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拟从表演者、学者、行者三个角度分析大陆研究及传播国学的利弊，认为中国文化最核心是怎么面对你的生命；怎么面对你的生活；怎么面对你生命里面所有的喜、怒、哀、乐。真正的中国学问一定要具体，一定要面对真实的状态。
关键词：中国文化行者格物致知
我本来很好奇主持人吴铁兄会怎么介绍，结果介绍的很精准，他的介绍就是这个人基本上不用多说，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害我期待这么久。昨天，主持人和另外一个负责的朋友去机场接我，就讲我是这个系列讲座里面极少数的60后的讲者。他们说，大多讲者是六十几岁、七十几岁，甚至上八十岁的。我第一个特殊的地方算是比较年青，虽然看起来不太年轻。我十几年前才结婚，我跟我老婆年龄相差三个多月，刚结婚的时候大家一看都知道年纪相仿。大概过了
六、七年，就开始产生巨大的变化，走到外面，都说薛老师你太太怎么这么年轻。这一两年就变化更大，上次我们夫妻俩一起出门，有一个认识我蛮久的人，可是没有见过我内人。我就跟他开玩笑，说这是我“小三”。他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我就跟他说：没有了，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这是我女友了。那个人的反应是：哦！我婚姻十几年之后最大的成就就是我把我老婆照顾到出去人家都觉得像我女儿一样。
九月来大陆二十天，其中有一次到上海去，《新闻晨报》有一个我的专访，那次专访我觉得做的蛮好。后来这个记者又访问了我一次，这次访问的标题很有趣，下标是“薛仁明：搞好夫妻关系就是修行”。他最后的结语讲得很好，他说他从来在听人家谈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几乎没有人碰家庭、夫妻这一块。可是他听我讲一讲，他就觉得好像可以把中国文化跟这一块连接起来，他觉得这或许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出路。我当然没有把它想的这么伟大。今天谈中国文化大多是书斋里的学者，谈的头头是道。可是，真正落实到生活、落实到生命，我们经常会觉得好像隔了一两层。主持人找我过来可能是想让大家往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可能。《看历史》杂志请我在那边开辟一个专栏，他们做的简介，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第一个是作者，第二个是讲者，第三个是行者。这个称呼总算让我找到自己的归宿。我自己基本上把我定为一个实践的人、实行的人。
那从行者的角度我们来谈今天这个题目。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来其实大陆的国学热很火，谈国学的人非常多，大至有三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用我的话来讲就是表演者的角度。谈国学和谈企业管理可以用一样的口气、表情、行销方式。从表演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好处是什么呢？他们的行销能力很强，可以引起一个风潮。最典型的就是几年前的于丹，可以把所谓国学的东西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传播的这么快。当中国文化传统断了这么久之后，她用一个比较现代的传播方式，累积那么大的能量在瞬间传播开来，我觉得她是有贡献的。
当然，她也有她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批评她胡说八道。就这一点来讲，我不会太在意。从我行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她的问题不在于她讲得怎么样，而是她讲完之后，当她离开镁光灯，走下来面对真实人生的时候，面对旁边人的时候她的样子，这才是我最关心的。我们今天谈国学重点不是我怎么讲，不是你怎么听，是我讲完之后，你们听完之后走出去，你们面对你们的生活，面对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状态，这才是我们读中国文化、读国学真正最关心的一件事。
今天我们在家里面对小孩、面对学生，我们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凭良心讲，小孩又不是瞎子，又不是傻瓜，他一眼就看出来，你怎么做他心知肚明。当你没有说服力的时候，你讲得越多，他会越觉得恶心。他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嘲讽，他最后不仅会拒绝，他甚至会排斥。我觉得这样的表演者，最大的副作用在他们的实践上，他的言行跟他所谈的学问完全是背离，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做不到知行合一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我比较在意的地方其实在这里。
