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世纪来临之时我们没有陷入世纪末的忧虑和狂躁之中，尽管我们对中国电影的期盼依旧殷切，但中国电影进入的2000年确是被困惑纠缠不休的一年，也是各种议论纷争而不休的一年，从创作到理论界，思考虽在，但疑惑丛生，电影艺术的出路到底在何方？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前景何在？诘问盘旋在心底。我们在世纪交替的转折口上难免喜忧参半，却还是放不下心怀高远的心思。因为2000又是中国电影潮流演变的关口，对它的回顾和对2000中国电影重要现象的探讨，也许对中国电影的未来不无教益，甚或有影响作用。
一、大势：谷底还是高潮
考察中国电影的大势走向，不是含混不清而是基本明了，这一判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随着创作产量的低落，和票房陷入前所未有的减少境地，中国电影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但也许应当说，产量和票房不是绝对的价值评判标准，那么，从发展态势抑或艺术成就而言，人们还是难以避开中国电影是落入谷底还是进入高潮的歧义纷争，随着时间的推移、21世纪的真正来临，这一争议的重要性就更多影响着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和评价的判断。
99年度中国电影的出品量和票房数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这一趋势未见减缓，国产影片的危机更加明显，延续到2000年，中国电影的走势依然没有攀高，除了《生死抉择》和《一声叹息》的较高票房之外，其它影片难得有收益，而《一声叹息》的发行方面对尽管票房可能达到1800万的现实，却为没能达到预期的买断权收益愁眉苦脸，更增添了中国电影的悲戚感。环顾这一年，进帐等而下之的影片不计其数自不必说，还能得到老百姓口耳相传的影片微乎其微也不在情理之外，倒是得奖或是较好之作既不被市场看重又不被创作界认可的现实值得思索。中国电影的确到了落潮的临界点，生存的忧思愈发严重。如果说这一年度没有艺术努力的好作品肯定不是事实，但中国电影的高潮之谈似乎还需要扎实之作的证明。在整体上，国产影片的生机活力与时代发展和人民的需要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则显而易见。
那么，如何判断这一年度的中国电影态势？一方面，承认在严峻的商业文化面前，中国电影市场前所未有的失落，导致投资与创作如履薄冰，生产成品不是束之高阁就是赔本；另一方面，各项改革措施也在出台实施，对扭转形势起着有限的积极作用，延缓着滑坡的规模化趋势。无视哪一方面都不是客观态度，过于强调某一方面也不是正视现实。比如，对青年创作群体的创作支持，对低成本影片的投入，电影电视的积极政策等等，都是值得颂扬的事实。这些措施也确实在创作中起了一些扶危救困的作用，对于创作队伍的稳定，特别对跨世纪人才的团结具有积极意义，环顾2000的较好影片也较多得益于这些举动的推动力。但问题的严重性似乎不是仅仅靠一些善举可以完全克服的。观众流失、票房低落、创作积极性不高、投资萎缩的顽症没有根本扭转，特别是电影艺术的特性和中国电影的艺术创造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目前，外在的因素已经成为中国电影极为重要的生存条件，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中国电影的单独问题，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全球电影的不景气状况都大体相近。问题在于，艺术的内在魅力是电影存在的基础，中国电影发展的桎梏因素复杂而多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无论是低谷论还是高潮论，都也仅仅是无力回天的议论而已。
