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绍兴师爷”是明清时期幕府制度与绍兴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是清代幕友的主流，在政治舞台、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绍兴师爷发端于明中期，形成于清初，在雍正时期，受到政治因素以及新兴的行政措施的影响，绍兴师爷得以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绍兴地区的知识分子受到科举问题的困扰，综合生计的原因，结合当地的历史人文传统，也成为推动绍兴人入幕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绍兴师爷地理因素历史传统政治因素以幕养学
“绍兴师爷”是清代一个独特的地缘性行政幕友群体，在清代幕业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他们精通刑名钱谷之学，民间素有“徽州算盘，绍兴刀笔”等等的说法。事实上，绍兴人有明一代已有不少越人学律作幕，并闻名于世。不过直至清初，顺治、康熙时，绍兴师爷才真正成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雍正朝时期，绍兴师爷这一以群体的发展开始走向兴盛。
一、地理因素
清代的绍兴为浙东八府之一，绍兴府地处东南沿海，与杭州府同濒钱塘江湾。绍兴本府则河湖交织。水道纵横，所以越人自古“水行而山处，以舟揖为车马”。[1]
绍兴是盛产士的地方。南宋以来，这里就人文荟萃。清代浙江的科举业以杭州、绍兴、宁波最为兴盛。陈其元说，“杭州文风、科举甲子一省，自嘉道而后，浙不如绍，至咸、同之际，复不如宁。”[2]科举的兴盛意味着“学而优则仕”的人数多，同时意味着在科举路上失意之士多。
为什么唯独绍兴的士把佐幕当作一种职业呢？绍兴的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很明确。为吏作幕纵然不比为商那般富有钱财，但远比商人高雅。而悠闲高雅的士是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因此绍兴人“多走京师，图为幕宾，为仓物、库房、巡、驿、尉、簿之属，岁以千计”[3]。从绍兴人谋生计的传统看，明代的书吏是绍兴师爷的前身。清代的师爷与明代的书吏专长是相同的。绍兴师爷是凭借法律知识和行政技术办理地方行政事务的绍兴人群体，而书吏的擅长也正在于它熟通律例，二者的本领都是官僚所缺的。
二、政治因素
随着科举的发展完善，知识分子入仕的愿望逐渐寄托于科举一途。然而国家科举取仕的内容同基层行政实践联系不紧密，使得通过科考选拔的官员在进入基层工作后，往往在律令执行、钱粮、征纳赋税各方面，缺乏行之有效的决策能力。因而具备专业刑名、钱粮等基层行政能力的幕友，成为官员必不可少的工作伙伴。
（一）师爷在行政中的必要性
明代出于巩固基层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政府对官员聘用幕友的管理上做了重大的改变。“凡内外大小官除授迁移，皆吏部主之。间有抚、按官以地方多事奏请改调升擢者，亦下吏部复议，再奏允行”。[4]
清代对官员聘用师爷的态度及管理上，主要是以明代为基础。清代各级政府对师爷的依赖，一方面来自于明清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部门所处理的内外事务越来越繁杂。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行政制度有重要关系，省一级的督抚官事权更加集中，除负责行政、司法屯田、监察权外，还掌提督军务、粮饷、兼理河道、屯田、盐政茶马等，即使比较专门的像布按两司和盐税等官，也多职权交错。而清朝协助主管官办事的佐贰官有人数少的可怜，不得已只好聘用幕友。
（二）奏折制度与幕业的兴盛
为了巩固皇权统治的需要，清代的统治者授权官员有权将一些秘密报告直接呈现于皇帝，有皇帝亲拆亲阅。奏折出现的文献依据初见于顺治朝，康熙朝已有比较广泛的使用，之后雍正帝对奏折的应用和管理有了进一步的改革。奏折的使用范围从作为少数人的告密文书变为广大官员都可以使用的正式官文书，适用者从地方官一直扩大到州同知一级。
如果官员奏请的事情并非机要，皇帝本人可以容许师爷的代笔。在官员向直接皇帝呈递奏折的过程中，皇帝也通过奏折来评价官员的政绩。因而官员对奏折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在书写奏折的过程中借助一个乃至多个幕友的智慧。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得到雍正的信任，据说就是他们分别聘用了邬思道和鲁锦这样极有才情的幕友。“时世宗亦知邬在田幕，请安折至，有时辄批：‘朕安，邬先生安否？”[5]可见雍正皇帝对邬思道的器重。
动用幕友书写公文，并非仅见于呈递给皇上的奏折中，武官衙门的文书往来常常也需要幕友的帮助。清代的武官文化水平低，不识字者也不在少数。福建漳州总兵初有德于雍正七年七月十五所上谢恩折，雍正御批：“览。此奏谢之文系你自作的？幕客代笔的？你识字通文与否？”[6]可见，雍正帝也知武官多不“识字通文”，必延请幕友代笔。
三、以幕养学
前文提到受到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在绍兴一带稍能自足之家都竭力供养子弟读书赶考，蔚为风气。然而，通过读书考试入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因为家境贫寒而不能养，不能家，更不能继续读书科考者，不得不离乡游幕。《汪泰岩家传》记载：
汪宗鲁，字泰岩，号继元，萧山人。“十三能文，屡冠童子试，终无所遇，以家贫不能竟所学，年二十三游京师，寄迹刑部令史，读律令六年，学成归。……后历应福建州_县聘，佐刑名……。”[7]
这种因家境贫困而以幕业养家的人，在绍兴比比皆是。著名师爷汪辉祖的例子便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王辉祖十一岁时（康熙五年），父亲病故。汪家由此便深陷穷困的境地。王辉祖后来回忆，王、徐二氏“励节食，贫纺织，昼、夜不少休息”，可生活依然“往往炊烟不继，至单衣御冻。”[8]汪辉祖十七岁时（乾隆十一年），入了县学，接下来如果举业顺利，即使中不了进士，也可以做一个七八品的佐杂官。之后他的岳父王坦仁调任松江府金山县知县，便将汪引入公门，做了他的幕下书记，汪辉祖便开始了他的佐幕生涯。他在后来撰《学治续说》也提到：“仕而进，经也；不获己而思退，权也。”可见，汪辉祖入幕，只是权益之计。而且初始佐幕，薪金也特别低，只有“月修三金而己。”[9]，其后，由汪辉祖一边作幕一边科考。
乾隆初年，刑钱师爷的年薪已达银二百六十两和二百二十两。[10]而汪辉祖做书记不过“岁修二十四金”。他晚年撰《佐治药言》还说：“宾利主之修，主利宾之才，其初本以利交”，[11]其入幕的动机显而易见。纵观汪辉祖的游慕生涯，谋就生计和科考入仕两个因素是始终交互起作用的。科举失利改而游幕，边游幕边科考，直至做了七品县官，反映出汪辉祖始终在为满足生计的需要而努力。
我们在汪辉祖的例子中正可以看到，幕可以养学，可以为科考提供物质条件和自学的机会。当然，绍兴的知识分子退而求其次的不仅仅是佐幕。但结合绍兴人的特点，与士人的习、性相近，又容易转业的就只有“做塾师”和“做师爷”。
这一时期浙江地区特殊的政治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大大促进了该地区幕业的发展，由明兴起的“绍兴师爷”，在这一时期的活动逐渐进入一个活跃的高峰期，并对于后的一百余年清代政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