不但对中国传统住宅的营造模式产生着广泛的影响，也同时影响着墓葬这种特殊的地下建筑类型。西汉早中期的咸阳杨家湾四号汉墓，由墓道、墓门、中庭和墓室几部分组成。墓道平面呈曲尺型布局，与当时民居的基本布局式样极为相似。[4]
南阳赵寨砖瓦厂出土的西汉画像石墓，结构为二进式，平面接近方形，与基本民居类型中堂在前，内在后的结构相似。[5]西汉晚期至新朝画像石墓的布局和空间结构与阳宅一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结构更加复杂，墓室功能划分更加明细。这与当时大型民居的形式更为相似，特别突出了主与次的分别。回廊式的广泛应用不仅是结构的变化，也隐含了类似庭院筑墙的功能。如，唐河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墓，平面呈“回”字形，墓前部增加了一个前室及两侧库房，使得原形制中的前室变为一个近正方形的中庭，从而形成一个具有中轴线的前室、中室、后室的结构。这是我国发现较早的纵三室墓葬之一。[6]东汉以后墓葬与民宅的之间相互契合的最明显特征是：墓葬开始出现宅第化倾向，普遍开始带有墓道，墓葬空间不再拘泥于传统箱型结构，如同民宅一样开始出现多种类型和不规则类型并存的局面。
墓葬与民居结构越来越接近的特点，不仅与厚葬之风愈演愈烈相关，也与当时社会财富的增长快速，以及举孝廉制度的兴起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
建筑构件
地砖：以砖铺地在战国时期的居室中已经出现，汉代时铺地砖的质量大有提高，多采用砖作斫磨技术和石灰作建筑的胶结料，通常用方砖和条砖铺地。如洛阳西郊西汉居住遗址地面用方砖和条砖双行铺盖而成。住宅中的铺地砖大都铺在室内地面和室外檐口下，显然是为了起到防止潮湿、解决雨水冲刷、排水、防滑和保护地基的作用。 汉代墓葬中以砖铺地的形式也不在少数，如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中，墓底用小砖平铺而成。河北望都汉代壁画墓中，地面用方砖和长方形砖铺地两层，砖下用砂作垫层。虽然地下墓葬没有雨水冲刷的麻烦，但是渗水和防潮也是墓葬建筑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宅门：据考古资料显示，汉代的门，多为长方形板门，分单扇和双扇门，此外还有带轮子的拉门，以及可以向左向右开启的活动门。《潜夫论・忠贵》中记载，东汉的贵族曾经以铁做门枢，借此来加强宅门的安全功能。门上通常设有、臬、阃、植，这四种器具名字不同但用途大致相同，类似后代的门插。江苏徐州东汉墓画像柱门阙中央绘有阃或是植，陶楼门中央则有挡门扉的臬。相比与宅门，墓门的出现不仅出于对墓葬主人在另一个世界的安全考虑，更兼有防止盗墓现象发生的实际用途。在西安交大出土的壁画墓中，主室呈长方形，墓门位于南壁正中，原装有木质门扉，门框前有竖砖保护，木质门扉之外还有一道封门砌砖。木质门扉在后来被石质墓门所替代，更加坚固安全性能更高。墓门的样式与宅门的样式基本相同，多采用双扇长方形板门。
无论是宅门还是墓门上，通常门上皆有铺首。“铺”的本意就是指宫殿、店铺、家庭的大门，“首”既是上面的意思。铺首实际就是大门上衔门环的东西与门环相互配套使用，也称铺首衔环。铺首有两个方面的功用，一是为了便于开拉门户，二是为了客人来访时叩门之用。汉代时铺首已经非常盛行，也许是因为萧何当时给刘邦建造未央宫时安装了非常华丽的铺首起了带头作用，使得人们竞相效仿。而后，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奢侈之风盛行，铺首从形式到制作上都日益奢华和精致。
汉代人一直认为肉体的死亡并不是整个生命过程的结束，而是另一种新生活的开始，所以他们把现实中的流行风也带到了墓葬里，铺首画像石也也随之应运而生。在南阳出土的墓门画像石中，铺首的形象随处可见。如1977年出土于方城城关镇的汉画像石墓门上，[7]铺首上部立一朱雀双翅伸展雀跃而舞，中间的铺首栩栩如生，宽眉巨目，唇边有须，露齿衔环，下部刻一武士，体态彪捍威风凛凛。汉画中的铺首一般都是五官突出，如狼似虎，双目圆睁，鼻子硕大，面目狰狞给人一种恐怖神秘且不可侵犯的感觉。与宅门不同的是，墓门上的铺首多为描画或雕刻完成，实用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中的辟邪驱凶作用依然相同。
