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生活》：国人特别是男同胞对“烟酒”是情有独钟，但烟酒对健康的危害很大，喝酒伤肝、伤胃，吸烟伤肺、伤心、伤血管……那么，如何才能使大众远离烟酒呢？
杨教授：整个社会对饮酒这个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甚至觉得喝酒，特别是喝高档酒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其实，从健康学的角度来说，最好不要喝酒，如果喝酒，也只能喝一些低度的果酒。因为即使是人们比较推崇的红葡萄酒，里面可能有些抗氧化、调血脂的成分，但含量十分有限。但葡萄酒是个混合体，在获得这点有益物质的同时，身体也摄入了很多有害的酒精，对健康的损害不容忽视。所以，从健康的角度来说，酒是最好不喝。
吸烟的危害人所共知，虽然我国也在控烟，但成效并不明显，控烟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我们中国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条约》，但是控烟的状况并不很好。主要是抽烟的人还不重视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也不注意到对周围人和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要加强宣传力度，形成一个全社会控烟的氛围。这一点在一些发达国家就做得较好，人们认为，抽烟是“健商”不够的表现，使吸烟“上不了台面”。有了这样的大环境，控烟的效果就会好。可见，我们国家的控烟问题还需要社会各方不断地努力。
《科学生活》：您是医生又是健康科普专家，您自己有哪些养生秘方呢？能和我们的读者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杨教授：很多人都以为医生是很会保养自己身体的，其实并非如此。就拿上夜班这件事来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上夜班，一直到四十几岁当了副教授以后才可以不上夜班，但是，还要在家里待命，随时等待电话通知赶去医院会诊。直到当了教授以后才和夜班告别。医生平时的工作压力也大，所以，并非医生都保养得很好，只不过知道一些医学知识，可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罢了。我是做到了不抽烟、不喝酒，饮食方面我也没有什么忌讳，什么都吃，只是饮食的量上会有所控制，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并不是遇到喜欢的东西就大吃大喝。另外，就是坚持运动，我的运动时间是在晚上，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因为那时工作很忙，又做医生又做院长，还要写一些科普文章，所以，白天的工作非常忙，抽不出时间运动，我就把运动安排到晚上，一般是八点到八点半。
我想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时间段相对自由，是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因为此时，一天的工作应该也告一段落了，当然医生们晚上要看书，但总可以挤点时间出来运动。以前，我是买了个跑步机在家里跑步，还用坏了两台跑步机。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将跑步改成了走路、快走，就绕着小区走，心中有数大概走几圈，每天走个半小时到40分钟。夏天的时候，走好后洗个澡睡觉，睡眠也会好。倒是冬天的时候，如果是特别冷，运动后又容易出汗，害怕吹风着凉，可以根据情况，在那些特别冷的日子里暂停一下，等天不那么冷了再坚持运动。像今年上海的冬天就不是很冷，可以坚持运动。
对于年纪轻的人可以坚持每天跑步。很多年轻人也有锻炼的想法，心血来潮时，买了张健身卡，准备每天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但大都三分钟热忱，很少有人能一直坚持下来。往往年底一算也没去几次。再加上那些健身场所大都处于商务区，离居住的小区远，往往很难坚持下来。所以，不如每天坚持在小区里锻炼，跑跑步，还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如果家里空间比较大，也可以买个跑步机，因为跑步机可以控制跑步的速度、时间，而且，每当看见跑步机就会无意中提醒自己需要跑步了，这样更容易坚持。
《科学生活》：现在，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的压力很大，常常会出现一些过劳的亚健康状态。那么，该如何调整自己，以缓解精神压力？
杨教授：当手头的工作很多时，就要适时调整自己，将事情分分类。分析一下，哪些事情是紧急的，哪些事情是重要的，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紧急而重要的事情排在第一位先做，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排在第二位做，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排在第三位，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排在最后。比如说，画画，对于做医生和院长的我来说，这个事情不紧急也不重要，就可以先不做，等有机会，顺便就把它做了。当年有一次，我去浙江出差，和另外一个医院谈技术合作的事情，那我就带着画册去。对方安排在雁荡山山脚下的宾馆，对方院长还未到，正好借这个机会，我先画上两幅素描，像进行这些业余爱好的时间就得见缝插针。当然，对所做事情的选择也很重要。有些事情我是从来不做的，像打牌我就从来不参加，甚至下棋，我也不情愿做，觉得浪费时间。别人眼中的休闲活动：泡泡桑拿、足浴，这些事情我也是从来不做的；电视我也基本不看。所以，每个人都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现在，我在医疗方面的工作很少了，可以更多地发展自己的兴趣。