艺术，已经悄悄疏离电影，悲哀也就在此。时至今日，探询电影的病症，首当其冲的应是非艺术因素主宰了一切，无论是兴盛一时的娱乐片、风光一时的主流片、潜滋默长的新生代实验片，还是常规的生活片，都张皇失措多少淡忘了艺术的使命。艺术的本分是表现人类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对人性世界的展示肯定是艺术最为重要的本质，如果能够充分发挥艺术家对人性世界的千姿百态的剖解，电影这一形象艺术的诱人魅力绝对会招引观众青睐。可惜在于，我们的许多电影没有了曾经鲜灵活泼的艺术朝气，追逐获奖的浮躁，迎合时潮的媚态，求取票房和投资的功利性显见突出，而人的形象和人性的多姿多彩一旦远离银幕，闪亮的影象世界就将黯然失色。试想，相当一些的电影不是教科书的翻版就是娱乐世界的浮世绘，艺术于是没有立足之地，观众自然没有垂青的必要。
所以，争论2000电影的启示应当是尽早采取措施使失落的艺术复归影像世界！
二、分歧：WTO的恐惧与挑战
2000年关于WTO的话题最为引人注目，加入世贸组织的风声如山雨欲来一阵紧似一阵。中国电影的WTO情节的确汇聚膨胀，成为年内集中谈论的对象。关于加入世贸协定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的探讨，成为关于电影发展须臾不可缺少的核心话题之一。不用说，中国电影的世纪问题归结起来无疑是如何面对WTO的挑战和冲击，因为在这里，中国电影的内外交加的问题得以集中体现。可以肯定，对WTO问题，没有人会欣欣然期待天上掉下一个馅饼，但人们的心态却并不一致：例如，随着世纪之交的益发临近，不时有人感慨中国电影的种种危机，提出许多警醒的呼告，忧虑之心拳拳可见；更有人对中国电影进入WTO后的状况作了“死而后生”的悲壮预言，慷慨之言令人惊心动魄。无论如何，至少有一点是无疑的，即我们已经认可中国电影遇到了转折的关节口，人们都期望中国民族电影在历史的变化中更为坚定的站立起来，甩开重负，呈现独特的艺术风貌。在谈论WTO时不同行业人们的角度又各不相同：制片业更多“狼来了”的恐惧，似乎中国电影将顷刻面临灭顶之灾；放映业则更多抱有希望，20部大片的递增放开对影院收入多少是一个诱惑；理论界的切肤之痛并不深，但隔岸观火的感觉还是造就种种不一的看法。显然现状并不叫人乐观，但有一个奇特现象却值得玩味深究，即理论界不少人对WTO的到来有某种幸灾乐祸的感觉，这源于他们内心深处对中国电影现状的不满和失望，于是，入世的冲击不定就是他们期待的改变现状的良机。这里的合理性呈现为歪打正着，却值得深思。
WTO问题的表面是“外敌入侵”的不可名状的忧虑，但其实却是“内患揭开”的很可担忧的恐惧。就外患而言，许多担忧集中在中国电影生产创作和市场的失落上。恐惧论者感到中国电影的地盘将很大程度为好莱坞侵占，的确，由于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外影片从现在的每年十部分帐“大片”增加为20部并逐年递加，逻辑的推想就是中国电影自身将没有立足之地。但实际上这一过程是渐进的，中国电影的回旋余地并非没有。问题似乎又和若干年前引进国外“大片”相近，当伴随市场变化，进口大片不期而来时，许多人惊呼“狼来了”的抗拒声，中国电影第一次开始批量引入票房分帐的高投资国外和港产新片。现在看来，大片现象的最初出现，客观上刺激了电影市场，激活了观影的社会热潮，营造出商业运作的新型方式。同时，也不可免提高了观众对观赏的要求，更加速了对不适应百姓要求的创作品的市场淘汰速度。当然，引进大片的问题也不少。但大片进入中国既是改革开放无法回避的现象，也是中国电影变化的助动力，尽管当时非议颇多，但某种意义上大片对中国电影激起的紧迫感和对于电影艺术走向的确产生了影响，至少，对于电影如何处理好观赏效果和艺术价值的关系是有启示意义的。
