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十五年转瞬即逝。但1953至1968年彭康校长在交通大学主校的十五年，却在学校发展的历史轨迹中留下了独特而绚烂的浓浓一笔。
彭康校长为交通大学的发展，尤其是在交大西迁历程中，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创立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卓著功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即将迎来的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暨迁校60周年的日子，彭康校长率领交大师生西迁的历史宏图再次浮现在每一个交大人的脑海里、呈现在每一个交大人的心坎里。
胸怀大局 高瞻远瞩
1955年3月，高等教育部党组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方针，提出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分校，并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同年4月初，高教部明确提出：“将上海的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
交大西迁的消息传到上海之后，师生员工一时间沸沸扬扬。彭康校长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迁校问题。他身先士卒，积极奔走，对广大教职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西迁任务经过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迅速得到了全校大部分师生及家属的理解和支持。
新校选址、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随即展开。西安新校址经过一年的基本建设，1956年7月20日，张鸿副教务长率第一批教职工迁往西安，8月10日，苏庄副校长率师生、员工及家属1000余人又迁往西安……一批批人员、物资浩浩荡荡地奔赴西安，奏响了西迁新征程的号角。1956年9月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2137名首届新生来到西安新址报到，9月10日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了隆重的首次开学典礼。
当时曾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电机系系主任的钟兆琳教授表示：“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西安无法和上海相比，正因这样，我们要到西安办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部。”他安顿好瘫痪在床的夫人后，率先坚定地跟随彭康校长来到了西安；张鸿教授携病妻弱女，也带头来西安参加紧张繁重的西迁工作；陈大燮教授也处理掉上海的房产，和夫人一同迁至西安，为西安交大的建设、发展默默奉献……无数西迁教师员工在彭康校长的感召下，从国家和西部建设大局出发，端正思想，全力拥护迁校。他们舍弃小家，服从大局，以饱满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保证迁校顺利进行，开创了新中国高等教育战线的“新长征”。
当年，西安的老百姓听闻著名的交大即将迁至西安，全城都为之激昂。西安人民组成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大军，打地基，盖楼房，为交大迁校做好各种筹备工作。据西迁老师回忆，当他们来到陌生的西安时，热情的当地老百姓将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盛在筐内，一个一个地塞到交大老师手里。
至1958年暑假，交大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全部历史档案相继运抵西安；全校70%以上的教师，1954、1955级80%以上的学生，1956年入校的全体学生，都已经生活在楼宇初成的西安新校园，而后续师生仍不断迁来。彭康校长在西迁过程中，常年奔波往返于西安、上海两地，担负起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的主要工作，勤勤恳恳，毫无怨言。
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决定：西安、上海两部分分别独立建校，组织机构、领导人员各自独立，同意原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改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10月10日，中央批准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此前，他担负交通大学领导工作已届七年，其中主持西迁工作前后就有4年多……接受新的任命时他年已59岁，仍然还是以饱满的革命意志去迎接新的挑战。”
艰苦创业 再创辉煌
一张1955年彭康校长率领朱物华教授、钟兆琳教授、任梦林总务长、王则茂等来踏勘西安新校址的照片，时常勾起无数交大人的怀想。照片中麦浪翻涌、清风和畅，他们谈笑风生，极目远望，共同憧憬西安交大发展愿景。
1956年夏，在彭康校长的带领下，无数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扶老携幼的交大教师、员工及家属怀揣梦想和抱负，舍弃温馨熟悉的家，告别难舍难忘的亲朋好友，陆陆续续地乘坐西行列车，由繁华富足的大上海迁至落后陌生的古都西安。他们都持有一张粉色乘车证，正面印有火车图案以及“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字样。
交大刚迁到西安之际，物质匮乏，环境简陋。无论是生活设施还是学习条件，都无法与黄浦江畔的学校相提并论。有时，黄土地上刮起的劲风如矢般地袭扫着校园；一逢下雨天，整个学校的道路都泥泞不堪。教学区和居住区之间有一条大沟壑，师生上课总要绕道而行。彭校长否定了在沟上建桥的决定，硬是把沟壑填平，开阔的大道便利了师生的出行；他还专门邀请上海园林设计院的专家对校园绿化设计做了科学的规划，并亲自参与了校园的绿化工作，在杂草丛生、荒芜乱坟的校址上种植了大量的不同种类的树木。为使习惯于南方环境的交大师生较快适应西北地区的生活条件，西安有关部门专门在校址旁边的唐皇家遗址上修建兴庆宫公园，并在公园内开挖了人工湖来满足南方人对水的情有独钟。