我最近花点时间看些小说，看下去真是爱不释手，后悔这么好的精神食粮以前自己接触太少。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现代人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少，特别是大部头的书籍，几乎很少涉猎。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埋头于手机，各种刷屏，接受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其实，这样做既很浪费时间，又不能获得多少“营养”。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该沉下心来，看些好书，哪怕一次看不了太多，一次看个几页，也是好的，然后用书签夹好，只要有闲暇时间就多读一些书，这样一年下来也能看个好几本书，这样对个人的帮助很大。当然，要选择好书，还是要看名著，之所以称之为名著，要么内容写得好，要么意义深刻，总之，是值得我们看的书。
《科学生活》：我们知道，很多疾病和遗传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后天的生活方式对人的影响也很大，那么，两者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杨教授：遗传与健康的关系十分密切。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疾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癌症都与遗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并非是遗传这个疾病本身，不是说你的上一辈生了什么病，你就一定生这个病，而是你更容易生这个病，是你对这个病的病因可能有“易感性”。既然你知道了自己对这个疾病有易感性，就更应该避开这些相关的病因。像我父亲是抽烟的，他最后也是因为肺癌病逝的。我有两个堂兄，都抽烟，一个死于肺癌，一个死于老慢支，而且年纪都不大，也就50出头。所以，我就很在意这件事情。虽然肺癌本身不会遗传，但我的体质可能对烟草中的有害物质“易感”，所以，我是绝对不抽烟的。我常常和民众们提到，心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都存在遗传易感性的问题，但遗传易感性不是遗传疾病本身。遗传属于内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屏蔽掉产生这个疾病的外因，单单内因是不会发生作用的，那么，疾病就不会发生。所以，遗传的因素其实是告诉我们如何绕开疾病。 《科学生活》：现在的医患矛盾比较突出，您既是医生又做过院长，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杨教授：我们不能肤浅地认为医患纠纷就是因为病人胡搅蛮缠或者医生拿红包。这和国民素质、整个的文化氛围都有关系，也不是一时就能解决的。其实，医患关系不甚和谐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只不过在我们国家表现得更剧烈一些。比如美国，美国的病人也会找医生打官司的，但他们不是“医闹”，而是诉诸于法律。医生也不是自己去应诉，而是找律师去应诉，如果医生输了官司就赔钱。这是他们处理医患纠纷的方式。
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由于现在很多医疗项目都是自费的，患者花了钱，病又没治好，最后人财两空，所以，心理很不平衡，这也是产生医患纠纷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不花那么多钱，问题就会缓和得多。
现在，人们看门诊候诊的时间一长，便有怨言，须知如今很多大医院负荷过重，医疗资源总是有限的，一些病人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到大医院来看病，解决的办法是回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找全科医生看，就方便了。其实这也是我不断提倡培养全科医生的道理。
另外，医生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我们的医生只重视科学，而很少重视病人的心理感受，病人的社会背景。比如说，一个头痛的病人来了，我是神经科的专家，专门看脑肿瘤的，这个病人头痛，医生必定会考虑病人是否患有脑肿瘤，那么，就少不了让病人做个CT，因为脑肿瘤肉眼是看不出来。然后，CT做出来没有肿瘤，那么，医生向病人说，“恭喜你啊，脑子里没有肿瘤。”这个时候病人不干了，埋怨医生不应该给他做CT，他就是一般的头痛，开点止痛药不就得了吗？其实，病人本应该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全科医生看，又何必来找脑肿瘤的专家呢？
再就是，医生们往往只是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诊治。现在医学分科分得很细，这样做的好处是出现了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某个专家绝对擅长看他本行的疾病，但是，人们患的疾病却没有那么单一、纯粹。所以，这里面也有医学本身发展的问题。还有，医生们比较耻于跟病人们说“你的病治不好了”，而病人总觉得，来到医院，特别是这种大医院，病肯定能治得好，那么，一旦病人因病去世，病人家属就会认为是医疗事故了。
我们的民众并不了解医疗的风险，其实，很多疾病，医生也无能为力，医学也有局限性，不是医生不想把病人治好，而是，有许多病是没法治好的。所以，医患关系的不和谐，有种种原因。从医生这方面，我们要不断提倡医学的人文精神，医学是为人服务的，所以，医学应该有它的人文性，但是，多少年来，我们只是把医学看成是一门科学。中医同道这方面做得要好一些，更加亲民一些，民众也更容易接受。