谈国学的第二种人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学者。学者谈国学的好处是什么？他们可以分析加工，条理分明。本来我们在读《论语》《孟子》《庄子》的时候，有些地方实在是读不懂。尤其像《论语》里面孔子有很多话是一步到位，中间没有一个推理的过程。今天的学者他可以帮你分析，但是他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有一个关键点，中国所有的学问都是体会实践的学问，而不是知识上的分析、理解。那今天学者在谈这些学问，就是在概念上把它说清楚说通，可是概念上说清楚说通了，会不会转化成你一个体会，变成你实践上的能量呢？那是两码事。而且，它不仅是两码事，有时候你在概念上越清楚，反而越容易造成在实践上更大的无力感。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有三年的时间是在新儒家的系统里面（就是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他们所建立的这样一个新的儒学系统），新儒家系统简单的讲就是说，把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的学问用西方哲学的架构阐释，牟先生是用康德的架构，唐君毅是用黑格尔的架构。结果，把儒、释、道三家摆进这个架构之后建立了一套体系，这个体系它的好处就是看起来清清楚楚，以前搞不清楚的东西，这下就清楚明白了。三年之后，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清楚了，这个世界我全部都可以分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后来遇到非常大的困境是什么？我面对我真实人生的时候仍是无能为力。我脾气还是一样的坏，我还是一样容易造欲，而且说实话，我脾气还变得更坏。为什么？因为当我都懂得之后，我开始有一种傲慢感，我觉得我什么都懂，你们都不懂。然后，我开始有一种优越感，而且这个优越感不只是知识上的优越感，我还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结果，我就开始看什么人都是不屑。我所有的朋友说实话都有点怕我，他们蛮尊敬我，但重点是他们跟你在一起很紧张，然后你跟他们在一起你也很紧张。自己紧绷，别人也紧绷。我们每天有很大的志向要干什么，可是当我们自己紧绷，别人也紧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我们只会把自己和别人都搞得很累，常常觉得有很深的挫折感，常常会责备自己。那个时候我真是儒家的信徒，每天都责备自己，每天恨自己，就觉得自己怎么就这么无能为力，每天纠结，每天在挣扎。 你努力了几年，你在概念上做了那么多工作，最后回头一看，你没有更好，只是让朋友、自己变成很紧张的状态。后来我慢慢知道，你概念上清楚了，你概念上明白了，跟你整个生命弄清楚、弄明白那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当你概念越清晰的时候，你实践常常越无力。因为你觉得你都懂了，可是当你做的时候怎么都做不了，然后你就开始在“思”跟“行”之间会产生一种潜藏关系，越紧张越做不好。为什么学者到后来常常会面临一个困境，他们常常是知识上、学问上、概念上的巨人，可是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常会变成一个侏儒，概念的追求会产生副作用。如大家非常羡慕的钱钟书先生，当你们去看他现实生活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只能够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者。中国文化不是拿来讲的，是从你身上看到的。
从行者的角度来讲，表演者、学者他们在谈中国文化都有他们的好处，但是也有他们的困境。对我们一般人而言，说实话，我们想要知道中国文化，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绝对都是因为自己生命里面有某些渴求，我们是想改造自己。
九月底，在北京大学有一场讲座，题目是“躁郁时代的读书人”。同学说今天来听我讲座之前并没有读过我的书，也没有看过文章，还有一个人甚至承认他根本没有听过我的名字。可是他说为什么来呢？他说他冲着那个题目就来了――躁郁时代的读书人。这个题目在北大特别的有说服力，因为北大躁郁的读书人特别多，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最后最大的成果是把自己搞得很躁郁，这个是事实。自己心里纠结，整个生命里面没有办法安顿下来的人特别多。所以他们今天为什么要回头去看国学，为什么想要去看传统学问，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自己生命想安顿。在二十年前台湾，曾经有一本翻译书叫《EQ》情商，这本书在台湾发行的时候狂销不知道多少万本。可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个现象是非常可笑的，为什么可笑呢？今天一个人告诉你EQ（情商）有多重要，怎样怎样讲了半天，可是我们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全都在讲EQ，它们不仅是讲EQ，它是实际做EQ给你看。结果，我们今天竟然沦落到要去听一个老外告诉我们什么叫EQ。