6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漫步交大校园时，如画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校园四处，当年的幼苗已长成了参天大树，亭亭如盖；东西花园，既有常绿的冬青、松柏，春天的玫瑰、月季，又有夏日的丁香，金秋的桂花……交大的梧桐大道、樱花小径更成为一道靓丽袭人、倍受称赞的风景。如今，闻名遐迩的兴庆宫公园与绿树成荫的交大隔街相望，翠柳绕湖，亭台碑记，好不惬意。可曾想，当年彭康校长就带领交大西迁的师生积极参加公园的建设，一锹一锹地挖出了兴庆湖。
彭康校长生活尤为简朴，一件藏青色的人民装、一件笔挺的黑色大衣，成为他一年四季出席各种大小会议、参与学校活动的主要衣着。迁校后，学校开全校师生大会用的竹式草棚大礼堂，也是由彭康校长亲自参与设计的。该礼堂虽四周通风，屋顶漏雨，但简单方便，依地势而建，能容纳四五千人。每次彭康校长举行报告时，师生们都自带着小板凳纷纷赶来，坐在大礼堂内凝神静听。 彭康的一生兼有多重头衔，既是掌握了先进教育思想理念的教育家，又是杰出哲学家、文学家、革命家；既有南方人的细腻温和，又不乏北方人的豪放乐观。交大西迁之后，贫苦、简单的生活条件也无法打消他躬身致力于西安交大长远发展的满腔热情，他紧随时代发展潮流，时时刻刻地都在谋划交大发展前景和目标，引领着交大人大踏步地前行。
1955年1月，彭康主持召开了交通大学首届党员大会，在此会议上，确定了学校工作中以“面向教学，面向学生”的总方针。此后，在交大的办学过程中，无论国内政治局势和教育政策如何变化，他始终坚持“两个面向”。
彭康校长不仅遵循教学规律，而且积极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作用，重视和搞好师资培养工作。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一大批青年教师加入到教学队伍中。为尽快形成新的骨干力量，彭校长专门设立了教师科来主持这项工作。他不仅鼓励新老教师相结合，共同探讨教学经验，而且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到国内外知名大学进修，或到大企业进行现场实习、科研训练等。
1963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举行了历时两个多月的全校师资培养经验交流会。在会上，彭康校长语重深长地对全校教师说：“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建立一条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要有雷锋的精神，做一行爱一行，不计较地位待遇，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教学工作的原则是学到手，有目标、有步骤，踏踏实实去做。” 彭康尊重教师、关心教师、依靠教师，尤其是尊重教师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大学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作用。时至今日，他深邃的办学理念和卓越的教育思想依旧闪烁着智慧和光芒。
交大西迁打开了加快西部建设、培养杰出人才的崭新局面。掌管西安交大的彭康校长在条件贫瘠、物质匮乏的祖国西部，运筹帷幄，大展身手，愈加凸显了其卓越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一方面，他立足交大传统优势学科，在充分发挥机、电、动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先后设立无线电系、工程物理系、数理力学系等专业；另一方面，又紧跟世界科技发展大潮，培养国家急需的尖端科技人才，建立计算机、工业自动化、核技术等新兴专业。
在此期间，随彭康校长西迁的老教授们，秉持一贯的严谨治学，勤恳实干的作风，壮志满怀地主动担负起筹建新专业的重任。如创办工程力学的朱城教授，授课之余仍坚持编写急需的教材，废寝忘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新专业的发展上，长期超负荷工作使他英年早逝，令人深挽痛惜；建立无线电元件教研室的陈国光教授，时常通宵达旦与青年教师一起奋战搞科研、制定教学大纲；舍弃美国优越生活毅然回国，后又积极西迁的苗永淼教授诲人不倦，培养出我国流体机械领域第一个博士生……他们的事迹不胜枚举，点点滴滴镌刻在交大建设发展的丰碑上。
为进一步使学科建设与科研水平紧密结合，1958年7月，学校成立了高电压研究所、焊接研究所、金属研究所等15个高层次的科研机构。其中，由周惠久教授主持的金属材料强度研究，在1964年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被誉为“五朵金花”之一，成为西迁后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西迁后的西安交大，不仅实验室及实习地面积扩展至交通大学原上海校区的3倍，而且由于新建专业的力量强、水平高，使西安交大由迁校之前的多科性大学发展为师资雄厚、基础扎实、设备先进、特色鲜明的理工大学。
严于律己 从严治校
彭康校长常说：“我们一穷二白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科学家来改变”；“交大应多培养几个像钱学森那样的大科学家，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因此，在主持西安交大工作期间，他坚持抓好对学生的培养工作。他关心学生、热爱学生、教诲学生，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和思想素质，树立报国求真的远大理想，倡导学生全面发展。同时，他又事无巨细，时刻关注并及时解决西迁教师面临的教学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工作中，彭康始终身体力行、严于律己，与学生、教师员工都保持密切联系。他时而出现在教研室，与教师促膝相谈；时而又现身在大操场，与学生打球锻炼；时而在学校的食堂，与大家进餐聊天……他关心、参与、掌握学校的师资培养提升、学生学习生活、文化体育活动以及后勤管理、食堂饮食等方方面面的动向和问题。