《科学生活》：您前面提到的全科医生，一般只有在社区医院才有，但是，人们对全科医生的需求却越来越大，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杨教授：走发展全科医学的这条路是历史的必然。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当经济发展之后，必定是要求最直接的基层医疗服务要与之配套，而不是小病、大病都跑到大医院去看。我国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社区医院的医生水平不高，民众信任度差，而这种状况会随着全科医学的发展和人们对全科医学认识的提高而逐步改善。
我本人是个专业程度非常高的专科医生。我是个内科医生，而且是内科医生里面的消化科医生，在消化病里面我主要看肝病，肝病里面我主要看肝癌，所以，我是看肝癌的医生。当然，专科医生确实必要，比如，一个肝癌的病人来找我看，我肯定很专业，但是，如果我到社区里面，我只会看肝癌就派不上用场了，因为一个社区里面也没几个肝癌的患者。以前，让大医院的医生下到社区去，大都很难坚持。领导们想得很好，希望大力推进大医院的医生进社区，但事实是，大医院的医生不会看社区的病。社区里看的是腰酸、头晕、吃不下饭这些问题，这些就需要全科医生来处理。
我是中国全科医学的积极推进者，我做过中华医学会全科学会主任委员，至今仍是名誉主委。我做的工作就是促进全科医生的培养。我们中山医院是全国第一个设立全科医学科的三甲医院。我觉得医科学校的大学附属医院都应该设立全科医学科。如果医科学生在学校里面就不知道什么是全科医学，那么，他以后怎么会去做全科医生呢？现在的医学生在实习的医院里面都是看一些疑难重症，当这些学生毕业以后不单不愿去基层医院，他们也不会看基层医院的病。所以，我觉得，像中山医院这样的教学医院必须有全科医学科，让学生得到学习和锻炼。
现在的大医院都在忙高精尖的东西，医院的领导层都希望自己医院的医生出成果，或者是论文在美国国际上顶级杂志发表了，或者能做什么大的手术了，等等。但是，不应该忘记，医院还有培养学生的任务。学生要学高精尖的知识，但也要学一般的东西，所以，我也一直在呼吁。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全国也没有几家三级大学附属医院设立全科医学科。比如，杭州有一家医院，是香港邵逸夫投资的，它有全科医学科。其实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医院都有全科医学科，像我国台湾的大医院也有全科医学科，他们叫家庭医学科。
现在，大批的医学生毕业了，但是，有些学医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不愿意到基层去，甚至不愿意当医生了，当然这里面也有待遇等现实的问题。再加上现在的医患纠纷比较尖锐，越来越多的医学生及在职的医务人员离开了医疗的岗位，这是一种巨大的人力资源的浪费。一个医学本科生至少要读五年大学，研究生还要再读几年，如果最后没有从事医疗的工作，这无论对社会还是本人来说都太可惜了。
《科学生活》：听说您的业余爱好十分广泛，特别是绘画和写作，您还在上海美术馆办过好几次画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是这样的吗？
杨教授：我的业余爱好还是蛮多的，当然，比较集中的还是画画，特别是钢笔风景画，属于素描一种。素描这个词来源于西方，“素”就是不用颜色，“描”就是描绘眼前看到的东西，中国画里面有一种传统的画法叫做“白描”，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用线条勾勒景物。我没有专门学过画画，和大家一样，就是在中小学上美术课向美术老师学习的那点基础，完全出自于自己的爱好。 特别是在我学医以后，需要看很多大部头的医学书籍，而且我在读医科是在1957年，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也多，画画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很不合适，所以，我也有相当一段时间把绘画这爱好丢掉了，直到1980年以后才重新捡起来。所以，像这种钢笔画，我也差不多画了三十几年了，不断地画，熟能生巧，边画边学边琢磨，我也常常看别人画的东西，常常去看画展，买一些绘画的书籍学习，加上自己不断地实践，才逐渐有了进步。可见，很多东西只要用心去钻研，就会有所收获。
美术界为了提倡写生的精神，在上海美术馆为我开了两次画展。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画家已经不写生了，因为写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要站在外面画上一两个小时。所以，很多画家就拍张照片回去画，还有的画家连照片也不用拍，就按照画报上摄影家拍好的作品画。但是，美术界还是提倡写生的精神。我在浦东国际会议中心那里画浦西，从早上9点开始画到下午4点，将近画了一天。从十六铺到北外滩，一共画了六张，然后把他们拼接起来，成了上海外滩全景图。累吗？不累，俗话说乐此不疲，人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总是愿意花心思去做。
除此之外，我还喜欢写作，写得比较多的还是医学科普的文章。我写过许多医学科普作品，最近，刚刚完成一部医疗方面的小说。里面包含24个短篇小说，每个短篇小说都包含一个主题，都是有关医学方面的。有些是赞美全科医生的，比如《王家妈看毛病》，是说这个王老太太有高血压、糖尿病，虽然病情稳定，但她只相信看专家，每次都是她女儿陪着她去，因为要看两个科的专家，十分不便，女儿也不堪其扰。但是有一次，她女儿出差去了，没人陪王老太太去看专家门诊了，她就只好去社区里面看全科医生，谁知这个全科医生看得非常仔细，王老太太心悦诚服，决定以后再也不看专家了，就看全科医生。
还有《李老伯的胃病》这篇文章，是写李老伯有一段时间酒喝得多了些，觉得胃不太舒服，其实也没什么大事，结果李老伯到大医院找了一个胃癌的专家看病，他不想说喝酒多的事又怕专家不重视他的病，就把病故意说得严重些。这个专门看胃癌的专家，一看是个老年人来看胃痛，还说人也瘦了，也不想吃饭了，结果就让李老伯去做胃镜，结果胃镜也没什么问题。其实他本应去社区里面看全科医生，吃点药观察、观察。我希望通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故事，使民众对医学之艰难、医者之艰辛，多一份理解，相信这也会有利于医患之间的和谐。