其实，整个中国文化讲到最后核心就是你怎么面对你的生命；你怎么面对你的生活；你怎么面对你生命里面所有的喜、怒、哀、乐。我们再回头看中国文化的时候，将来大家在判断时要记住一个基本原则，讲得越高越远的东西，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可是实际上它常常会变成一种毒药。九月底在北京时，王财贵先生打电话给我，请我隔天一早到他那，有一个读经教育高端培训班的一场讲座。结果我去了，里面都是读经的人，上面挂了一副孔子像，我觉得也很好，毕竟我们是孔子随喜的人，我们对孔子是有情感的。我还没有讲之前，司仪就带头起立，然后就开始跟孔子行大礼，那行大礼我也可以接受。可是等到他们行第二个礼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了。他们在第二个行礼的时候，加了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从第一个到最后，总共行了五个大礼，我到第二个大礼就行不下去了，我就意思意思麴个躬。结果，那一天讲完之后，就讲薛老师行礼的时候跟他们的动作不太一样，不知道薛老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按理说我今天来这边是客，我本来不好说这一点的，既然你们问了我只好明说了。我说：我行第一个礼的时候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很好。等到第二个礼，我行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对张载这四句话是有意见的，有什么意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觉得非常有问题，不是他讲得不好，是他讲得太好了，好到太过份，太高太远的东西人会被异化。“为天地立心”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多抽象！“为生民立命”也一样抽象，“为往圣继绝学”还勉强，还可以做得到一点点；“为万世开太平”这谁做得到，而且不合理，没有万世开太平这个事情。就像夫妻永远不吵架这是不合理，夫妻偶尔吵吵架才健康，人跟人总是难免有冲突，今天我们重要的不是永远不要冲突，重要的是冲突之后你怎样面对，这才是对的。我们期待一个永远没有冲突的世界，那大家变成植物人算了。因为人跟人有冲突是正常的；有不愉快是正常的；有喜、怒、哀、乐是正常的。一个人修行，一个人真的在文化上获得了力量，并不是他从此就不会发脾气，而是你越来越懂得在什么时候该发脾气，该发几分脾气，脾气发完该收就收，你能够对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掌握越来越精准。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火气，完全没有脾气，完全没有冲突，完全在爱的光辉之下，那是想象的世界。你想象的越高远，当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就会产生越大的落差，就会越不满，就会越容易受挫折。所以，我后来就跟他们讲，孔子跟张载，孔子跟宋儒不同在哪里？孔子跟他的学生言志，孔子喜欢跟他的学生坐下来说说各自的志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只要孔子一问，问完之后常常都是子路第一个发表意见，只要子路发表意见之后一定会被孔子取笑。子路发表意见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大家一听就觉得口气大了一点，孔子笑他口气大了。但是，凭良心讲，子路这个志向如果跟张载的志向比，子路算什么。那如果面对张载的话，孔子可能就直接问他：你能做得到吗？中国文化，一个行者的角度就是你做不到就别说。当你老是在讲那些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就会开始异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准点。自从子路被笑之后，孔子在跟他学生言志的时候，他的学生一个一个讲得越来越具体，越讲越明确。子路也常突然一问：那老师你呢？孔子就跟他说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年老的人能够安息，年少的人能够受到照顾，朋友之间能够真正互信。后来的儒者志向越来越大了，实际上是儒家开始堕落了，堕落在概念世界，开始去想一个他明明做不到的一个抽象的世界。孔子的好处是什么？孔子永远是具体的。
大家都知道《论语》在现代人，尤其是西方哲学训练下的人来看，《论语》算什么书嘛，连要把孔子讲成哲学家大家都很勉强。《论语》里面每一次孔子的弟子问孔子一个问题，孔子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每一次回答都不一样，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孔子是活人，活的东西它就是要针对不同的状态来对应。孔子在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他就是一定很具体，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有的学生天资好他就多说一些，有的学生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他就少说两句，有时候干脆不说。那个时代问无厘头的问题，孔子说：你回去吧！这个才是中国真正的学问，中国学问它一定要具体，一定要面对真实的状态，不讲那些虚无缥缈。