至于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好莱坞觊觎中国电影的庞大市场的商机是肯定的。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开放和准许外国电影院线的设立，中国电影的放映业以至制片业的危机将是巨大的。中国电影的生产、放映的时空都大大缩小。但既然加入WTO 是无可回避的选择，需要的更是积极主动的呼应与迎战。实际上早在引进大片就带来了中国电影适应市场化转型的促动力，市场化也带来艺术倾向的变化。市场化和大片冲击使90年代以后的电影创作愈来愈受到市场的制约，随着电影改革步伐的加快，发行体制的几经变革，引发了电影创作经营格局的巨大变化，各地电影公司的重组，集团化的出现，院线制在大城市的初具规模，放宽对制片机构的限制，等等。电影格局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市场为中心的电影创作方向已基本奠定。京、沪等一些影业有限公司的成功经营，使人们看到了改革后的成效，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又有可观的经济回报。当然，面临市场化的中国电影却也遇到了许多困难，生产资金的困难导致创作的艰窘，除了一些有影响的导演可以获得投资者的器重，绝大多数影片要靠制片厂的有限资金投拍，市场回收多为困难。许多创作者还没有完全适应市场，陷入无以家为的状况。一些积极主动投身市场的创作也遇到实际困难。尽管如此，人们已经把中国电影必须正视市场作为共识，沉浮的代价必然要锤炼出如鱼得水的适应者。如此来认识加入WTO的问题也许会有更为积极的态度。
由此来看，问题不仅在于外患，还主要在于内忧。中国电影整体体制自身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创作的艺术魅力没有超越国外精致之作，发行放映体制没有适应市场的需要，那么，就是再多的保护和优惠条件，也不可能生存，更遑论发展抗争。
三、 疑惑：电影法规的效能与争议
2000年的传媒波澜之一是一批导演急切呼吁电影法的出台，由于艺术创作的外在压力的增大，也随着近年中国电影市场化规模加快的严峻现实，焦虑审视的味道逐渐明显，在人们的议论中，对审查体制的批评始终不绝如缕。尽管《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审查规定》早已发布了好几年，但2000年中，多位知名导演甚至大张旗鼓提出立法问题，导致颇引人注目的现象。问题的焦点似乎集中在审查体制的多重方面，对电影法规的疑惑主要针对创作的审查，当遇到成品出产的艰窘的时候，对审查的怨言越是明显，不仅仅是迁怒，焦急和困惑也是导致不满的推动力，于是，内外交加的激动产生了寻求法律决定的要求。
的确，涉及中国电影法律文件的电影法呼之欲出却始终没有出现，但关于电影的法规与条例却并非阙如。一般而言，电影审查制度是根源于国家文化制度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审查几乎难以避免。或者以成品的分级制来限制观赏的层面，或者是以完整形成的限制条件来规范成品，总之，一定程度的审查实属必要，尤其在看重电影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度，仅就遵守成规，避免出格就无法回避审查。所以，审查的理由不是讨论的议题，关键是要遵守法规，自然首先要有可以遵守的法规。从理论上讲只要审查成为法规就理当遵守，游戏规则没有理由加以破坏。许多麻烦出在不断出现的违规出境参赛并获奖的影片如何评判，和创作者对审查问题的难以接受。一般而论，没有通过审查的影片不应当出境，否则就是违规，就近年违规事件本身而言，不应当有充分的理由。违反是很为羞耻的事，自觉遵守约定俗成的规则是公共美德。问题复杂在于，创作者对自己创作多是深信不疑、敝帚自珍，从而导致对审查本身的公平合理性产生疑惑；而违规影片的确又时常得到世界电影节奖项，客观上获得评奖认可，这就更加深了未通过者对审查的质疑。人们疑虑的是法规和实际的距离，如何制定一个宽泛度大的允许参赛规则，既遵守法规，又避免中国优秀电影与世界电影大赛失之交臂，是多年一直困绕机构和创作者而没有根本解决的难题。
