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文学与美国文化背景
摘要:追寻文学是美国文学中一种突出而普遍的倾向,是一种植根于美国历史文化土壤中的文学传统。这一貌似闲逛,实则追寻的文学传统的形成与美国的历史、与其民族的个性及其文化背景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与世界文学传统也是密不可分的。
追寻这一主题的关键在于其过程而非目的。追寻者在追寻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倍受各种磨难,然后才对自己,对周围,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有了进一步了解,认识。在此类追寻中,追寻的目的在历险开始时常常是不十分明确的。追寻者迫于对周围环境的不适应、不满意,乃至格格不入而踏上追寻的征途。在追寻过程中,其目标逐渐明晰。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即寻见心中的“圣杯”无疑是追寻者们的最终愿望。然而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结局虽然也存在,但却是不常见的。有时甚至在作品结束时,主人公的“进步”仍然不十分明显。但他毕竟在自己的经历中学得了知识,积累了经验,从而获得了面对现实的勇气,在通向自己理想的征途上迈进了一步(代树兰 1998)。 追寻文学不仅是世界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美国文学传统中占有主导地位,正如格林所言冒险的追寻“是美国文学的最高成就”(Green 1984)。美国文学中有一种突出而普遍的倾向,一种植根于美国历史文化土壤中的文学传统:一种貌似闲逛,实则追寻的文学主题----乍一看,主人公单纯、天真,故事情节简单明了,而主人公总在不停地跑啊跑啊,直到作品的结束。这时我们才发现主人公已不再天真,而故事情节也远不是那么简单。透过现象,我们发现这些人物不仅仅在跑、在逃,而是在追寻、在探索。这一文学传统的形成与美国的历史、与其民族的个性、与其文化背景是不可分割、一脉相承的。事实上,美国的追寻传统可以追溯到其国家历史的源头、乃至他们在欧洲的历史以及逃离欧洲这一史实。托多罗夫曾说:“美国大陆的发现、或者美国人民的发现是我们历史上最动人心弦的遭遇,而对其他大陆或其他人民的‘发现’,我们则没有类似的天翻地覆的转变感”(Todorov 1984:4)。那些登陆于普里茅斯的英国清教徒们,在逃离社会及宗教迫害的同时,也在追寻。他们所追寻的除自由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定居美国大陆之后,他们便在自己的大陆上继承了这一追寻传统。后来,他们又把自己的追寻推向了欧洲、非洲及亚洲。他们的追寻,在汲取了欧洲人耗费在殖民帝国的那股令人畏惧、令人眼花缭乱的力量之后,开始向西部推进。在此过程中,美国人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神话、传奇及自己的追寻内涵。美国边疆的开拓则为现代美国小说中的追寻现象深深地打上了美国人自己的烙印。尽管追寻主体在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然而只有在美国文学中,尤其是在美国小说中,追寻这一主题才显得更突出,才反映出典型的美国特征----那份不可抑制的欲望,那份强烈的要求:要求不断地流浪到新的领域去,到开阔地去,永不停息的愿望。这一特征不仅反映在惠特曼(Whitman)的诗中,而且为纳蒂·布姆普(Natty Bumppo),凯鲁亚克(Kerouac),院长莫里亚蒂(Dean Moriarty)等文学人物所崇尚。美国人的这种舍弃旧的而去追求新的愿望一直是他们生活中的一股强劲的力量。wWw.LWlm.coM 美国人在追寻过程中把时间转化成了空间:“美国人相信一直向西扩展是他们民族的命运,而向西扩展正是这一信念中最有趣的一面”(Jehlin,1986:5),所以美国人总处在不停地旅行中,过着不安定的、“天天都在着陆的日子”(同上)。然而,他们走出家门,在荒郊野外找到新奇的东西,这本身就使得追寻的欲望得到满足。同时,在不停地追寻过程中,他们还逐渐意识并找到追寻的动机和目的。 正如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一样,美国人的追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们在追寻自己的圣杯、追寻自我的过程中,选择了各种各样的追寻途径。每一个追寻过程,即便是人数众多的大规模的迁移,归根结底仍是某一个人的追寻,因而带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因为所有的追寻都首先是个人的追寻,尽管有时这些个人是许多人中的一个----卡波雷特(Caporetto)、大撤退时的亨利中尉(Lieutenant Henry)、以及从干旱地区向西部迁移过程中的汤姆·乔德(Tom Joad),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苦苦追寻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等。然而,无论追寻到那儿,它都有一定的目的性,而且最终总是趋向于更接近生活。所以说,它与空洞的说教,与漫无目的的游荡,一味地追求冒险,追求刺激是截然不同的。追寻不仅意味着丢下旧的、以前的地方,同时也丢下了与这些地方相联系的、或者在这些地方滋长并成为其一部分的自我,而去追寻新的自我。由此可见,追寻与逃离是紧密相连的,并时常以逃离开始。追寻者逃离他所不能容忍的东西,在逃跑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在追寻着什么,并最终发现或接近自己追寻的目的。由逃离到追寻的这一特征是美国文学人物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早期美国小说中的皮袜子(Leatherstocking)故事到惠特曼,马克·土温,再到海明威,索尔·贝洛Saul Bellow等。逃离原来的住所不仅是美国人适应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且与老谋深算的美国传统密切相关:外出寻找一件东西,仔细端详一番,看看是已经熟悉并舍弃的东西,还是可以建立家园的原野,然后试验一番——土温、梭罗(Thoreau)进了森林,惠特曼去了开阔地,梅尔维尔(Melville)去了大海,索尔·贝洛则去了非洲。尽管他们所去的地方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新奇。这些地方不仅是他们逃跑后的藏身之处,而且是不断追寻的美国精神的一个象征。美国的文学作品清晰地反映了美国文学的这一传统:从英国清教徒的笔记本到弗吉尼亚州绅士监督员的记录簿;从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en Poe)的阿瑟·高登·皮姆(Arthur Gordon Pym)到梅尔维尔的以实玛利(Ishmael);从土温的哈克·费恩(Huck Finn )到惠特曼的“我自己”(Myself),再到塞林格(Salinger)的霍尔顿·考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索尔·贝洛的奥吉· 玛琪(Augie March)及汉德逊(Henderson)等等。这些地方不仅是神秘的象征,而且在困难时期,它们为逃亡者提供了一个藏身之处。只有在那儿,人们才能面对生活中最基本、最原始的东西,从而对自身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纵观美国文学史,美国的历史经验与追寻精神是密不可分的。这种经验不仅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有别于欧洲征服殖民地的选择,而且提供了一个在美洲本土开拓殖民地的机会,一种富有戏剧色彩的,时常是具有破坏性的遭遇。这种遭遇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神话:印地安人的神话、边疆及西部的神话、乃至所有美国人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