中国文化的堕落是从宋明理学之后，他们开始去思考这些抽象的问题，讲高远的理想，实际上是做不到，然后大家用那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要求自己，结果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把别人搞得那么紧张，最后出现理教杀人。所以，为什么五・四运动要批传统儒家，这不是没有道理，是因为传统儒家从宋明理学之后走上一条僵硬的路。他们有道德感，可是问题是道德感太深，太深之后就会出问题。他们会思考，可是问题就是太爱思考，太爱思考的人，他面对真实世界时就少了真实感。 我还在教书的时候常常跟女生讲，如果有一个男生跟你讲话，从头到尾三次以上跟你说“你把这话定义一下”，就不要跟他在一起。我们真实的世界哪有定义，可是现在我们都在教大家定义。为什么受更高等的教育之后，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反而越来越无能为力，确实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教育的问题不能全怪西方，西方抽象的概念世界其实有一部分是从宋明理学中开始走入抽象化，这其实是中国文化异化的开始，只不过到现在变得更严重。前两天我在湖南长沙，有一个朋友给我讲，他女儿小学六年级，她们老师就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有真正看过桃花的举手。全班只有三个人举手，大家不要以为那是长沙特有的情况，我相信这是普遍现象。以前我还在教书的时候，学校前面有一排梅花，问学生看过梅花吗？学生的反应是：有吗？每天这样经过，它开花也不是一天两天，最少开一两个礼拜以上，大家来来去去几乎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在意这个，大家追求知识，当你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你不会认真的看它一下。这不光受西方世界追求知识的影响，其实也是从宋、明之后他们过度追求内在的世界、道德的世界、内心纯净的世界，结果你对外面真实的世界忽略了，没有感觉了，反应迟钝，才演变到今天的这个情况。
今天我们讲什么是中国文化，大家都知道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实最重要有四个字叫做“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大家都了解，为了这个格物致知，尤其前面两个字――格物，宋明理学吵了几百年，其中还有一个人跟我们贵州关系很密切叫王阳明，为格物还格出病来。格物没有那么复杂，被宋明理学讲得过度复杂，格物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什么是物？物就是对象，任何一个东西都是物。前面一个人，前面一朵花，有生命的东西基本都是物。没有生命也是物，只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没有什么好格。
“格”就是“来”，让那个对象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我们心里面，来到我们的眼里，来到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跟一个物能够成为一体，没有距离，没有隔阂，那就是格物。没有很抽象，没有很复杂，我们讲人跟人之间为什么觉得很痛苦，就是人跟人之间会有隔阂。好朋友会有隔阂，年青人会有隔阂，甚至夫妻之间都会有很深的隔阂。当我们意识到隔阂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很痛苦。那今天什么是格物？就是把那个隔阂给消除。你说夫妻之间能够相知相惜，那就没有格；朋友之间我们说相识满天下，知己无一人。知己就是跟你没有“格”的那个人。如果你能够慢慢做到跟很多的人，跟很多的事物没有隔阂，这就叫格物。
什么样的人跟事物容易有隔阂呢？你们看小孩，最好是不太会讲话的小孩，他面对世界是没有隔阂的，因为他不需要沟通。你们回去实验看看，尤其是几个月大不会讲话的小孩，有些人看着那小孩，小孩看一下就会哭。可是有些人你就觉得小孩很喜欢和他亲近，小孩看到他就会笑，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是因为烂漫的小孩直觉跟他没有什么隔阂。这个是所谓沟通、理解、分析之外，你直接面对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直接相通了，这叫格物。这个“格物”比较接近我们所说的直觉。一般来讲，女性的直觉能力比男性强，女性的“格物”能力是比男性强的。我遇到要紧事情的时候常常会问老婆的意见，有时候比卜卦还有用。最简单的方式，我今天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就会拿照片给她看，然后她一眼看到都挺准的。我相信女人的直觉通常比男人准很多，大家知道在新石器时代所有这种直觉能力的事务都是女人做的。音乐是女人掌管的；“巫”是掌握祭祀的，跟天地勾通是女人负责的。我这些年有一些长进是因为我擅长学习，我很大部分是跟女人学习，女人格物能力很多时候男人是怎么样都学不了的。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格物能力其实是我们所有的中国文化文明的开始。