彭康尊重老教师，关心青年教师，积极鼓励并引导学生，在交大形成了和谐融洽、尊师重道的校园文化氛围。彭校长对学生的讲话虽言简意赅却深刻隽永。他针对学生的礼貌方面存在的问题曾指出：“要经常注意有旁人，不要因自己影响别人谈话。不要因关门、走路而影响别人，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要妨碍和影响别人……见外人要打招呼，不能视为‘路人’，目中无人……进房子要脱帽，衣服要清洁些。”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小事凸显了彭康校长对学生的平易近人，一贯为人做事的严谨、细致和认真。在对待教师员工的具体困难方面，他事必躬亲。为解决教工子女的入托、入学问题，他明确提出将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建设同时进行；为提高伙食质量，专门派人到沿海地区采购鱼类食品；在家属区生活服务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特派校车定期接送师生到城里购物、洗澡，等等。彭康校长在艰苦的环境中及时有效地解除了交大教工的后顾之忧，使大家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之中。
1954年，在彭康的领导下，上海交大率先设立了一年级办公室，后又建立了二年级办公室，继而二者合并成立了基础课程部，当时这在全国属首创。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刚刚入学的新生较快适应大学自主的学习生活，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了解大学的学习方法，学好基础理论课，为今后四至五年的学习奠定基础。西迁后，西安交大继续沿承了这一传统。学校的各种体育队都是在彭康校长的鼓励和引导下积极建立起来的。他要求学生们每天早晨或者中午都要进行体育锻炼，而同学们在下午五点后总能看见他在操场上锻炼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元帅曾言：迁校对不对，十年后做结论。1956年交大开始迁校，到1966年恰好10年。这10年间学校输送毕业生1万余人，为建国前53年总数的一倍。毕业生质量过硬，在高校中是有名的。西迁60年来，祖国辽阔的大江南北，无论是在广袤无垠的荒漠戈壁，还是在人迹罕至的高原峻岭……只要有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召唤，就可以寻觅到交大人奋斗和奉献的足迹。这是彭康校长和老一代交大人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的西迁精神对交大学子植下的深深烙印和默默影响。 在彭康校长奠定的“理工”大学根基上，交大人深谙老一辈教育家蔡元培确立的“理工管三科并重”的办学方针。1984年，西安交大重建管理学院，同年，学校恢复建立物理系、化学工程系、机械学系、社会科学系等学科。1994年，学校又恢复理学院建制。2000年，西安交通大学与陕西财经学院、西安医科大学三校合并，后设经济与金融学院、医学院等。交大人继承和发展了彭康校长奠定的学科建设格局，始终走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前沿，在实现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下，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作用。如今的西安交大在大树西迁后，根深叶茂、郁郁葱葱、苍翠挺拔，已成为一所以理工特色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更成为我国西部建设之路上的一棵生机勃勃的常青树。
薪火相承 再展蓝图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的伟大决策、彭康校长领导交通大学的西迁伟举，成就了坐落唐兴庆宫遗址上的西安交大与依偎黄浦江畔的上海交大。新时代的今天，它们分别位居祖国的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犹如祖国教育格局中的东西两翼，在共筑中国梦的大潮中，搏击长空，振翅腾飞。
正是彭康校长的刚毅睿智和孜孜不倦的报国求真精神，正是无数西迁开拓者的无私奉献和兢兢业业，铸就了大批回报祖国、奉献社会的交大莘莘学子。他们如散落在华夏沃土的点点繁星，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荧荧闪烁，发光发亮。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交大人无畏地迈开坚定步伐，在艰难的峥嵘岁月和曲折的西迁历程中筚路蓝缕，始终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共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彭康校长的西迁鸿业，师德懿范，足令青衿仰止。今日朝气蓬勃、万众瞩目的西安交大在他奠定的西迁基业上继续高歌西行，将交大种子又播撒于西咸新区沣西新城，期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使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交大样板、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陕西引擎。西安交大第二次“西迁”虽时代和环境不同，但以彭康校长带领交大师生员工所开创的西迁精神、建树的丰功伟绩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和榜样。
彭康校长带领老一代交大人走过的西迁之路，是对交通大学一脉相承的敦笃务实和爱国报国精神的续写；是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尤其是西部建设发展的奉献。他们所开创的“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更是令每一位交大人秉持坚心、难忘初心，值得每一位交大学子披荆斩棘、薪火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