实际上，人们理解的重要的问题是审查标准。如何认定一部影片是否通过，是由审查机构掌握的。技术上的标准较好判别，疑惑主要在于其它方面。关涉国家大政方针和基本国策必须严格把关，但应当告之问题所在。麻烦往往出在创作者不认为影片思想倾向有问题，而审查意见与之相左；更为严重的或是创作者拍摄时改变了拍摄计划，导致与同意拍摄本的基本倾向大相径庭，或是按照同意计划而拍摄后审查时却提出新的疑问，造成修改无法逾越的困难。至于原本没有立项报批的创作另当别论。最终审查难免苛刻，因为要投向发行市场，不能不慎重再三。但既然前期审查已经通过，成品审查重在何处就是人们关心的所在。就艺术质量而论，专家挑剔情理所然，但为什么一些质量平庸的影片却堂皇通过？可能是没有政治问题，任由它去接受市场考验的因素使然。但是否有不是艺术质量问题却是艺术观念差异而造成的审查麻烦，却不能允许以观众的评判来定夺呢？一些新锐导演往往为此满腹牢骚情有可原，但一些资历颇深的导演也忿忿不平则值得思虑了。至于审查人员和审查程序问题，其实《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审查规定》有其规定，不必说三道四。但人们的误解却应当理解，因为，创作者更希望审查的艺术评判，但实际上电影审查委员会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利，文化和意识形态标准是摆在第一位的，从公安到宗教的政策，从妇女到共青团的权利都必须兼顾，认识与职权产生差距。创作者理当相信代表国家的审查机构的全面性，却难免担心艺术分寸的把握。国家审查又首先要在大局上评判，于是，清晰度明确的法律的确是十分重要的。至少，增加信任感和透明度是进入WTO之际，电影审查应当更好改进的地方。
至于电影的艺术评判，恐怕难以一刀切，但电影的艺术判断应当有更为开放的尺度，艺术感染力与思想先进性不是简单的相等关系。要尊重艺术的创造性，理解艺术观念的多样性特点。既然一定的审查制度必不可免，那么要提醒创作者清醒意识到任何事情都有规矩，好的审查将会促进创作，放任自流未必就是幸事，我们所要期待和促使的是让电影审查更有规则和公开合理。而单就艺术而言，电影审查应当把握分寸：比如明确严格规则的尺度，使创作在界限中自由艺术发挥，违规受罚，没有出轨应当通过，支持扶助好的艺术影片是中国电影刻不容缓的重要之事。进而要尊重艺术个性，电影艺术没有独立的个性难以立足，而艺术个性是造就艺术风格的基本条件。不同年龄的创作者肯定有自己的艺术趣味，让艺术个性充分发挥，电影才可能五光十色。还应当注意允许不同风格的创作争奇斗艳，不以个人喜好左右创作，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情趣爱好，但迅疾变化的时代造就了差异很大的艺术感觉，作为大众艺术，不应以个人的情趣衡量所有的创作，宽广的胸怀是艺术评判的前提。特别应当容许的是在遵循社会基本准则的基础上，鼓励艺术创造力的发挥，不应统一规格样式，造成平庸横行。
树立让中国电影在艺术创作上真正成为艺术精品的目标，自然就会减少许多误解；建立真正的法律审查制度，依照法规办事，创作、生产、发行、评奖才可能正常有序。
四、悖论：盗版的愤怒与思考
盗版是世界范围的共生现象，从音像制品、书籍、软件到影视创作都共同遭受到盗版的伤害。世纪末的全球盗版现象愈发严重，而2000关于中国电影盗版的话题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而已。但发生于此的世纪末盗版普遍现象却值得寻找一些更为深入的因素。
盗版的危害不仅是局部的赔赚，因为这未必是关涉所有人的痛痒，比如，《一声叹息》的制片方如果没有发行利益牵涉的话，现有票房足以抵挡制作的成本，赔本的痛楚只会落在过于看好影片商业收益的发行方上。而老百姓只要看到了影片，对盗版的欢喜程度肯定超过高价电影票价的咋舌程度。但盗版如果成为时尚，作为创造事业的夭折则将危害深远。不过，过高估计百姓的高屋建瓴的事业感而拒斥盗版或重返影院，则肯定是不现实的。利益的驱动显然是双向的，只有从双向进行治理才可能改变状况。政府近年来对盗版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看来仅此远远不够。有人提出法律的制约，这当然很有必要，但法律还不足以解决巨大的商业市场的诱惑造就铤而走险的可能。
从电影盗版问题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事业仍有没有考虑到的方面。