中国的儒、释、道是最擅长格物的，为什么禅宗讲不立文字，因为文字是一个隔阂。大家都知道人跟人相处在一起最好的朋友是到什么程度，是彼此不必讲话都知道对方的意思，不必文字，不必语言。文字跟语言它会有假象，所以太会讲话的人常不太可靠就是这样。我有一个主张，尤其学龄的小孩，小孩笨笨的比较好，伶牙俐齿通常不是太好的事情，而且伶牙俐齿的小孩将来长大快乐的指数比较低。小时候看起来比较笨笨的小孩将来长大比较安定、自在，因为语言跟文字它虽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太会用时它会变成一种异化，你把它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会把你在语言文字之前的东西给忘掉。语言文字之前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人跟人的那个格物，人跟人的真情。所以我们中国人最懂一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声的时候就是你伪装都伪装不来的，直接面对的。禅宗那些和尚厉害在，他们太清楚这些语言文字可能迷惑人，他们不是不用文字，也不是不讲话，只不过他们用了就丢，不会贪恋那个文字。所以大家知道禅宗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碧岩录》，宋代的和尚把它编完之后大家都觉得好的不得了，结果他的大弟子大慧宗杲决定做一件事情，放一把火把它烧了。就因为太好了会迷惑人，会有无限多的人觉得好，大家就会在这本书里面进去出不来。同样的道理，我也常常跟女学生讲，我说男生跟你讲超过三次以上的“我爱你”赶快离开他，会甜言蜜语的男人都不是什么好男人。补充一句：男人笨笨的比较好。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明其实对这一点是非常自觉的。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个事，每年五月第二个礼拜好像台湾跟大陆一样都是所谓的母亲节。我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印象太深刻了，只要到五月第一个礼拜结束，学校的主任就开始疲劳轰炸，从周一到周五跟他们仔细叮咛说：一定要跟妈妈大声的说“妈妈，我爱你！”一定要说出来，不要怕。我最好奇就是等到母亲节结束，隔天礼拜一上课了我都会做一个调查，你回家之后有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的举手，结果每次都不会超过三个人举手。然后我对这个事情做一个简单的评论，我说有举手的同学非常好，你们都是好学生；没有举手的同学只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教育完全失败，那如果在大陆那就叫中国人教育也完全失败；第二证明你们果然是中国人。中国人大恩不言谢，大爱不言爱。我有一个美国老朋友，他在美国出生，在美国读中文系，后来因为读了中文系喜欢中国的东西就到了东方，在台湾住了十几年，到大陆也住过一年，在日本住过两年。有一次他老爸在美国身体状况不好，他就跟我讲说他要回美国陪他老爸一段时间。在乡下住了将近一年之后要离开，他老爸就送他到机场，他老爸就把手伸出来紧紧地握住我这个老朋友的手，“迈克，谢谢你回来看我，谢谢你回来陪我这么久。”后来我就跟学生讲，今天如果换成你，你父母亲会不会把手伸出来紧紧握你的手说“谢谢你回来陪我。”会不会？当然不会，对中国人而言回家陪父母亲叫天经地义，我们不能回去陪父母亲有点别扭，心里面有愧孝道。那我们回去做了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好谢。所以，如果万一你父亲把手伸出来，你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手缩回去。那个潜台词是说：你想干嘛。我记得小时候有一首儿歌，我的家庭真美满，什么幸福又安康。晚上睡觉前爸爸和妈妈还会在你床边弯下腰去亲一下你的额头说：“孩子，我爱你！”小时候因为书里面都这么写，会觉得天经地义。长大一点，懂事后觉得这是什么教育嘛。中国人的世界如果我们情感真的够深，还讲爱只能代表你们彼此之间有问题了。这是我们整个文化在非常早之前就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人跟人之问的情感当你真正能够到格物的时候，它是可以穿越一切语言文字的。所以语言文字它是可以用，但是我们都要知道它是不得已才用。 你格了物之后再来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才叫致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我格了一个物，对一个事物有感觉、喜欢了、有好感了，没有隔阂了。你直接跟它格物，直接成为一体，这是第一个阶段。可是，等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想要去理解它，想要认知它，想要知道它，明白它，这个时候叫做致知。当你想要致知的时候，就需要语言文字了。所以为什么人类会发明文字，其实就是从格物到致知。在格物时代是不需要文字的，文字有时候会变成一个阻碍。可是，等到你必需要致知的时候你就不得不用文字。如果你先有格物这个基础再进入致知，那这个就没有问题，这就很健康，我们整个文明原来就是这样。可是这个致知久了之后，语言发展到后来它自己变成一个系统，结果我们把格物忘掉了，每天只做致知的事情，这个致知它就会变成一个异化，我们就开始变成在概念世界里面追求知识。可是，到后来你就会发现这些知识好像变成跟你都没有关系，就变成我们的学生读了那么多的书，知道了那么多的道理，可是他面对他旁边最真实的一朵桃花他是不看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面临一个真正的危机，这个危机其实不止是中国文化的危机，更是全世界的危机。