窗户：汉代民居的白昼采光措施，主要依靠住宅的窗户和门来解决。窗户多是在墙壁上穿孔，插上木条完成，每间房屋大多有两个以上窗户。《说文》中有载，“穿壁以木为交窗也”。为了更好达到采光的效果，门窗通常是设置在房间南壁上。窗户不仅用于采光，还是室内通风的孔道。如广州汉墓陶屋悬山檐下所设通风窗面积虽小，但因其位置高，能对通风产生良好作用。同时，因为窗户设在屋檐下，可防止雨水和风压的干扰。
窗户的设置对于墓葬来说，并无实际用途。但在汉代墓葬中窗户的出现并不是孤证，而且窗户的样式也很多。不仅有直窗棂，还有斜方格窗、琐纹窗等式样繁杂的设计。通常窗户雕透的缝隙较小，主要以装饰性为主。比如徐州汉墓的索纹窗，窗框内雕有穿璧图案，但实际并未雕透，并不能起到透气作用。[8]广州西汉墓出土的干栏陶屋中有五个直棂窗；四川内江崖墓中出现的直棂窗，窗框为井字形下部呈绶带曲折形，采用直棂设计，但中间的间隔非常小。四川德阳汉墓石室大门左侧设计有一个小窗，窗棂横向装置。墓葬的窗户一般设置在门的旁边，缓解了长方形板门和窄长的墓壁造成的视觉上的单调感。
建筑墙壁绘画装饰
汉代民居不但在营造技巧和结构上飞速进步，也更加注重住宅的美观性。屋顶及窗户的变化越来越多，住宅墙壁的装饰也成为美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高大的墙壁最初是为生活安全做保障，装饰性不强，多是以泥抹墙壁，再涂上白垩。《急就篇》记载：“泥涂垩垣墙。”颜师古注：“泥涂，作泥以涂饰之，及塞隙穴也。垩，白土也。”由此可知，当时用白垩涂饰墙壁应该是很普遍的。墓葬中也同样有这样以白灰涂墙的习惯。在密县打虎亭2号汉墓中，各室壁上都粉刷有一毫米至一厘米左右不等的白石灰。但在汉代社会上层的建筑中，并不仅仅只有白垩涂墙，还多彩绘有各种图案。《文选》中记载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描写了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宫殿中的壁画“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汉书》中载，武帝时画川王刘去宠姬陶望卿住宅绘画。建筑绘画的内容包括人物画、动物画、植物画、神灵怪异图案和几何纹图案，类型很多。在皇宫建筑上不但有古代的圣贤明君、近世名臣，也有桀、纣等暴君；此外还有“天地泰一诸鬼神”。这些绘画不但对主人和来宾都起到了欢娱心理的作用，还有很多是以道德教化、求吉避凶和纪念为意图的。
在这样一个建筑绘画很普遍的时期，也催生了一种带有壁画性质的画像墓葬形式。这种形式主要分为画像砖墓、壁画墓和画像石墓。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这种墓葬形式是非常普遍的，从已知的考古资料中显示，两汉时期在河南南阳及周围地区、山东、江苏、四川、甘肃、甚至内蒙古地区都有这种类型的墓葬存在。虽然各地的墓葬结构和画面布局稍有差异，但性质大体都是相同的，画像墓不仅仅是用颜料在墓葬墙壁上涂绘，大多数墓葬中是以石为底，以刀带笔的将图案花纹雕刻在砖石之上，以达到永久存在的目的。所绘画面内容与住宅内的绘画内容基本相同，有宣扬明君贤士的历史故事；反映歌舞升平的乐舞百戏；驱邪避凶的神人异兽；传说里的天帝太一四方神灵等。不但有装饰墓葬环境的功能，还兼具教化和祈求辟邪祥瑞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汉代民居的建筑结构对墓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不但注重阳世生活的质量，也同样在意肉体死亡后的归宿。对生命的眷恋并没有因肉体外在形式的改变而放弃追逐，生与死似乎没有明显的界限，同样都是生命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人们对民居和墓葬才会有同样审慎的态度。正是这样的思想，才造就了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建筑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