比如观众需求的分析。中国电影未必就是没有观众，这是盗版风向变化至少给我们的一点启发。盗版问题的反面是观影人数的不菲，可我们的电影市场却一步步萎缩，导致电影悲观论的时兴。然而国外电影厂商却深知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投资跃跃欲试。至少要从盗版的久盛不衰中折射出发展中国电影事业的确不无潜力。进一步需要明白市场法则古今是一致的，正牌电影市场不去开发维持，盗版就更不会放弃乘虚而入的机会。另外，不能不看到中国电影的放映与副产品开发的能力很弱，宏观筹划与协调还没有形成规矩，明明有那么大的影院外观片需求，却没有专项细致调查与研究如何发展拷贝放映与其它形式产品的生产问题。于是，不是盗版者比生产者主动推出地下影碟，大挣其利，就是2000年奇特的现象：干脆一些生产者自己开始“盗版”，美其名曰抢夺市场，多少有点破罐子破摔的负气使性的味道。其实，盗版者的商业敏感力远比原产者为强，不是依靠正确的政策指导，光靠消极举动无助于解决问题。2000年10月软件业反盗版会议到会者寥寥的尴尬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只有从根本上重视电影发展和盗版问题，又正视利益的推动力并积极因势利导，才可能变被动为主动。从盗版中可以得到许多警示，我们什么时候积极的考虑发展电影事业超过抱怨指责，也许中国电影的发展会更快。
比如票价问题。盗版需求者其实还是喜欢看电影，只不过足不出户就看到影像而已。但也许我们也要看到诸种冷落电影的人群中，对票价的计较不是无动于衷的。支撑票房的基础是票价，中国电影的票价当然是人民生活提高的验证，跃升到现在的10元钱---50元钱，票价的升高超乎寻常。相对一般收入而言，票价已经很高，但市场经济调控下的票价，没有适应观赏现实，陷入死板僵化的形式中。然而无视抱怨之声的权威却抗辩为票价并不高。实际上票价太高的确使一些观众疏离影院，转为盗版观众。对票价的争议实际透射出观念的问题，商业强权主宰电影创作的背后是过于忽略艺术创作的价值。什么样的票价是合适的？从理论上看，更多人看电影，票房就多，这是兼顾观众和票房统一的思路，所以票价理当适当，然而现实则完全是纯商业的思路：高票房则哪怕观众少，价值也就高。这种毫不顾及观众的思路，证明我们的电影经营业走到了多么刻板的一面去。我们早已看到许多电影院宁愿十几个人甚至几个人看一场电影，也不愿降低票价吸引更多人入座，撇去违反市场原则的高票房策略，要探讨的倒是一些评论似乎相信的一个理论：看电影的观众就那么多，该看的对票价如何无关大局，还有的策划人甚至认为，现有物质水平下，高票价对于有心看电影的人并不觉高，降低票价既不会赢得该来看电影者的青睐，也不会引来其他的观赏者。这的确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在目前文化背景中，看电影依然是人们的喜爱方式，观众的数量绝对很大，尽管看电视和其它多样化的活动拉走了部分观众，但高票价也是推波助澜驱赶观众的重要因素，谁会不情愿的花费很大去专程看电影，而换取不额外花钱舒舒服服看电视的牺牲呢？大多数中国人的年收入还不高，降低票价肯定会吸引电影的爱好者，每年举行的大学生电影节，低票价优惠使得观者如云就是证明，一些影院实行过的随行就市的票价和优惠价观赏也的确增加了观赏者。所以，如果从盗版中看到观影愿望的人群是远远超过进影院的，对制订合宜票价可能就有正确依据。当然，问题实际上不是怎么简单，电影不好，再低的票价也不会吸引观众！但这不能成为高票价的理由，差电影高票价难道不是更没有人看吗？那么，是否就是因为好电影不多而必须以高票价来攫取最大利益呢？这种推想多少是爆发户的思路，况且，其它非娱乐电影岂不是就自生自灭了吗？实际上确实有缺少娱乐效果的真正好电影会因此打入冷宫。无论如何，中国电影的受众面越来越受到高票价的制约，探讨适度的票价，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票价而不是死板限制，对于中国电影才是合情合理的。
2000年度的中国电影扑朔迷离，上举的几个较为明显的方面也只是举一斑而已，但中国电影在跨世纪的关口需要冷静思考，分析得失，真正找到可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寻求有效的措施和开拓新的出路，却是无法回避的迫在眉睫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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