今天我们整个资讯那么发达，信息量那么大，可是人跟人之间的隔阂却那么深。当信息量越大的时候，燥欲症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为那些信息、知识、语言、文字变成了一个隔阂。我们要谈中国文化，其实是要回到原来的那个点。中国文化它一开始的时候弄得很清楚，它是要先格物，再致知的。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要提醒自己的。儒、释、道三家相较而言，儒家是比较容易陷入致知这个陷阱的；道家跟禅宗的好处就是，它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对这个事情保持一个非常强烈的警戒，这个警戒用现代学者比较外行的说法，叫“反思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里面会有陷阱，所以时时刻刻都提醒你，读书可以让一个人变好，也能把一个人变坏。你们看看生活中读书变坏的人多得很，而且有些人书读得越多人越坏。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这个致知的过程里面它时时刻刻都会有异化的可能。道家、禅宗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儒家在早期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不大的，孔子心里是清楚这一点的。孔子曾经讲过“予欲无言”，他根本不想说话，说了反而造成更多问题。语言文字有它的局限，大家清楚之后就可以再谈中国文化。
现在谈中国文化的人有几个大的问题：第一个，过度强调儒家；第二个，如果不是强调儒家，也是过度强调精英读人，儒、释、道三家这一块。但如果中国文化你只谈这一块，就接不了地气。谈中国文化要民间跟文人这两块结合起来，这个中国文化才会完整。那民间的中国文化怎么体现？一个最简单的东西――祭祀。《看历史》杂志明年制作一个专题，非常有意思，专题叫“礼失求诸野”，他们希望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文化圈寻找某些大陆已经流失掉的东西，等于说，整个中国大陆要文化重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参考。我当时就给他们提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的一些情况作参考，最后请我写一篇文章谈台湾的祭祀。相对于大陆来讲，台湾南部乡下祭祀传统是没有断的。台湾乡下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子――厅堂中间一定是一个神明像。这个神明像五花八门，可以是观世音、妈祖、关公，你要摆孔子也无妨，都无所谓。这个神明像的左下角一定有一个祖先牌位，神明像前面有一个香炉。像我老家，我母亲每天清晨一定是在神明、祖先牌位前面三柱香，然后清茶；黄昏的时候一定又来一次。台湾的民间祭祀都是这样，非常普遍。我老家小乡镇，直线距离大概三公里，宽几百公尺，结果庙宇几百多座。大部分庙都很富丽堂皇，看起来很有规模，为什么？因为那个很重要，那是所有的人真正的中心。将来大家有机会到台湾乡下，你到一个地方不知道从何看起，你就先看当地最大的庙在哪里。台湾的庙都是最真实的庙，所谓真实的庙就是它不是观光景点，当地人进进出出，你看到最多的是当地人；老人在旁边聊天；旁边会有当地最大的市场；还有当地最好吃的美食，包括当地最大的广场。在外面有庙，在家里厅堂有神位，台湾民间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的状态。那这样一个祭祀是什么？第一个是对天地（就是对自然）；第二个对历史（对历史人物）；第三个对自己的祖先。祭祀就是最标准的格物，在祭祀的过程中，你拿着三柱香实际上就是一个念头，你自己在感激天地；你在感激历史；你在感激自己的祖先。那个过程没有任何分歧，没有任何概念，没有任何推理，它纯粹就是格物。民间的格物能力就是在祭祀这个传统里面培养出来的。所以将来中国文化要重建，最具体可操作的就是恢复祭祀。祭祀跟迷信没有关系，大家把它讲成迷信，那是因为大家迷信，大家被某个说法给洗脑之后觉得它是迷信。当看到我母亲每天三柱香，然后跟我死去的爷爷、奶奶念念有词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那是迷信，我觉得那是做人子女该有的道理。
祭祀是恢复我们跟天地、历史、自己家族的联系。我们现代人痛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跟所有的事物的联系都断了，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有很深的隔阂。祭祀就是要把这些联系给重新连接起来。这个祭祀不只是要民间恢复，中南海那边也要恢复，北京的天坛要重新恢复祭祀功能。将来中国要有两个中心：一个在中南海；一个在天坛，这个时候中国才可以重新跟历史、自然连接起来。由上到下把这个祭祀恢复之后，我们这个民族才可以开始恢复格物的能力，那是一切的根本。民间祭祀的功能比大家想象中要大很多，绝对不是迷信、科学这些字眼就可以把它抹杀，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能因为科学、迷信把所有这些关联都砍掉，到最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物质的人，那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我们中国文化要重建的时候，其实必需要从这个地方慢慢做起。
最后再讲一点，我这几年的状态是我看自己好像看别人，看自己有某些问题、某些缺陷、某些限制，有时候觉得有点好笑。可是没有办法，你也只好认，认了之后我会开始慢慢知道，我的这些限制和不足里有些地方是根本改不了，那是事实。但有些地方你可以改变，像我这几年是越来越老，越来越丑，可是越来越可爱。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发现我抱小孩，小孩看到我会笑的比例越来越高，我发现这几年我没有白活。这几年我的心得就是，如果越能够明白自己的有限性，就越能够发挥自己的有效性。要先承认自己的有限，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伟大。 来大陆之前，内人给我进行“行前教育”，她说，你现在文章这样一篇一篇写，书一本一本出，讲座一场一场讲，如果你讲了写了，到最后你还是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怎么办。我就跟她说，我干嘛要改变这个世界。如果我想要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念头就会变成我异化的一个根源。这个世界会这么坏，就是因为想改变世界的人太多。基本上我们的态度很简单，就是我写了一篇文章、一本书，我讲一场讲座，我只要知道看了我这篇文章，听了我这场讲座之后他的嘴角微微上扬，然后他对生命、世界的认识变得清楚一点点，明白一点点，我就觉得善哉！善哉！不要去想象你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承认你自己的有限，才能发挥你那么一点点的有效，这其实跟我刚才批评张载是同一个道理。目标、理想要真正能够落实，要接得上地气，这才会成为一个事实，你才有办法做得到一点点。
最后一个小小的地方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这几年在两岸谈中国文化的时候，大陆的朋友对台湾有一份好感，我心里蛮感激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对台湾过度美化，其实台湾有他自己的问题。上次我在浙江金华讲演，有一个五十几岁的愤青抓狂起来拍桌子，就因为我讲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说，台湾二十几岁这一辈的年青人跟大陆二十几岁的年青人比较起来，对传统文化的掌握，台湾年青人是比不上大陆年青人的。他说不可能，大陆这么邪恶的体制，不可能。我就跟他说，我是实话实说。台湾四十几岁以上这一辈稍微比大陆领先一点，这是事实。可是，因为台湾这二十年去中国化太厉害了，年青人对传统文化的东西他不会讨厌，也不会喜欢，他就是没感觉。台湾这几年的情况有点像温水煮青蛙，年青人就不知不觉的每天吃喝玩乐，结果突然到了一个年纪，发现你改变不了他了。我的《孔子随喜》在大陆的主力读者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年青人，在台湾叫《论语随喜》，找不到几个三十岁以下的读者，主力读者是五十岁以上的，尤其五十岁以上的看了好感动，因为他们说在台湾二十年来，已经没有在一个主流的文化版面专门谈《论语》、谈中国文化（所谓二十年就是从李登辉开始执政之后）。台湾整个社会氛围比较温良恭俭，所以就人本身来讲，那个质感还可以。可是，问题是他对文化的自觉，比大陆年青人确实要逊色。这里面有得有失，就是台湾有台湾的问题，大陆有大陆的问题。因为你们身在其中不会意识到，大陆在某些地方确实比台湾更保有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举个例子，像年纪这个问题，大陆基本上还习惯称人家“老”，这基本上还是一个尊称。你在台湾称人家“老”，他会跟你翻脸。年纪到
六、七十岁还喜欢装年青，坐地铁只要人家给他让位，他还会生气。为什么？因为台湾受西方的影响很深，大家都知道西方的世界你老就等于废物一样。跟这个有点类似的是台湾年青人都普遍晚婚，晚婚是因为过度强调个人主义。我以前的学生到三十岁已结婚的没几个，绝大部分是没有结婚的。他们的说法就是，他们想要多过几年自由的生活，问题是他们身上的责任和担当就慢慢没了。最近报刊还做了一个专题报道，不是在批评这个现象，是反过来承认这个现象，而且要给它一个理论基础。大家越来越追求个人享受，然后你面对社会的责任、面对家庭的责任、面对整个历史的传承越来越无感。可就这一点来讲，大陆还是比台湾好很多的。由于大家理所当然的人人都在这样过，就不觉得相较于台湾这是大陆一个很大的优势。我是因为这几年有一些大陆的学生，我才慢慢发现这些大陆学生才
二
十
五、六岁，听说这一两年都结婚。刚开始我好压抑，后来才发现这是普遍现象，尤其是大家不知不觉把我们的传统，面对家庭、社会的责任继承下来了，这其实是中国传统。那就这一点来讲，两岸其实可以彼此参照的地方非常多。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跟大家谈到这边。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